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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魏六朝的诗与赋有着各自的发展，但在汉魏六朝的诗赋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文学现象：在一些赋文的赋尾作者会附上一首或多首诗，这种文学现象时间跨度长但出现的篇目少，因而容易被不少学者所忽视，但细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赋末附诗”现象的本质是诗与赋之间的一场“博弈”，是诗与赋文体地位转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赋末附诗”现象为我们研究诗赋地位消长和承续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汉魏六朝;“赋末附诗”;诗赋消长;诗赋承续
汉朝的赋作盛极一时，在当时具备绝对的文体统治力，笔者在阅读汉赋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赋作的结尾会被作者附上一首或多首诗，起初笔者不以为意，但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笔者发现这可能不是偶然和巧合，而可能是一种文学现象。在汉朝文学与唐朝文学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文学而魏晋南北朝文学中诗赋的沿革与发展是值得关注的。经过多方查阅，笔者阅读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认为这个文学现象对于研究诗赋地位的消长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一、诗与赋的关系
我们在谈论文体时常将诗赋连用，可见诗与赋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在这里说的“诗”的概念非常宽泛，不同于在唐朝盛行的新体诗，这里的“诗”包含很多，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骚体诗以及字数不等的杂言诗歌等均列入“诗”的范畴。《说文解字》中：“赋，敛也，从贝，武声。”[1]（P127）赋作在汉朝达到鼎盛，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了抒情小赋，同时骈文的出现也影响着赋，出现了“骈赋”;唐代骈体转入律体，出现了“律赋”;宋代以散文的形式写赋，出现了“文赋”。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118），《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3]（P83-84），相较于诗而言，赋的叙事能力更强。曹丕认为“诗赋欲丽”，而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将诗赋放在一起谈论和比较，是因为诗和赋存在一些共通点。
二、“赋末附诗”现象
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统计出具有“赋末附诗”现象的文章共有二十篇。学者李贺在其论文中限定了赋尾诗的范围包含：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五七言叠加诗和七言诗，并总结出下述表格，笔者引用了学者李贺整理出的表格同时研读了表中的大部分篇目，在对这些篇目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关于赋末诗的形制、赋末诗的功用、赋末诗在全文的作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对于赋末诗篇的影响，以及“永明体”之后对于赋末诗篇形制的改进。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笔者对于下表中的大部分篇目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属于京都大赋，在赋的结尾有五首诗，分别为《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其中前三首为四言古诗，后两首为骚体诗。作者站在东都主人的立场上将东都与西都进行对比，同时对西都宾进行教育。在肯定西都繁华的同时话锋回转，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的形制、禮法、风俗等优于西都，林琴南《春觉斋论文》中说：“归美东都，虽颂扬，实寓讽谏。”说明赋文表面是东都主人与西都宾的辩论，是对于东都形制、礼法、风俗的赞美。但赞美的背后其实是对于英明君王的讽喻与劝谏。赋文结尾，西都宾听完东都主人的话后矍然失容，准备告辞之时东都主人将底牌亮出，“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西都宾答道：“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这五首诗是对英明君王功绩的称颂，同时借西都宾之口说出”请终身而诵之。”侧面对于君王的功绩给予肯定。这五首诗的主要目的在于讽谏君王，因而更加偏重于实用性。对于《两都赋》这样的京都大赋，在正文的描写里极尽夸饰辞藻，更深的讽谏含义潜藏于内容之下。结尾的五首诗，先由东都主人陈述授诗的事由再由西都宾恭敬接受，诗中描绘的内容直白明了，极大地加强了讽谏功用。
