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通过将其制定的制度法则不断向高校渗透,正深刻地改变着高校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这种制度同化给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发挥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长期来看,当高校组织不再能够从对环境的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求得平衡时,将有可能危及到高校的生存。因此,必须重视解决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正确把握组织与环境的划界是解决“制度同化”过度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高校 制度同化 制度环境 科层化 官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300-02
蒂玛基奥和帕威尔认为:①所谓“制度同化”就是组织存在于一定的“场”中,并在这里相互趋于同样结构形态的现象。“制度同化”概念强调的是,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塑造作用,而制度同化的过程主要借助于“同构性”,如梅耶和罗文就曾提出,②同构性是制度环境中主要的桥梁过程:组织通过把制度法则结合到自己的结构中,并使组织在结构上变得更加一致、更加相似。
当前,我国高校存在“制度同化”过度的现象,高校通过把政府主导的制度法则结合到自己的结构中,并使组织在结构上十分接近于政府的科层化结构。在政府的主导下,我国高校的设置与行政级别直接挂钩,有部级、副部级的国家重点高校,厅局级的普通本科类高校,副厅局级的专科类高校等等。政府给予高校这样的行政等级区分,便于不同层级的政府对高校进行管理和控制。此外,这样划分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为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提供依据。高校以及高校领导干部所享受的待遇,均与学校的行政级别紧密相关。依此分析,很多现象便不难解释,例如,为什么高校都想办法要跻身“211”、“985”高校的行列,为什么在20世纪九十年代高校会刮起合并升格之风。这些现象背后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但也揭示出高校对行政级别追求以获得利益倾斜的行为动机。
由于政府拥有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是制定制度的主体,所以在政府主导“制度同化”的条件下,高校首先从满足“制度合法性”的要求出发,也会按照政府的意志将其制定的制度法则结合到自己的结构中,何况还有获得优势的地位作为诱因,更促使高校主动模仿政府制定的法则,这引发了我国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
一、制度同化过度的消极影响
现代高校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其内部不仅包括科研子系统、教育子系统,还包括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多个子系统,每个系统所分担的任务有明显差别。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高校的进一步扩招和院系合并升格,高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承担如此繁杂的事务,拥有这样庞大的规模,高校要有序地运转,就需要更加高效的管理。以专业化和等级制指挥系统为特征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变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高校的制度同化有其积极的影响。但是,高校与政府组织的技术内核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异,高校组织结构过分仿照科层化,使组织必然发生强烈的排异反应,这样的制度同化过程正给高校带来越来越多消极的影响。
(一)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地位削弱,决策的合理性难以保障
高校是创造知识的场所,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之所以能够从高校这个母体中孕育出来,是因为高校相对于其他组织,享有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在科研活动中,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自主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长官意志的束缚,不机械顺从于公众结论,从而保证了高校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在这样的组织中,扁平化的结构更利于开展理性讨论,便于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想法的碰撞。没有标准化了的程序,没有高层次的等级结构,所谓的“负责人”只是扮演“联络装置”(liaison devices)③的角色。高校中的教学研究会议采用的正是这样的结构,其组成人员都来自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们关注并能够把握学科的前沿和发展方向,能够对学科的建设从专家的眼光提出建议,从而为相应的决策提供合理性。然而,随着“制度同化”过程的推进,高校学术科研领域的制度法则也发生了变化,教学研究会议的功能被极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科层化的管理模式。有关科研经费、项目的申报和人才的留学培养等决策,要经由系主任、院长、到教务长的层层审批,扁平结构中分散的决策权在这里发生了向上集中的变化。科层化及其配套法则的应用,使得高校学术领域理性讨论的体制遭到破坏,决策的合理性因而难于保障。
(二)“官本位”的组织文化盛行,挫伤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助长了浮躁情绪
