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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迟来的采访。
两年前就跟孙甘露约专访，他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在时间上，他询问能否稍缓一缓，那时的他正在写长篇小说，希望等他手头的小说写完了，再好好聊一聊。想到已经很久没看到孙甘露的小说新作，便同意了。只是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春夏秋冬。去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碰到孙甘露，行走有些不便，一问才知不小心腿骨折了，打了石膏，小说也搁置了。到了今年，陆续听到孙甘露接任《萌芽》《略知一二》杂志社社长，当选上海作协副主席的消息。我发短信过去：小说如何？采访如何？孙甘露回复，忙，小说暂时只能搁下了。不过这一联系，我们约定的采访提前了。
藏青色的西装，浅灰色的毛衣，一条淡褐色格子围巾，谈话间时而抬手，西装袖口处金色的扣钉闪闪——再见孙甘露，依然是那么绅士，那么文艺范儿，正如复旦教授严锋所言：“永远穿着质料最考究的、剪裁最合身的衣服，温润如玉，举止儒雅，气度高华，犹如刚从金庸小说中走出来的中年文侠。”
除了外表的不俗，这位“文侠”的功力可谓深厚，1986年孙甘露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使他成为典型的“先锋派”。之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吸》，中短篇小说集《访问梦境》，小说集《忆秦娥》，作品集《请女人猜谜——中国小说五十强（1979—2000）》，随笔集《在天花板上跳舞》《比缓慢更缓慢》等，作品有英、法、日、俄、意等国译本，单篇作品被收入海内外多种文学选集。
“那些莫名其妙的祈祷、忏悔、梦呓和胡说八道居然被称之为‘小说’，如果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也就是当代中国小说完成的一次最尖锐的革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不管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都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北大教授陈晓明如此评价道。孙甘露的小说让读者惊艳，同时也让不少同行折服。上海的作家小宝称：“孙甘露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相当于姚明之于中国篮球！”北京的作家王朔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只是近些年，这位“文侠”似乎疏于“练功”，常常能在各类文化活动上看到他，且话也不多，或像穿针引线的主持人或像陪衬的捧场者，禁不住为他着急：自2003年发表小说《忆秦娥》，一晃已十年，何时能等来你的小说新作呢？可是，他却仍然是一副不慌不忙的姿态。好吧，只好通过采访一探究竟。
边工作，边度假
采访孙甘露时，他刚从作协一个研讨会中抽身出来。刚到办公室坐定，就立马有人找，之后也是电话、短信不断。他告诉我，在作协事务很多，包括大量的文学活动、研讨活动、对外交流活动、青年作家培养计划等等，手头正忙的是明年上海代表团参加2014年巴黎书展的事情。
2013年年初，作家赵长天病逝，孙甘露接下了好友的担子，任《萌芽》《略知一二》杂志社社长，虽然曾在《上海壹周》担任多年的总策划，但对于这两份针对青年、青少年的文学刊物，孙甘露坦言还是有挑战的：“以《萌芽》为例，原来是事业单位，现在转企了，面临生存方面的压力，虽然我对文学杂志的内容策划是熟悉的，但在经营方面，还处在学习、了解阶段。”
“这么多层出不穷的事情，你的小说写得如何呢？”我抛出了这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是啊，小说又耽搁下来了。”孙甘露叹了口气，眼神朝天花板处停留了一会儿，转而对我说道，“工作肯定会影响创作，但影响一点也没关系。机关工作很琐碎，但这个工作总要有人做。作协作为一个机关机构，从事为作家服务的工作，兼有推广文学、阅读、写作的责任。曾有段时间，出版业形势严峻，不过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推动，气氛是有所转变的，阅读又成为大众心中蛮重要的事情，出现小小的热潮，比如2013年上海书展，我们策划了国际文学周，一个星期，单文学周这个子项目，就做了近40场活动，读者很踊跃，这说明有些通道以前读者不了解。之前也有出版社做推广，但不像现在形成势头，大家纷纷都在做，几方联合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阅读，喜爱阅读。我们把读者想读的书，介绍给他们，也为作家找到他的读者。对作家来说，只是默默地写，没人看，写作只是完成了一半，只有更多人关心阅读，写作这件事才会被充分发掘出来。此外，让两岸三地的作家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流这类事情，单靠某个出版社、机构来做很难，必须要有政府的背景，像作协这样的平台来做。”