东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的赋尾有两首五言诗分别是《秦客诗》和《鲁生歌》。结尾的两首诗有人认为是作者借秦客和鲁生之口表明自己的心声。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并提出另一种观点，即结尾的两首诗是当时大部分世人所达成的共识，作者将这两首诗放于结尾与赋文在内容上形成对比，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更加突出自己对于时政的批判，以此加强自己对于世道不满的表现张力。赋文部分作者认为：“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执政者。与此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意为即便现在是丰年，也不想在如此荒诞的世道中苟活，即便舍生取义也要强于苟且偷生。反观结尾处，先由秦客作诗，其中“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髒依门边。”学富五车者不如卑躬屈膝得富贵之人来的实在，刚正之人被排挤在一边。“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秦客的诗认为既然世道已无变好的可能，不如见风使舵，顺水推舟。鲁生听闻了秦客的诗后，紧跟着作了一首诗，“紧而作歌”的“紧”表明鲁生对于秦客诗所表述的观点非常赞同，所以立即作诗来附和。作者很巧妙的采用秦国和鲁国这两个地方的人的观念，说明持消极避世态度的人在当时范围很广。鲁生的诗和秦客的诗表达的观点相似，“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鲁生知晓世道的黑暗，认为守好本分即可，不要再白白地奔走呼号。赋的结尾，作者借秦客鲁生之口说出当时多数人的心中所想，和自己在赋文中的强烈批判形成对比，营造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意境。在这篇赋文中我们可以看见“赋末附诗”的另一种作用，通过赋尾诗的观点和赋文的观点形成的对比，以此来达到强化赋文观点的目的。
东汉马融的《长笛赋》的赋尾是一首七言诗，《长笛赋》中的赋文部分作者对笛子表达赞美之情，并且认为“唯笛因其天姿，不变其材。伐而吹之，其声如此。”笛音是质性使然，与其他乐器经过刻意雕琢不同。赋尾作者因为人们对于笛子持忽略及不赞赏的态度而感到悲伤，并以此为发端，引出一首七言诗，主要是说庶士丘仲能说出笛子的出处却不知道笛子的绝妙之处。此诗很好地契合了作者所表达的悲伤之情。 东汉张衡的《思玄赋》的赋尾是一首七言诗，在《思玄赋》的开头作者已经表明了写作意图“以宣寄情志”。结尾的诗起到很好的总结作用，体现作者对于时间、生命和圣贤之道的一份思考和追从。
刘宋鲍照的《芜城赋》的赋尾，是一首骚体诗，赋文部分分别描写广陵城的兴盛之貌和颓败景象，前后形成对比。结尾通过一首骚体诗抒情，“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5]（P453）前两句是对于颓败的广陵城的描写，后两句则表达作者对于时间、空间以及美好事物消逝的无限哀叹。
刘宋刘骏的《华林清暑殿赋》的赋尾，是一首骚体诗，通过赋文可以知晓清暑殿建殿的原由，选址的位置、建造的过程以及建成后的殿中的清凉感受。最后“惟欢洽矣，含歌受辞。”表明诗是情感的载体，因为“欢洽”所以赋诗。赋尾的诗对于清暑殿的环境和活动进行了总结。
萧梁江淹的《倡妇自悲赋》的赋尾为一首五七言叠加诗，结尾倡妇知晓“曲台歌未徙”，奈何“罗衣会生尘”，只能“徒念薄命之苦辛”[6]（P359）情感层层递进。最后倡妇哀叹佳人迟暮，抒发悲伤之情。赋文主要以自叙的方式，诉说自己作为倡优前后的变化。赋尾的五七言叠加诗对于赋文的总结和抒情很有帮助。
萧梁萧绎《采莲赋》的赋尾是一首五言诗，赋文部分描写了俊男美女采莲的场景，通过泛舟歌唱引出结尾的《采莲赋歌》，《采莲赋歌》的主要内容为碧玉小女持花献君子，希望用花制作美丽的衣裳。《采莲赋歌》与赋文在内容上联系性不强，也可以认为《采莲赋歌》让文章整体结构更加完整。
同样，萧梁萧纲的《采莲赋》与萧绎的相近，无论是内容还是体制，赋尾的五言诗与赋文的联系性不强，可独立于赋文之外进行鉴赏。
南陈沈炯的《幽庭赋》的赋尾是一首七言诗，赋文部分对于幽庭闲趣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表达光景流逝的哀叹，同时赋尾的七言诗也表达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慨，但总体上来说，赋文描写幽庭趣事，七言诗表达的是希望留住美好时光。七言诗与赋文在内容上联系性不强，可独立于赋文之外进行鉴赏。
通过对汉魏六朝十首赋作的对比和分析，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于“赋末附诗”现象所体现出的诗赋关系进行分析：
三、赋末诗体的变化