高校的行政级别与其获取资源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制度同化的另一个结果则是,高校系统内部各级领导的待遇也与其行政级别直接对应。除此之外,一个明显有失公允的潜规则正操纵着高校内部学术领域的资源流向,即领导或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容易得到科研项目,其科研能力也易于及早被承认和肯定。这使得很大一部分教授和科研人员,在意识到当官的好处后,放弃了踏实做学问的作风,转而奉行起“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努力向权利的上位攀爬。更严重的是,这种由职务产生的权利被制度化了。“制度化的权利是指来自职位的权利,是合法地属于任何具有权威或影响的社会角色或组织中的官位担当者的权利。正是制度化的权利保证了利益能够自动的流向这些拥有职权的人,而不管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成就如何。”④特别是,那些身处官位但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技不如人的领导,对这个领域的专家可以指手画脚,还有大量获取资源的机会,极大地挫伤了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高校中盛行的这种“官本位”的组织文化,鼓励的不是扎扎实实的科研和教学,也不是做学问的日积月累,而是助长了“短、平、快”的浮躁情绪,致使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长期以往必将危及高校作为学术重镇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
(三)组织精英向系统外流失,组织的长期发展缺乏潜力
当官既然有那么多的好处,“官职”的授予自然会被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视作一种奖励。于是,就出现了高校的“奖官”现象,即给予那些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以官职,以证明学校对人才价值的肯定和重视。然而,这使得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精英开始逐渐从学术系统流失。这是因为,被“奖官”的人员做官后,多数情况下是荒废了自己的专业业务;还有许多人尽管采取了在学术和管理两个领域“双肩挑”的模式,但也往往由于管理工作牵扯了过多的精力,而日渐跟不上学科发展的脚步,落在了学术科研队伍的后面。由此,在人才逐渐流失的情况下,高校的学术发展构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教学和科研领域出成绩的人变少——“奖官”给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和科研领域的精英减少——教育和科研领域出的成果更少。以成绩作为职位晋升的根据,这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逻辑,是科层制的典型特征,将其在高校的管理领域运用没有多大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把它同时结合进学术领域,成为高校学术和管理通用的制度规范。在这种规范下,教学和科研人员的价值观发生扭曲,追求行政上的高级别,致使组织精英流向系统外部,组织自身的发展缺乏潜力。
二、高校对制度环境的依附性和独立性
首先,非常肯定的是,组织对环境具有依附性。环境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分析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组织的制度环境。对高校来说,政府是制定制度规则的主体。高校要想生存,必须满足“制度合法性”的要求,接受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
其次,组织还必须持其技术核心,这是组织与环境划界的底线。这是因为,一个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根本上,在于组织之间的技术核心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乃是组织存在的必要前提。知识的传承与创造是高校的技术核心,高校内部的教育系统和科研系统是它的技术系统,这就决定了高校的管理系统以及新近产生的后勤系统,均要为保持技术系统的完好和正常运作提供相应的支持。从长期来看,高校是以其作为学术重镇的重要地位为其存在的根本理由的,因此,“技术合理性”对于高校的生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功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承接组织的功能,在理想状态下,存在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与之对应。但是,组织结构又明显地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同化对于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塑造力,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对组织的影响效果会更强。这是因为,组织要生存必须首先满足制度合法性的规范和要求,由于政府掌握着对大量重要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它作为制定制度的主体,对任何其他组织来说都必须服从、顺应它制定的制度规范、规则,接受它主导的制度同化。然而,当制度同化超过了组织与环境划界的底线,致使组织赖以维系其技术生产的结构受到损害时,组织功能的发挥就会出现故障,技术合理性持续降低,将会威胁到组织的生存。
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通过将其制定的制度法则不断向高校渗透,正深刻地改变着高校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这种制度同化给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发挥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长期来看,当高校组织不再能够从对环境的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求得平衡时,将有可能危及到高校的生存。因此,必须重视解决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正确把握组织与环境的划界是解决“制度同化”过度问题的关键。
三、政府与高校的划界和互动