工作虽琐碎，但显然孙甘露是乐在其中的，“看到一本喜欢的书通过你的努力让更多人读到了，也很开心。而且日常工作蛮重要的，要有人做，当我们可以安心写作时，有大量机关的人在忙碌，现在轮到我们来做点事情，好让其他作家可以安心寫作。”
记得之前孙甘露一直在说，“我希望落伍一点、慢一点”，甚至还出了本《比缓慢更缓慢》的随笔集，可是现在每天眼一睁就出门，忙得团团转，这是否有悖于他一直彰显的生活态度呢？
“从内心来讲，并不矛盾。很多人可能把时间单位分成每月有个工作量，每年有个总工作量，三到五年希望获得一个晋升……这是他的时间单位。但我不这么看，人的一生最终来看，无非是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时代，从这个单位来看，时间就可以放缓一点。其实，并不是生活得轻松，而是想尽量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写作和生活。生活和写作还是很繁重的，但人生应该始终像度假一样轻松自在，闲适的，放松的，自由的，不被某种现实的功利目的纠缠。我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次长假，根本不想建功立业，写作上也是这样，写作应该在尽量松弛的状态下进行，我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写作，比如说职称，社会影响。如果写作成了一种世俗衡量的功业，那么放弃它也决不可惜。”
写作应该从生命内部生发出来
生活的心态可以缓慢而悠闲，但是在视若珍宝的写作上，也如此闲散，新作再三被其他事所耽搁也不急不躁，还是令人有些费解。虽然孙甘露说“写作量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指标。”但这个回答看起来还是有些表面，无法驱散我脑中的疑云，只好围绕他的写作经历再抛出一串问题。 孙甘露的父亲是军人，一直住在部队，家里人没有随军，住在部队的院子里。1966年孙甘露进小学，正碰到文革，期间不断搬家，“短暂居住的经历，愈发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战争在远方，也在不远处，就在你的床边。孤寂和忧虑令你向什么屈服，终于我向书籍寻求了慰藉。”孙甘露如饥似渴地看着家里或朋友留下的书籍，同时，阅读激发了他的想象，激发了他想要表达的愿望。中学毕业后，19岁的孙甘露分配到邮政局，送信送报纸之余，写起了小说，他用写作思考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理清各种困惑，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与自己对话。1986年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发表了，文章独特的风格引发界内不小的争议。但有争议总强于无法面世，1980年至1985年这6年间孙甘露一直在学习、写作，包括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只是不被认可，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把它们全部烧掉了。许多朋友也劝他，可以先写一些能被刊物接受的作品，等站住脚后再进行试验，但是孙甘露却“一意孤行”。
“当时为何不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呢？”我问他。
“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你只能用你的方式，只能忠于内心，而且也许你学了别人，以为改变了，实际上还是那样，本质很难改变。”
在孙甘露看来，写作应该是从生命内部生发出来的，写作只和自己的生活、经历、阅读等有关。“曼德拉刚去世，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监狱里，这个经历肯定塑造了他，走出监狱的那刻，他说，要把所有的怨恨都留在监狱，如果带着的话，心就还在监狱里没有走出来。这一个感悟，没有监狱的经历，是认识不到的，这跟要写个监狱题材深入生活，不是一回事。何为深入生活，蹲监狱才是深入生活，参观监狱只是有初略的感受。真正的文学创作不是浮皮潦草地到某个行当去蹲两个礼拜，没用的，即便写出来，最终决定你这样写的，也不是这两个礼拜的体验，而是你的一生，整个生命的体验。”
“这样看来，是否可写的东西很少呢？”我问。
“对，我认为，只有个人经验、生命体会中最特殊的部分，才是可写的东西，本质上一个小说家只能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他有切身经验的部分。那些什么都能写的人不是本质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受雇的工匠。”