十首赋的时间跨度从东汉至南陈，囊括整个汉魏六朝。赋末诗体的变化非常明显。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到南陈沈炯的《幽庭赋》，这其中所有的赋尾诗的体制包含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五七言叠加诗和七言诗。同时不难发现赋末的诗逐渐趋于格律化，这得益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创新，最让笔者欣喜的是南陈沈炯的《幽庭赋》的附诗，“故年花落今复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长绳系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7]（P415）已初初可见一股初唐诗风。同时，从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五七言叠加诗和七言诗的写作时间来看，不难看出，四言诗、骚体诗在文学发展进程中逐渐被五七言诗所取代，五七言诗在魏晋南北朝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为初唐文学奠定了基础。
四、赋末诗在全文中的作用
赋末的诗在全文中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东汉班固的《两都赋》赋尾处的五首诗起讽喻作用，作为京都大赋，文章的重点在赋不在诗，结尾的诗偏向于实用性，更像是用于讽喻的工具文体。东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赋末的两首诗主要目的在于反衬从而达到强化自己观点的目的，文章内容的重点同样在赋文对黑暗世道的批判。东汉马融《长笛赋》的赋尾的七言诗以诗言悲情，通过诗的内容强化作者对于人们忽略和不赞赏笛子的悲伤之情，此诗也是作者情之所起的原因。东汉张衡的《思玄赋》赋尾以“系曰”引出《思玄诗》，可见《思玄诗》对于赋文的内容起到了收束总结的作用。刘宋刘骏的《华林清暑殿赋》赋尾的诗是“欢洽”心情的结果，同时诗的内容与赋文联系紧密，起到了总结全文的作用。同是刘宋时期的鲍照《芜城赋》的赋尾是一首骚体诗，前两句对于广陵城颓败的景象进行描写，后两句表达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消逝的无限哀叹。不难看出，同为刘宋时期创作的《华林清暑殿赋》和《芜城赋》的赋末诗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诗的前两句都是對于赋文内容的总结概述，后两句则加入了情感与体悟，这与东汉的赋末诗相比已经产生了变化，可见同一时期的赋末诗是有相似之处可循的。至萧梁，江淹《倡妇自悲赋》的赋末诗为五七言叠加诗，此诗的内容和赋文有所关联，但愈发偏重于抒情，如“徒念薄命之苦辛。”萧纲和萧绎的《采莲赋》的赋末诗文与赋文内容的关联性非常低，可以作为独立的五言诗来鉴赏。沈炯的《幽庭赋》结尾的七言诗同样与文章内容关联性不大，亦可作为独立诗篇来鉴赏。《采莲赋》和《幽庭赋》的赋尾诗可以看作是对赋文的一种补充，使得全文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更强。透过时间的跨度，不难发现，赋末的诗的地位与赋文相比在逐步加强。诗的实用性减弱，抒情性增强;诗赋的关联性减弱，诗的独立性增强。
五、赋末诗与赋文的可剥离程度
从东汉到南陈，从最初《两都赋》结尾的讽喻诗到最后《幽庭赋》结尾的七言诗，可以看出赋末诗的独立性愈发强烈。最初赋末的诗作为赋文的附属，其作用是为赋文服务，所以这些诗并不适合在没有赋文内容作为背景依托的情况下去阅读，读来也可能无法领会真正的含义。刘宋之后诗的独立性抒情性得到加强，脱离赋文本身，我们也可以去很好地欣赏赋末诗篇。萧梁的《采莲赋》、《幽庭赋》结尾的诗即便脱离赋文，也是非常优美的五七言诗，诗的独立性和剥离性在这里达到最大化。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从刘宋至南陈这段时期的作品，赋尾的诗的出现不再刻意，不再需要精心安排，赋文的内容和情感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后顺其自然地借诗这个文体来进行情感表达。比如《华林清暑殿赋》结尾的“惟欢洽矣，含歌受辞。”，《芜城赋》结尾的“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倡妇自悲赋》结尾的“乃为诗曰”，萧纲、萧绎《采莲赋》结尾的“歌曰”，以及《幽庭赋》结尾的“於是起而长谣曰”同时还可以发现，《华林清暑殿赋》、《芜城赋》、《倡妇自悲赋》结尾的诗在内容和情感上与赋文有所关联，而《采莲赋》和《幽庭赋》结尾的诗在内容和情感上可独立于赋文之外。从这里可以看出赋末诗篇的可剥离程度是渐进的，从附属工具文体到文末抒情诗篇直至最后的文末可独立诗篇。 通过上述三点我们可以探讨汉魏六朝诗赋的“博弈”以及诗赋的承续关系。首先，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这个朝代完成了文学自觉，人们对于文学有了自觉地审美意义上的追求，这也是一个各种文体都爆发式发展的时代，五七言诗的成就是可喜的，七言诗在鲍照等人的努力下有所成就，而五言诗上承“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下启初唐诗风。赋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达到鼎盛，而诗的鼎盛时段在唐朝。汉朝与唐朝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可见魏晋南北朝对于研究诗赋地位转换具有重要意义，而“赋末附诗”现象便是这当中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首先，赋在汉朝达到顶峰，同时赋体在汉朝基本完备。汉魏六朝的诗与赋可谓是双轨并行，各自有各自的的发展，汉代乐府的五言诗已臻于成熟，但还是被汉赋掩盖了光芒。