从政府方面来看,由于高校的制度同化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政府应该尽快调整其制定制度规则的思路,不能一味强调对高校的管理和控制,还应认识到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充分自主治理的空间是高校创造知识和进行教学创新的必要前提。为此,政府应适当减少对高校的检查、审批、评估和评比活动,给高校留出更多自主办学的空间,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才能使人才的培养更好地适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此外,逐渐转变政府职能,推动高校资源供给模式由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向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转变。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代替了过多本应由市场扮演的角色。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就承担着对高校进行资源分配的重要职能,以致高校面对政府主导的过度制度同化缺乏自我保护力。当政府将这一职能的大本分移交给市场和社会承接时,相信在很大程度上,高校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优化组织结构,完善技术合理性的活动中,而不是忙于应付制度合法性的规范要求。同时,当市场和社会成为高校资源配置的调节者时,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会更符合市场和社会的需求,能够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从高校自身来看,首先,修复专家组成的扁平组织结构,恢复其在专业领域的话语地位,适时增加集体讨论的频率,淡化学术领域中负责人的实际权力,使其作为“联络装置”发挥基本的沟通、协调功能。其次,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教学、科研的创新,运用激励机制对优秀工作者及时予以肯定和奖励。注意要在尊重知识创造规律的基础上,理性地看待知识创造的周期性,杜绝浮躁情绪和假学术的不正之风。再次,要通过宣传和日常工作的渗透来坚定全体教职工对于知识传承和创造的神圣感、使命感,努力回归“学本位”的组织文化。
从政府与高校的长远发展来看,还应注重培养政府与高校的互动关系,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在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背景下,高校与政府形成的是一种隶属关系,政府明显居于强势地位,双方不易进行友好型的互动,不利于高校的学习和成长,其潜力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随着政府对自身与高校划界认识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增强,以及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对高校内部事务的行政干预会越来越少,而主要承担起监督的职能,这时高校与政府的组织地位有望平等化,从而为双方互动合作关系的建立提供可能性。
注释:
①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i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mor ohism and Collective Re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Rields, 48, p.147~1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金东日.现代组织理论与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②[美]W·理查德·斯格特著.黄洋等译.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③金东日.现代组织理论与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④[美]格而哈斯·伦斯基著.关信平等译.权利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关键词高校 制度同化 制度环境 科层化 官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300-02
蒂玛基奥和帕威尔认为:①所谓“制度同化”就是组织存在于一定的“场”中,并在这里相互趋于同样结构形态的现象。“制度同化”概念强调的是,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塑造作用,而制度同化的过程主要借助于“同构性”,如梅耶和罗文就曾提出,②同构性是制度环境中主要的桥梁过程:组织通过把制度法则结合到自己的结构中,并使组织在结构上变得更加一致、更加相似。
当前,我国高校存在“制度同化”过度的现象,高校通过把政府主导的制度法则结合到自己的结构中,并使组织在结构上十分接近于政府的科层化结构。在政府的主导下,我国高校的设置与行政级别直接挂钩,有部级、副部级的国家重点高校,厅局级的普通本科类高校,副厅局级的专科类高校等等。政府给予高校这样的行政等级区分,便于不同层级的政府对高校进行管理和控制。此外,这样划分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为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提供依据。高校以及高校领导干部所享受的待遇,均与学校的行政级别紧密相关。依此分析,很多现象便不难解释,例如,为什么高校都想办法要跻身“211”、“985”高校的行列,为什么在20世纪九十年代高校会刮起合并升格之风。这些现象背后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但也揭示出高校对行政级别追求以获得利益倾斜的行为动机。
由于政府拥有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是制定制度的主体,所以在政府主导“制度同化”的条件下,高校首先从满足“制度合法性”的要求出发,也会按照政府的意志将其制定的制度法则结合到自己的结构中,何况还有获得优势的地位作为诱因,更促使高校主动模仿政府制定的法则,这引发了我国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
一、制度同化过度的消极影响
现代高校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其内部不仅包括科研子系统、教育子系统,还包括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多个子系统,每个系统所分担的任务有明显差别。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高校的进一步扩招和院系合并升格,高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承担如此繁杂的事务,拥有这样庞大的规模,高校要有序地运转,就需要更加高效的管理。以专业化和等级制指挥系统为特征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变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高校的制度同化有其积极的影响。但是,高校与政府组织的技术内核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异,高校组织结构过分仿照科层化,使组织必然发生强烈的排异反应,这样的制度同化过程正给高校带来越来越多消极的影响。