“那么，你怎么看待灵感这样玄妙的事物呢？”我又问。
“我觉得写作本质上没有什么灵感，就是不断艰苦地工作，灵感就像你的经验一样，渐渐积累，日思夜想，总有一天会给你一个感悟，这是工作的结果。当然人也有天赋的，有人善于表达，有人可能都明白，但是写不出来。”
忽然间，我理解了为何孙甘露在写作上那么从容不迫，那么享受着日常生活，甚至享受着繁琐的工作，因为他的写作是与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从写作角度而言，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为他所用，成为写作的资源。“有些人可能觉得工作会干扰写作，其实即便现在是专业写作，什么都不管，父母、子女、兄弟以及各种事还是会来干扰你，但是换种角度想，这些都是写作的对象啊，家庭关系、子女教育、工作、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写作需要关注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如果这些方面没有深刻体会，坐在桌子前再久也没有用啊。现在我看书、写作的时间虽然少一点，但其他方面的学习储备每时每秒都在发生，比如现在跟你聊天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些工作，与人的交流都让我更静心地思考，把问题沉淀下来，多想想，而不是匆忙地写作，浮光掠影地绕过。所以说，我有什么好焦虑的，写作是伴随一生的。”孙甘露说道。
显然，在孙甘露眼里的“写作”迥异于那些洋洋洒洒却言之无物的“写作”，他对写作是苛刻的。在他看来，心灵感悟上没有储备好或体力精力不济时去写作，就如同一种表演。同时对于作为写作者的自己，他也是严格的。“也许写作对你个人是最重要的，但是把你的写作放在一个大的范围里，可能无关紧要，对其他读者来说，可能是不需要读的，所以必须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不一定单位时间花在上面最多就最重要，人是很具体的，写作很重要，家庭、业余爱好也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成为你整体的一部分。”
纳博科夫花了很多时间去捕捉蝴蝶，收集蝴蝶，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他的写作文体上的斑斓丰富。而孙甘露像度长假一样享受着日常生活，带着审美的目光，纯粹地体验人生，这也使他的小说蕴含了分外俊丽的风景，搁满了触发人们无限想象的语言奇石，流淌着溪流一样缠绵的、浓稠的诗意。正如文化研究者汪民安所言，孙甘露“写出属于他的句子，写出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写出将他的名字抹掉但仍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的句子，写出让他的民族语言感到无比愕然的句子”，“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多产。经验告诉读者，仔细地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消耗的体力和时间，要超过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
在写作中探险，让外界猜谜
数年来，孙甘露的另类小说，让不少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也让不少评论家一筹莫展。孙甘露的小说扑朔迷离，而他本人也让人猜谜，无论是他一直的独身生活，还是他的种种经历，比如他的爱马仕T台秀。
作家毛尖在一文中写道：“他稍稍高于饮食男女地活着，既不做任何感情不到位的动作，也不做任何感情指向具体的表达。他生活在当代，却跟本雅明影集里的人物一样忧伤深沉，又跟迪斯尼乐园里的卡通一样单纯快乐，有时候，我们也替他着急，你不能无限地以红楼梦的方式存在，上海如果可以寄放你的信件，也应该寄放你的肉身，再说，爱慕你的人那么多，总有愿意和你共生死的珍西宝。接着，宝爷就问：‘我为你的《呼吸》取了一个音译的题目，就叫Who is she，到底Who is she？’对此，孙甘露只说，这题目好。”
且不深究Who is she，画家陈丹青索性说，孙甘露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位女性。作家刘恒说，孙甘露的目光里有女人的柔情。孙甘露并不愿意深谈朋友们这方面的评价，觉得说透了，就没有了意趣。那么他又是如何在小说中精确把握、细腻描绘女性的心理的呢？
“是根据经验来的，比如你曾经看到一个人在危难时刻的表现，借此揣摩他的心理过程。有个作家写过一部书，后来拍成一个电影叫《苏菲的选择》，剧中，纳粹让主人公苏菲在女儿和儿子中选择一个活下来，最后她选择了儿子。一般而言，文学关注的是特殊情景下人的反应，不是日常的反应，而且人在面对危险、困境时本质上的反应是一样的，虽然体格上有点差异，男人看上去更勇猛一点，但这都是表面的，不涉及到最根本性的东西。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多面性的，随着地点时间改变，人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孙甘露告诉我。