在汉朝，赋体具备绝对的文体统治力，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赋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不再，但依旧是重要的文体。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现象是当时的创作者们对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有机结合，但有结合便意味着有地位上的“博弈”，有“博弈”就会有高下之分。汉代的大赋兴盛一时，所以东汉的“赋末附诗”的核心还是在于体物，此时叙事大于抒情，诗作为一种工具文体被放在最后，而随着汉朝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小赋的主要目的在于抒情，所以叙事性减弱，此时具备强大的抒情功能的文体——诗得到了重用，诗的地位得到提升，最后可独立于赋文之外。从上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赋与诗的“博弈”中，诗逐渐占据优势，最后甚至可以独立于赋文之外而成为很好的诗篇。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也不难发现，从汉赋到唐诗，诗逐渐取代赋而成为主流文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赋末附诗”现象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是赋体的变化，赋文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赋文逐渐由汉朝的大赋发展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这是一个由大到小的转变，这也暗含着魏晋南北朝文人对于文章逐渐趋于精炼化和抒情化的追求。归根结底，是诗较之于赋的体制优势所在。关于诗赋的关系，前文我们已经有所论述，“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很显然，诗偏重于抒情，而赋偏重于叙事。但诗的篇幅过于短小，单论抒情会显得过于空泛，而赋的篇幅过于冗长，单论叙事会显得枯燥。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融合了诗和赋的优点，篇幅适中且能同时展现叙事抒情之长。“赋末附诗”也是同理，将诗赋结合，兼具叙事和抒情，这是古人创新的尝试。但从赋末诗的独立性逐渐增强我们不难发现，古人仍旧在探寻一种文体既有诗的短小抒情性，又能够兼备赋的叙事性而使得内容不致空泛。
“赋末附诗”孕育了这种文体，在笔者看来，《芜城赋》、《倡妇自悲赋》、《华林清暑殿赋》的赋尾诗做到了这些，这些赋尾诗叙事与抒情兼备。笔者认为这几首诗是一体兼两性，所谓一体即体裁为诗，所谓两性即叙事性与抒情性兼备，即意不脱赋而体不离诗。
四声发现之后被运用到诗歌创作上，五七言诗的发展，这些都为初唐文学的到来做着准备，也暗示着诗将会在唐朝具备绝对的文体统治力。综合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
汉魏六朝发生着诗、赋、“赋末附诗”三轨并行的现象。从“赋末附诗”体系内部去观察诗赋的承续关系，我们发现其内部体制的运行规律与汉魏六朝文体的发展规律相同，或者说汉魏六朝文体的客观发展规律制约着“赋末附诗”内部的运行规律。这里面的规律包含：首先，赋末诗的体制随文体发展的变化，这里面最关键的两个节点是五七言诗的发展以及“永明体”的产生，前者使得诗的体制基本上趋于五七言诗，后者使得诗歌格律化。其次，赋末诗在结尾的作用从开始的附属性，反衬性，总结性发展到后期的补充性和独立性。不难看出，诗的地位逐渐增强，附属性逐渐降低，以至于最后的诗单独拿出来鉴赏也会是一首很好的五七言诗。再次，“赋末附诗”中的诗篇在赋中得到新生，从汉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这当中反映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叙事与抒情的平衡的把握，赋末的诗孕育于赋中，最后从赋中独立，这些诗具备赋的叙事性同时也没有脱离抒情诗的本质，一体兼两性使得诗的发展更进一步。诗如果只谈抒情，会显得过于空泛;只论咏物可能导致情感贫乏。梁陈的宫体诗便走入了只咏物而无寄托的误区，这类诗只讲词藻与对偶，内容空泛，情感无处寄托。可见，诗只有做到体物与抒情结合，才能最大地发挥诗的体制优势。
最后，“赋末附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我们可以窥见汉魏六朝诗赋消长的客观规律，也明了了为何诗会在唐朝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是一个融合内化的过程，虽然梁陈宫体诗走入了诗歌创作的误区，但从“赋末附诗”中我们可以看见诗赋体制优势的融合，在这场诗赋“博弈”中，胜出者是诗，是融合了赋的内涵的诗，这些诗直指盛唐气象，并且会在未来为我们打开一扇打量文学的窗户。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A].范文澜，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盛冬铃，陈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李贺.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5）：127-133.