(一)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地位削弱,决策的合理性难以保障
高校是创造知识的场所,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之所以能够从高校这个母体中孕育出来,是因为高校相对于其他组织,享有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在科研活动中,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自主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长官意志的束缚,不机械顺从于公众结论,从而保证了高校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在这样的组织中,扁平化的结构更利于开展理性讨论,便于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想法的碰撞。没有标准化了的程序,没有高层次的等级结构,所谓的“负责人”只是扮演“联络装置”(liaison devices)③的角色。高校中的教学研究会议采用的正是这样的结构,其组成人员都来自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们关注并能够把握学科的前沿和发展方向,能够对学科的建设从专家的眼光提出建议,从而为相应的决策提供合理性。然而,随着“制度同化”过程的推进,高校学术科研领域的制度法则也发生了变化,教学研究会议的功能被极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科层化的管理模式。有关科研经费、项目的申报和人才的留学培养等决策,要经由系主任、院长、到教务长的层层审批,扁平结构中分散的决策权在这里发生了向上集中的变化。科层化及其配套法则的应用,使得高校学术领域理性讨论的体制遭到破坏,决策的合理性因而难于保障。
(二)“官本位”的组织文化盛行,挫伤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助长了浮躁情绪
高校的行政级别与其获取资源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制度同化的另一个结果则是,高校系统内部各级领导的待遇也与其行政级别直接对应。除此之外,一个明显有失公允的潜规则正操纵着高校内部学术领域的资源流向,即领导或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容易得到科研项目,其科研能力也易于及早被承认和肯定。这使得很大一部分教授和科研人员,在意识到当官的好处后,放弃了踏实做学问的作风,转而奉行起“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努力向权利的上位攀爬。更严重的是,这种由职务产生的权利被制度化了。“制度化的权利是指来自职位的权利,是合法地属于任何具有权威或影响的社会角色或组织中的官位担当者的权利。正是制度化的权利保证了利益能够自动的流向这些拥有职权的人,而不管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成就如何。”④特别是,那些身处官位但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技不如人的领导,对这个领域的专家可以指手画脚,还有大量获取资源的机会,极大地挫伤了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高校中盛行的这种“官本位”的组织文化,鼓励的不是扎扎实实的科研和教学,也不是做学问的日积月累,而是助长了“短、平、快”的浮躁情绪,致使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长期以往必将危及高校作为学术重镇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
(三)组织精英向系统外流失,组织的长期发展缺乏潜力
当官既然有那么多的好处,“官职”的授予自然会被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视作一种奖励。于是,就出现了高校的“奖官”现象,即给予那些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以官职,以证明学校对人才价值的肯定和重视。然而,这使得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精英开始逐渐从学术系统流失。这是因为,被“奖官”的人员做官后,多数情况下是荒废了自己的专业业务;还有许多人尽管采取了在学术和管理两个领域“双肩挑”的模式,但也往往由于管理工作牵扯了过多的精力,而日渐跟不上学科发展的脚步,落在了学术科研队伍的后面。由此,在人才逐渐流失的情况下,高校的学术发展构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教学和科研领域出成绩的人变少——“奖官”给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和科研领域的精英减少——教育和科研领域出的成果更少。以成绩作为职位晋升的根据,这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逻辑,是科层制的典型特征,将其在高校的管理领域运用没有多大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把它同时结合进学术领域,成为高校学术和管理通用的制度规范。在这种规范下,教学和科研人员的价值观发生扭曲,追求行政上的高级别,致使组织精英流向系统外部,组织自身的发展缺乏潜力。
二、高校对制度环境的依附性和独立性
首先,非常肯定的是,组织对环境具有依附性。环境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分析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组织的制度环境。对高校来说,政府是制定制度规则的主体。高校要想生存,必须满足“制度合法性”的要求,接受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