“何时觉得准备得差不多，开始动笔了呢？”我问他。
“我觉得永远不要这样想，写作这件事就是要开始。要准备的话，永远开始不了。而且如果都编好了，我就不想写了，有什么乐趣呢？这如同对一个人的了解，在似清楚非清楚之间，才有去了解的愿望。有个比方很著名，你发现墙角有个洞，有个尾巴在那里，你不知道是什么，去拉拉看，一拉墻塌了，原来是一头大象……这就很有悬念。但是假如你一开始就知道，哦，这是一头大象，我把它写下来，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写作不应该是这样的，尤其是小说写作。”
“这样的话，小说写作过程中是否改动会非常大？”我问。
“所谓写得好的本领就是改得好的本领，就是修改的能力，不要相信一个人一稿到底，这是吹牛。写作是非常千变万化的，有很多细微的部分。就像旅行一样，有的人会事先计划得很好，所有酒店都订好；有的人则背起背包就走，喜欢这个地方就多住一天，不喜欢就坐当天的长途车走，我的写作类似于后者。”
孙甘露如同一位伴水而坐的率性诗人，喜欢整个生命状态、创作状态，随随便便，兴致勃勃，生趣盎然，永远处于新鲜的审美境界。就写作而言，那种未能深思熟虑的质感，尝试探索中的乐趣，千变万化的未知诱惑，是促使他去不断创作的动力。
2004年，孙甘露就谈到自己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少女群像》，只是到现在这部小说还没有出炉。孙甘露告诉我：“《少女群像》这个小说其实是写了一半，写着写着，没有了兴趣，暂时不能让我激动，就放下了。”至于目前正在写的小说，他不愿多谈，他笑着说，“要吸取教训，不要谈论没出版的作品。而且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变化，没出版前一切都有可能。”
孙甘露出生在上海，一直在此居住、生活，上海几乎是他全部的世界，他在上海如此惬意地、游刃有余地生活，但是他从未把上海当作故乡，“我一直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这样的反差也存在于他本人身上。生活中的孙甘露非常随和，对于周围的一切似乎总是温和地旁观，但是在文字迷雾中的孙甘露却是特立独行的。这位精神上永恒的异乡客，清醒而疏离地描述着日常生活，在语词间缓慢地滑行甚或狂舞，从容地进行着充满理趣的思辨，永不恒定的冒险。期待他的新小说能尽快面世，带我们一起冒险。
两年前就跟孙甘露约专访，他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在时间上，他询问能否稍缓一缓，那时的他正在写长篇小说，希望等他手头的小说写完了，再好好聊一聊。想到已经很久没看到孙甘露的小说新作，便同意了。只是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春夏秋冬。去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碰到孙甘露，行走有些不便，一问才知不小心腿骨折了，打了石膏，小说也搁置了。到了今年，陆续听到孙甘露接任《萌芽》《略知一二》杂志社社长，当选上海作协副主席的消息。我发短信过去：小说如何？采访如何？孙甘露回复，忙，小说暂时只能搁下了。不过这一联系，我们约定的采访提前了。
藏青色的西装，浅灰色的毛衣，一条淡褐色格子围巾，谈话间时而抬手，西装袖口处金色的扣钉闪闪——再见孙甘露，依然是那么绅士，那么文艺范儿，正如复旦教授严锋所言：“永远穿着质料最考究的、剪裁最合身的衣服，温润如玉，举止儒雅，气度高华，犹如刚从金庸小说中走出来的中年文侠。”
除了外表的不俗，这位“文侠”的功力可谓深厚，1986年孙甘露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使他成为典型的“先锋派”。之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吸》，中短篇小说集《访问梦境》，小说集《忆秦娥》，作品集《请女人猜谜——中国小说五十强（1979—2000）》，随笔集《在天花板上跳舞》《比缓慢更缓慢》等，作品有英、法、日、俄、意等国译本，单篇作品被收入海内外多种文学选集。
“那些莫名其妙的祈祷、忏悔、梦呓和胡说八道居然被称之为‘小说’，如果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也就是当代中国小说完成的一次最尖锐的革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不管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都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北大教授陈晓明如此评价道。孙甘露的小说让读者惊艳，同时也让不少同行折服。上海的作家小宝称：“孙甘露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相当于姚明之于中国篮球！”北京的作家王朔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只是近些年，这位“文侠”似乎疏于“练功”，常常能在各类文化活动上看到他，且话也不多，或像穿针引线的主持人或像陪衬的捧场者，禁不住为他着急：自2003年发表小说《忆秦娥》，一晃已十年，何时能等来你的小说新作呢？可是，他却仍然是一副不慌不忙的姿态。好吧，只好通过采访一探究竟。