[5]（清）嚴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清）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清）严可均.全陈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关键词：汉魏六朝;“赋末附诗”;诗赋消长;诗赋承续
汉朝的赋作盛极一时，在当时具备绝对的文体统治力，笔者在阅读汉赋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赋作的结尾会被作者附上一首或多首诗，起初笔者不以为意，但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笔者发现这可能不是偶然和巧合，而可能是一种文学现象。在汉朝文学与唐朝文学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文学而魏晋南北朝文学中诗赋的沿革与发展是值得关注的。经过多方查阅，笔者阅读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认为这个文学现象对于研究诗赋地位的消长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一、诗与赋的关系
我们在谈论文体时常将诗赋连用，可见诗与赋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在这里说的“诗”的概念非常宽泛，不同于在唐朝盛行的新体诗，这里的“诗”包含很多，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骚体诗以及字数不等的杂言诗歌等均列入“诗”的范畴。《说文解字》中：“赋，敛也，从贝，武声。”[1]（P127）赋作在汉朝达到鼎盛，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了抒情小赋，同时骈文的出现也影响着赋，出现了“骈赋”;唐代骈体转入律体，出现了“律赋”;宋代以散文的形式写赋，出现了“文赋”。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118），《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3]（P83-84），相较于诗而言，赋的叙事能力更强。曹丕认为“诗赋欲丽”，而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将诗赋放在一起谈论和比较，是因为诗和赋存在一些共通点。
二、“赋末附诗”现象
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统计出具有“赋末附诗”现象的文章共有二十篇。学者李贺在其论文中限定了赋尾诗的范围包含：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五七言叠加诗和七言诗，并总结出下述表格，笔者引用了学者李贺整理出的表格同时研读了表中的大部分篇目，在对这些篇目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关于赋末诗的形制、赋末诗的功用、赋末诗在全文的作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对于赋末诗篇的影响，以及“永明体”之后对于赋末诗篇形制的改进。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笔者对于下表中的大部分篇目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属于京都大赋，在赋的结尾有五首诗，分别为《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其中前三首为四言古诗，后两首为骚体诗。作者站在东都主人的立场上将东都与西都进行对比，同时对西都宾进行教育。在肯定西都繁华的同时话锋回转，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的形制、禮法、风俗等优于西都，林琴南《春觉斋论文》中说：“归美东都，虽颂扬，实寓讽谏。”说明赋文表面是东都主人与西都宾的辩论，是对于东都形制、礼法、风俗的赞美。但赞美的背后其实是对于英明君王的讽喻与劝谏。赋文结尾，西都宾听完东都主人的话后矍然失容，准备告辞之时东都主人将底牌亮出，“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西都宾答道：“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这五首诗是对英明君王功绩的称颂，同时借西都宾之口说出”请终身而诵之。”侧面对于君王的功绩给予肯定。这五首诗的主要目的在于讽谏君王，因而更加偏重于实用性。对于《两都赋》这样的京都大赋，在正文的描写里极尽夸饰辞藻，更深的讽谏含义潜藏于内容之下。结尾的五首诗，先由东都主人陈述授诗的事由再由西都宾恭敬接受，诗中描绘的内容直白明了，极大地加强了讽谏功用。