其次,组织还必须持其技术核心,这是组织与环境划界的底线。这是因为,一个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根本上,在于组织之间的技术核心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乃是组织存在的必要前提。知识的传承与创造是高校的技术核心,高校内部的教育系统和科研系统是它的技术系统,这就决定了高校的管理系统以及新近产生的后勤系统,均要为保持技术系统的完好和正常运作提供相应的支持。从长期来看,高校是以其作为学术重镇的重要地位为其存在的根本理由的,因此,“技术合理性”对于高校的生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功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承接组织的功能,在理想状态下,存在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与之对应。但是,组织结构又明显地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同化对于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塑造力,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对组织的影响效果会更强。这是因为,组织要生存必须首先满足制度合法性的规范和要求,由于政府掌握着对大量重要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它作为制定制度的主体,对任何其他组织来说都必须服从、顺应它制定的制度规范、规则,接受它主导的制度同化。然而,当制度同化超过了组织与环境划界的底线,致使组织赖以维系其技术生产的结构受到损害时,组织功能的发挥就会出现故障,技术合理性持续降低,将会威胁到组织的生存。
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通过将其制定的制度法则不断向高校渗透,正深刻地改变着高校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这种制度同化给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发挥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长期来看,当高校组织不再能够从对环境的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求得平衡时,将有可能危及到高校的生存。因此,必须重视解决高校制度同化过度的问题。正确把握组织与环境的划界是解决“制度同化”过度问题的关键。
三、政府与高校的划界和互动
从政府方面来看,由于高校的制度同化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政府应该尽快调整其制定制度规则的思路,不能一味强调对高校的管理和控制,还应认识到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充分自主治理的空间是高校创造知识和进行教学创新的必要前提。为此,政府应适当减少对高校的检查、审批、评估和评比活动,给高校留出更多自主办学的空间,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才能使人才的培养更好地适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此外,逐渐转变政府职能,推动高校资源供给模式由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向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转变。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代替了过多本应由市场扮演的角色。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就承担着对高校进行资源分配的重要职能,以致高校面对政府主导的过度制度同化缺乏自我保护力。当政府将这一职能的大本分移交给市场和社会承接时,相信在很大程度上,高校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优化组织结构,完善技术合理性的活动中,而不是忙于应付制度合法性的规范要求。同时,当市场和社会成为高校资源配置的调节者时,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会更符合市场和社会的需求,能够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从高校自身来看,首先,修复专家组成的扁平组织结构,恢复其在专业领域的话语地位,适时增加集体讨论的频率,淡化学术领域中负责人的实际权力,使其作为“联络装置”发挥基本的沟通、协调功能。其次,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教学、科研的创新,运用激励机制对优秀工作者及时予以肯定和奖励。注意要在尊重知识创造规律的基础上,理性地看待知识创造的周期性,杜绝浮躁情绪和假学术的不正之风。再次,要通过宣传和日常工作的渗透来坚定全体教职工对于知识传承和创造的神圣感、使命感,努力回归“学本位”的组织文化。
从政府与高校的长远发展来看,还应注重培养政府与高校的互动关系,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在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同化背景下,高校与政府形成的是一种隶属关系,政府明显居于强势地位,双方不易进行友好型的互动,不利于高校的学习和成长,其潜力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随着政府对自身与高校划界认识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增强,以及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对高校内部事务的行政干预会越来越少,而主要承担起监督的职能,这时高校与政府的组织地位有望平等化,从而为双方互动合作关系的建立提供可能性。
注释:
①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i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mor ohism and Collective Re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Rields, 48, p.147~1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金东日.现代组织理论与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②[美]W·理查德·斯格特著.黄洋等译.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③金东日.现代组织理论与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④[美]格而哈斯·伦斯基著.关信平等译.权利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