边工作，边度假
采访孙甘露时，他刚从作协一个研讨会中抽身出来。刚到办公室坐定，就立马有人找，之后也是电话、短信不断。他告诉我，在作协事务很多，包括大量的文学活动、研讨活动、对外交流活动、青年作家培养计划等等，手头正忙的是明年上海代表团参加2014年巴黎书展的事情。
2013年年初，作家赵长天病逝，孙甘露接下了好友的担子，任《萌芽》《略知一二》杂志社社长，虽然曾在《上海壹周》担任多年的总策划，但对于这两份针对青年、青少年的文学刊物，孙甘露坦言还是有挑战的：“以《萌芽》为例，原来是事业单位，现在转企了，面临生存方面的压力，虽然我对文学杂志的内容策划是熟悉的，但在经营方面，还处在学习、了解阶段。”
“这么多层出不穷的事情，你的小说写得如何呢？”我抛出了这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是啊，小说又耽搁下来了。”孙甘露叹了口气，眼神朝天花板处停留了一会儿，转而对我说道，“工作肯定会影响创作，但影响一点也没关系。机关工作很琐碎，但这个工作总要有人做。作协作为一个机关机构，从事为作家服务的工作，兼有推广文学、阅读、写作的责任。曾有段时间，出版业形势严峻，不过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推动，气氛是有所转变的，阅读又成为大众心中蛮重要的事情，出现小小的热潮，比如2013年上海书展，我们策划了国际文学周，一个星期，单文学周这个子项目，就做了近40场活动，读者很踊跃，这说明有些通道以前读者不了解。之前也有出版社做推广，但不像现在形成势头，大家纷纷都在做，几方联合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阅读，喜爱阅读。我们把读者想读的书，介绍给他们，也为作家找到他的读者。对作家来说，只是默默地写，没人看，写作只是完成了一半，只有更多人关心阅读，写作这件事才会被充分发掘出来。此外，让两岸三地的作家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流这类事情，单靠某个出版社、机构来做很难，必须要有政府的背景，像作协这样的平台来做。”
工作虽琐碎，但显然孙甘露是乐在其中的，“看到一本喜欢的书通过你的努力让更多人读到了，也很开心。而且日常工作蛮重要的，要有人做，当我们可以安心写作时，有大量机关的人在忙碌，现在轮到我们来做点事情，好让其他作家可以安心寫作。”
记得之前孙甘露一直在说，“我希望落伍一点、慢一点”，甚至还出了本《比缓慢更缓慢》的随笔集，可是现在每天眼一睁就出门，忙得团团转，这是否有悖于他一直彰显的生活态度呢？
“从内心来讲，并不矛盾。很多人可能把时间单位分成每月有个工作量，每年有个总工作量，三到五年希望获得一个晋升……这是他的时间单位。但我不这么看，人的一生最终来看，无非是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时代，从这个单位来看，时间就可以放缓一点。其实，并不是生活得轻松，而是想尽量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写作和生活。生活和写作还是很繁重的，但人生应该始终像度假一样轻松自在，闲适的，放松的，自由的，不被某种现实的功利目的纠缠。我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次长假，根本不想建功立业，写作上也是这样，写作应该在尽量松弛的状态下进行，我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写作，比如说职称，社会影响。如果写作成了一种世俗衡量的功业，那么放弃它也决不可惜。”
写作应该从生命内部生发出来
生活的心态可以缓慢而悠闲，但是在视若珍宝的写作上，也如此闲散，新作再三被其他事所耽搁也不急不躁，还是令人有些费解。虽然孙甘露说“写作量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指标。”但这个回答看起来还是有些表面，无法驱散我脑中的疑云，只好围绕他的写作经历再抛出一串问题。 孙甘露的父亲是军人，一直住在部队，家里人没有随军，住在部队的院子里。1966年孙甘露进小学，正碰到文革，期间不断搬家，“短暂居住的经历，愈发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战争在远方，也在不远处，就在你的床边。孤寂和忧虑令你向什么屈服，终于我向书籍寻求了慰藉。”孙甘露如饥似渴地看着家里或朋友留下的书籍，同时，阅读激发了他的想象，激发了他想要表达的愿望。