东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的赋尾有两首五言诗分别是《秦客诗》和《鲁生歌》。结尾的两首诗有人认为是作者借秦客和鲁生之口表明自己的心声。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并提出另一种观点，即结尾的两首诗是当时大部分世人所达成的共识，作者将这两首诗放于结尾与赋文在内容上形成对比，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更加突出自己对于时政的批判，以此加强自己对于世道不满的表现张力。赋文部分作者认为：“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执政者。与此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意为即便现在是丰年，也不想在如此荒诞的世道中苟活，即便舍生取义也要强于苟且偷生。反观结尾处，先由秦客作诗，其中“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髒依门边。”学富五车者不如卑躬屈膝得富贵之人来的实在，刚正之人被排挤在一边。“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秦客的诗认为既然世道已无变好的可能，不如见风使舵，顺水推舟。鲁生听闻了秦客的诗后，紧跟着作了一首诗，“紧而作歌”的“紧”表明鲁生对于秦客诗所表述的观点非常赞同，所以立即作诗来附和。作者很巧妙的采用秦国和鲁国这两个地方的人的观念，说明持消极避世态度的人在当时范围很广。鲁生的诗和秦客的诗表达的观点相似，“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鲁生知晓世道的黑暗，认为守好本分即可，不要再白白地奔走呼号。赋的结尾，作者借秦客鲁生之口说出当时多数人的心中所想，和自己在赋文中的强烈批判形成对比，营造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意境。在这篇赋文中我们可以看见“赋末附诗”的另一种作用，通过赋尾诗的观点和赋文的观点形成的对比，以此来达到强化赋文观点的目的。
东汉马融的《长笛赋》的赋尾是一首七言诗，《长笛赋》中的赋文部分作者对笛子表达赞美之情，并且认为“唯笛因其天姿，不变其材。伐而吹之，其声如此。”笛音是质性使然，与其他乐器经过刻意雕琢不同。赋尾作者因为人们对于笛子持忽略及不赞赏的态度而感到悲伤，并以此为发端，引出一首七言诗，主要是说庶士丘仲能说出笛子的出处却不知道笛子的绝妙之处。此诗很好地契合了作者所表达的悲伤之情。 东汉张衡的《思玄赋》的赋尾是一首七言诗，在《思玄赋》的开头作者已经表明了写作意图“以宣寄情志”。结尾的诗起到很好的总结作用，体现作者对于时间、生命和圣贤之道的一份思考和追从。
刘宋鲍照的《芜城赋》的赋尾，是一首骚体诗，赋文部分分别描写广陵城的兴盛之貌和颓败景象，前后形成对比。结尾通过一首骚体诗抒情，“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5]（P453）前两句是对于颓败的广陵城的描写，后两句则表达作者对于时间、空间以及美好事物消逝的无限哀叹。
刘宋刘骏的《华林清暑殿赋》的赋尾，是一首骚体诗，通过赋文可以知晓清暑殿建殿的原由，选址的位置、建造的过程以及建成后的殿中的清凉感受。最后“惟欢洽矣，含歌受辞。”表明诗是情感的载体，因为“欢洽”所以赋诗。赋尾的诗对于清暑殿的环境和活动进行了总结。
萧梁江淹的《倡妇自悲赋》的赋尾为一首五七言叠加诗，结尾倡妇知晓“曲台歌未徙”，奈何“罗衣会生尘”，只能“徒念薄命之苦辛”[6]（P359）情感层层递进。最后倡妇哀叹佳人迟暮，抒发悲伤之情。赋文主要以自叙的方式，诉说自己作为倡优前后的变化。赋尾的五七言叠加诗对于赋文的总结和抒情很有帮助。
萧梁萧绎《采莲赋》的赋尾是一首五言诗，赋文部分描写了俊男美女采莲的场景，通过泛舟歌唱引出结尾的《采莲赋歌》，《采莲赋歌》的主要内容为碧玉小女持花献君子，希望用花制作美丽的衣裳。《采莲赋歌》与赋文在内容上联系性不强，也可以认为《采莲赋歌》让文章整体结构更加完整。
同样，萧梁萧纲的《采莲赋》与萧绎的相近，无论是内容还是体制，赋尾的五言诗与赋文的联系性不强，可独立于赋文之外进行鉴赏。
南陈沈炯的《幽庭赋》的赋尾是一首七言诗，赋文部分对于幽庭闲趣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表达光景流逝的哀叹，同时赋尾的七言诗也表达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慨，但总体上来说，赋文描写幽庭趣事，七言诗表达的是希望留住美好时光。七言诗与赋文在内容上联系性不强，可独立于赋文之外进行鉴赏。
通过对汉魏六朝十首赋作的对比和分析，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于“赋末附诗”现象所体现出的诗赋关系进行分析：
三、赋末诗体的变化
十首赋的时间跨度从东汉至南陈，囊括整个汉魏六朝。赋末诗体的变化非常明显。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到南陈沈炯的《幽庭赋》，这其中所有的赋尾诗的体制包含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五七言叠加诗和七言诗。同时不难发现赋末的诗逐渐趋于格律化，这得益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创新，最让笔者欣喜的是南陈沈炯的《幽庭赋》的附诗，“故年花落今复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长绳系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7]（P415）已初初可见一股初唐诗风。同时，从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五七言叠加诗和七言诗的写作时间来看，不难看出，四言诗、骚体诗在文学发展进程中逐渐被五七言诗所取代，五七言诗在魏晋南北朝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为初唐文学奠定了基础。