中学毕业后，19岁的孙甘露分配到邮政局，送信送报纸之余，写起了小说，他用写作思考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理清各种困惑，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与自己对话。1986年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发表了，文章独特的风格引发界内不小的争议。但有争议总强于无法面世，1980年至1985年这6年间孙甘露一直在学习、写作，包括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只是不被认可，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把它们全部烧掉了。许多朋友也劝他，可以先写一些能被刊物接受的作品，等站住脚后再进行试验，但是孙甘露却“一意孤行”。
“当时为何不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呢？”我问他。
“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你只能用你的方式，只能忠于内心，而且也许你学了别人，以为改变了，实际上还是那样，本质很难改变。”
在孙甘露看来，写作应该是从生命内部生发出来的，写作只和自己的生活、经历、阅读等有关。“曼德拉刚去世，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监狱里，这个经历肯定塑造了他，走出监狱的那刻，他说，要把所有的怨恨都留在监狱，如果带着的话，心就还在监狱里没有走出来。这一个感悟，没有监狱的经历，是认识不到的，这跟要写个监狱题材深入生活，不是一回事。何为深入生活，蹲监狱才是深入生活，参观监狱只是有初略的感受。真正的文学创作不是浮皮潦草地到某个行当去蹲两个礼拜，没用的，即便写出来，最终决定你这样写的，也不是这两个礼拜的体验，而是你的一生，整个生命的体验。”
“这样看来，是否可写的东西很少呢？”我问。
“对，我认为，只有个人经验、生命体会中最特殊的部分，才是可写的东西，本质上一个小说家只能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他有切身经验的部分。那些什么都能写的人不是本质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受雇的工匠。”
“那么，你怎么看待灵感这样玄妙的事物呢？”我又问。
“我觉得写作本质上没有什么灵感，就是不断艰苦地工作，灵感就像你的经验一样，渐渐积累，日思夜想，总有一天会给你一个感悟，这是工作的结果。当然人也有天赋的，有人善于表达，有人可能都明白，但是写不出来。”
忽然间，我理解了为何孙甘露在写作上那么从容不迫，那么享受着日常生活，甚至享受着繁琐的工作，因为他的写作是与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从写作角度而言，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为他所用，成为写作的资源。“有些人可能觉得工作会干扰写作，其实即便现在是专业写作，什么都不管，父母、子女、兄弟以及各种事还是会来干扰你，但是换种角度想，这些都是写作的对象啊，家庭关系、子女教育、工作、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写作需要关注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如果这些方面没有深刻体会，坐在桌子前再久也没有用啊。现在我看书、写作的时间虽然少一点，但其他方面的学习储备每时每秒都在发生，比如现在跟你聊天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些工作，与人的交流都让我更静心地思考，把问题沉淀下来，多想想，而不是匆忙地写作，浮光掠影地绕过。所以说，我有什么好焦虑的，写作是伴随一生的。”孙甘露说道。
显然，在孙甘露眼里的“写作”迥异于那些洋洋洒洒却言之无物的“写作”，他对写作是苛刻的。在他看来，心灵感悟上没有储备好或体力精力不济时去写作，就如同一种表演。同时对于作为写作者的自己，他也是严格的。“也许写作对你个人是最重要的，但是把你的写作放在一个大的范围里，可能无关紧要，对其他读者来说，可能是不需要读的，所以必须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不一定单位时间花在上面最多就最重要，人是很具体的，写作很重要，家庭、业余爱好也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成为你整体的一部分。”