四、赋末诗在全文中的作用
赋末的诗在全文中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东汉班固的《两都赋》赋尾处的五首诗起讽喻作用，作为京都大赋，文章的重点在赋不在诗，结尾的诗偏向于实用性，更像是用于讽喻的工具文体。东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赋末的两首诗主要目的在于反衬从而达到强化自己观点的目的，文章内容的重点同样在赋文对黑暗世道的批判。东汉马融《长笛赋》的赋尾的七言诗以诗言悲情，通过诗的内容强化作者对于人们忽略和不赞赏笛子的悲伤之情，此诗也是作者情之所起的原因。东汉张衡的《思玄赋》赋尾以“系曰”引出《思玄诗》，可见《思玄诗》对于赋文的内容起到了收束总结的作用。刘宋刘骏的《华林清暑殿赋》赋尾的诗是“欢洽”心情的结果，同时诗的内容与赋文联系紧密，起到了总结全文的作用。同是刘宋时期的鲍照《芜城赋》的赋尾是一首骚体诗，前两句对于广陵城颓败的景象进行描写，后两句表达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消逝的无限哀叹。不难看出，同为刘宋时期创作的《华林清暑殿赋》和《芜城赋》的赋末诗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诗的前两句都是對于赋文内容的总结概述，后两句则加入了情感与体悟，这与东汉的赋末诗相比已经产生了变化，可见同一时期的赋末诗是有相似之处可循的。至萧梁，江淹《倡妇自悲赋》的赋末诗为五七言叠加诗，此诗的内容和赋文有所关联，但愈发偏重于抒情，如“徒念薄命之苦辛。”萧纲和萧绎的《采莲赋》的赋末诗文与赋文内容的关联性非常低，可以作为独立的五言诗来鉴赏。沈炯的《幽庭赋》结尾的七言诗同样与文章内容关联性不大，亦可作为独立诗篇来鉴赏。《采莲赋》和《幽庭赋》的赋尾诗可以看作是对赋文的一种补充，使得全文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更强。透过时间的跨度，不难发现，赋末的诗的地位与赋文相比在逐步加强。诗的实用性减弱，抒情性增强;诗赋的关联性减弱，诗的独立性增强。
五、赋末诗与赋文的可剥离程度
从东汉到南陈，从最初《两都赋》结尾的讽喻诗到最后《幽庭赋》结尾的七言诗，可以看出赋末诗的独立性愈发强烈。最初赋末的诗作为赋文的附属，其作用是为赋文服务，所以这些诗并不适合在没有赋文内容作为背景依托的情况下去阅读，读来也可能无法领会真正的含义。刘宋之后诗的独立性抒情性得到加强，脱离赋文本身，我们也可以去很好地欣赏赋末诗篇。萧梁的《采莲赋》、《幽庭赋》结尾的诗即便脱离赋文，也是非常优美的五七言诗，诗的独立性和剥离性在这里达到最大化。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从刘宋至南陈这段时期的作品，赋尾的诗的出现不再刻意，不再需要精心安排，赋文的内容和情感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后顺其自然地借诗这个文体来进行情感表达。比如《华林清暑殿赋》结尾的“惟欢洽矣，含歌受辞。”，《芜城赋》结尾的“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倡妇自悲赋》结尾的“乃为诗曰”，萧纲、萧绎《采莲赋》结尾的“歌曰”，以及《幽庭赋》结尾的“於是起而长谣曰”同时还可以发现，《华林清暑殿赋》、《芜城赋》、《倡妇自悲赋》结尾的诗在内容和情感上与赋文有所关联，而《采莲赋》和《幽庭赋》结尾的诗在内容和情感上可独立于赋文之外。从这里可以看出赋末诗篇的可剥离程度是渐进的，从附属工具文体到文末抒情诗篇直至最后的文末可独立诗篇。 通过上述三点我们可以探讨汉魏六朝诗赋的“博弈”以及诗赋的承续关系。首先，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这个朝代完成了文学自觉，人们对于文学有了自觉地审美意义上的追求，这也是一个各种文体都爆发式发展的时代，五七言诗的成就是可喜的，七言诗在鲍照等人的努力下有所成就，而五言诗上承“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下启初唐诗风。赋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达到鼎盛，而诗的鼎盛时段在唐朝。汉朝与唐朝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可见魏晋南北朝对于研究诗赋地位转换具有重要意义，而“赋末附诗”现象便是这当中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首先，赋在汉朝达到顶峰，同时赋体在汉朝基本完备。汉魏六朝的诗与赋可谓是双轨并行，各自有各自的的发展，汉代乐府的五言诗已臻于成熟，但还是被汉赋掩盖了光芒。