纳博科夫花了很多时间去捕捉蝴蝶，收集蝴蝶，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他的写作文体上的斑斓丰富。而孙甘露像度长假一样享受着日常生活，带着审美的目光，纯粹地体验人生，这也使他的小说蕴含了分外俊丽的风景，搁满了触发人们无限想象的语言奇石，流淌着溪流一样缠绵的、浓稠的诗意。正如文化研究者汪民安所言，孙甘露“写出属于他的句子，写出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写出将他的名字抹掉但仍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的句子，写出让他的民族语言感到无比愕然的句子”，“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多产。经验告诉读者，仔细地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消耗的体力和时间，要超过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
在写作中探险，让外界猜谜
数年来，孙甘露的另类小说，让不少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也让不少评论家一筹莫展。孙甘露的小说扑朔迷离，而他本人也让人猜谜，无论是他一直的独身生活，还是他的种种经历，比如他的爱马仕T台秀。
作家毛尖在一文中写道：“他稍稍高于饮食男女地活着，既不做任何感情不到位的动作，也不做任何感情指向具体的表达。他生活在当代，却跟本雅明影集里的人物一样忧伤深沉，又跟迪斯尼乐园里的卡通一样单纯快乐，有时候，我们也替他着急，你不能无限地以红楼梦的方式存在，上海如果可以寄放你的信件，也应该寄放你的肉身，再说，爱慕你的人那么多，总有愿意和你共生死的珍西宝。接着，宝爷就问：‘我为你的《呼吸》取了一个音译的题目，就叫Who is she，到底Who is she？’对此，孙甘露只说，这题目好。”
且不深究Who is she，画家陈丹青索性说，孙甘露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位女性。作家刘恒说，孙甘露的目光里有女人的柔情。孙甘露并不愿意深谈朋友们这方面的评价，觉得说透了，就没有了意趣。那么他又是如何在小说中精确把握、细腻描绘女性的心理的呢？
“是根据经验来的，比如你曾经看到一个人在危难时刻的表现，借此揣摩他的心理过程。有个作家写过一部书，后来拍成一个电影叫《苏菲的选择》，剧中，纳粹让主人公苏菲在女儿和儿子中选择一个活下来，最后她选择了儿子。一般而言，文学关注的是特殊情景下人的反应，不是日常的反应，而且人在面对危险、困境时本质上的反应是一样的，虽然体格上有点差异，男人看上去更勇猛一点，但这都是表面的，不涉及到最根本性的东西。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多面性的，随着地点时间改变，人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孙甘露告诉我。
“何时觉得准备得差不多，开始动笔了呢？”我问他。
“我觉得永远不要这样想，写作这件事就是要开始。要准备的话，永远开始不了。而且如果都编好了，我就不想写了，有什么乐趣呢？这如同对一个人的了解，在似清楚非清楚之间，才有去了解的愿望。有个比方很著名，你发现墙角有个洞，有个尾巴在那里，你不知道是什么，去拉拉看，一拉墻塌了，原来是一头大象……这就很有悬念。但是假如你一开始就知道，哦，这是一头大象，我把它写下来，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写作不应该是这样的，尤其是小说写作。”
“这样的话，小说写作过程中是否改动会非常大？”我问。
“所谓写得好的本领就是改得好的本领，就是修改的能力，不要相信一个人一稿到底，这是吹牛。写作是非常千变万化的，有很多细微的部分。就像旅行一样，有的人会事先计划得很好，所有酒店都订好；有的人则背起背包就走，喜欢这个地方就多住一天，不喜欢就坐当天的长途车走，我的写作类似于后者。”
孙甘露如同一位伴水而坐的率性诗人，喜欢整个生命状态、创作状态，随随便便，兴致勃勃，生趣盎然，永远处于新鲜的审美境界。就写作而言，那种未能深思熟虑的质感，尝试探索中的乐趣，千变万化的未知诱惑，是促使他去不断创作的动力。
2004年，孙甘露就谈到自己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少女群像》，只是到现在这部小说还没有出炉。孙甘露告诉我：“《少女群像》这个小说其实是写了一半，写着写着，没有了兴趣，暂时不能让我激动，就放下了。”至于目前正在写的小说，他不愿多谈，他笑着说，“要吸取教训，不要谈论没出版的作品。而且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变化，没出版前一切都有可能。”
孙甘露出生在上海，一直在此居住、生活，上海几乎是他全部的世界，他在上海如此惬意地、游刃有余地生活，但是他从未把上海当作故乡，“我一直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这样的反差也存在于他本人身上。生活中的孙甘露非常随和，对于周围的一切似乎总是温和地旁观，但是在文字迷雾中的孙甘露却是特立独行的。这位精神上永恒的异乡客，清醒而疏离地描述着日常生活，在语词间缓慢地滑行甚或狂舞，从容地进行着充满理趣的思辨，永不恒定的冒险。期待他的新小说能尽快面世，带我们一起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