在汉朝，赋体具备绝对的文体统治力，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赋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不再，但依旧是重要的文体。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现象是当时的创作者们对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有机结合，但有结合便意味着有地位上的“博弈”，有“博弈”就会有高下之分。汉代的大赋兴盛一时，所以东汉的“赋末附诗”的核心还是在于体物，此时叙事大于抒情，诗作为一种工具文体被放在最后，而随着汉朝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小赋的主要目的在于抒情，所以叙事性减弱，此时具备强大的抒情功能的文体——诗得到了重用，诗的地位得到提升，最后可独立于赋文之外。从上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赋与诗的“博弈”中，诗逐渐占据优势，最后甚至可以独立于赋文之外而成为很好的诗篇。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也不难发现，从汉赋到唐诗，诗逐渐取代赋而成为主流文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赋末附诗”现象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是赋体的变化，赋文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赋文逐渐由汉朝的大赋发展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这是一个由大到小的转变，这也暗含着魏晋南北朝文人对于文章逐渐趋于精炼化和抒情化的追求。归根结底，是诗较之于赋的体制优势所在。关于诗赋的关系，前文我们已经有所论述，“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很显然，诗偏重于抒情，而赋偏重于叙事。但诗的篇幅过于短小，单论抒情会显得过于空泛，而赋的篇幅过于冗长，单论叙事会显得枯燥。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融合了诗和赋的优点，篇幅适中且能同时展现叙事抒情之长。“赋末附诗”也是同理，将诗赋结合，兼具叙事和抒情，这是古人创新的尝试。但从赋末诗的独立性逐渐增强我们不难发现，古人仍旧在探寻一种文体既有诗的短小抒情性，又能够兼备赋的叙事性而使得内容不致空泛。
“赋末附诗”孕育了这种文体，在笔者看来，《芜城赋》、《倡妇自悲赋》、《华林清暑殿赋》的赋尾诗做到了这些，这些赋尾诗叙事与抒情兼备。笔者认为这几首诗是一体兼两性，所谓一体即体裁为诗，所谓两性即叙事性与抒情性兼备，即意不脱赋而体不离诗。
四声发现之后被运用到诗歌创作上，五七言诗的发展，这些都为初唐文学的到来做着准备，也暗示着诗将会在唐朝具备绝对的文体统治力。综合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
汉魏六朝发生着诗、赋、“赋末附诗”三轨并行的现象。从“赋末附诗”体系内部去观察诗赋的承续关系，我们发现其内部体制的运行规律与汉魏六朝文体的发展规律相同，或者说汉魏六朝文体的客观发展规律制约着“赋末附诗”内部的运行规律。这里面的规律包含：首先，赋末诗的体制随文体发展的变化，这里面最关键的两个节点是五七言诗的发展以及“永明体”的产生，前者使得诗的体制基本上趋于五七言诗，后者使得诗歌格律化。其次，赋末诗在结尾的作用从开始的附属性，反衬性，总结性发展到后期的补充性和独立性。不难看出，诗的地位逐渐增强，附属性逐渐降低，以至于最后的诗单独拿出来鉴赏也会是一首很好的五七言诗。再次，“赋末附诗”中的诗篇在赋中得到新生，从汉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这当中反映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叙事与抒情的平衡的把握，赋末的诗孕育于赋中，最后从赋中独立，这些诗具备赋的叙事性同时也没有脱离抒情诗的本质，一体兼两性使得诗的发展更进一步。诗如果只谈抒情，会显得过于空泛;只论咏物可能导致情感贫乏。梁陈的宫体诗便走入了只咏物而无寄托的误区，这类诗只讲词藻与对偶，内容空泛，情感无处寄托。可见，诗只有做到体物与抒情结合，才能最大地发挥诗的体制优势。
最后，“赋末附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我们可以窥见汉魏六朝诗赋消长的客观规律，也明了了为何诗会在唐朝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是一个融合内化的过程，虽然梁陈宫体诗走入了诗歌创作的误区，但从“赋末附诗”中我们可以看见诗赋体制优势的融合，在这场诗赋“博弈”中，胜出者是诗，是融合了赋的内涵的诗，这些诗直指盛唐气象，并且会在未来为我们打开一扇打量文学的窗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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