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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村,父母均是讲德语的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二战期间,该地区的德裔普遍支持纳粹德国,赫塔的父亲和叔叔亦曾在德国武装党卫队中服役,母亲则在战后和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样,被关入苏联劳动营五年。
巴纳特斯瓦比亚人源自18世纪初,彼时奥地利经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连年恶战,夺得巴纳特,遂在此设省,并鼓励殖民,以图改变当地的种族与宗教构成,作为抵御土耳其人的前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巴纳特主体并入大罗马尼亚,该地区的德语少数民族,即巴纳特斯瓦比亚人,得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并自办教育,发展已延续十代以上、与德国颇多不同的本地文化。齐奥塞斯库时代初期,德语少数民族可享受宽松的移民条件,但从70年代末开始,政策大为收紧,需按年龄和教育程度,向国家偿付1000西德马克以上,方可获得永久移民签证。1989年后,德裔罗马尼亚人蜂拥移居德国,令罗马尼亚德裔人口由一度的约75万人骤减至今日的不足7.5万人。
赫塔·米勒便是这些德裔罗马尼亚人中的一员。
她长大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其间加入了德裔罗马尼亚人追求创作自由的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组”。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工厂,做德语资料译员。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被开除出厂,遂以在托儿所当阿姨,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终在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一起移民西德。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 《最低点》经过重重审查,并大幅删改之后,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原稿则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以同一书名付梓。在书中,米勒以近似高尔基《童年》的风格回忆老家尼茨基多夫,道出乡村生活光鲜外表之下压抑的现实,足以摧毁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乡下人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如此冰冷、蛮横,缺乏人性,少有沟通。性压抑亦在其中,“他们一进入厕所,便抬头望向天花板,如此便可不看自己的裸处,因为这房子里的每间屋内,任何可称作下流或猥亵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一望即知,这是隐喻,小小乡村正是齐奥塞斯库治下罗马尼亚冷酷现实的写照。唯一不同的是,米勒以诗一般的文句描写丑恶的现实,语言的美感和恐惧、痛苦、肃杀的细节交织。
1984年,米勒在罗马尼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此书改以成人视角,描写的却仍然是所谓乡村乐园的伪善,尤其是德裔村民中间弥漫的狂热的法西斯心理、不宽容和腐败。政府对此书难以容忍,甚至家乡的巴纳特斯瓦比亚人也对书中的“丑化”提出抗议,米勒于是遭到批判。
但由于《最低点》在德国大获好评,她受邀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并公开发表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政府的言论,亦令她在本国的作家生涯就此终结。自1985年起,她被禁止发表作品。多亏科尔政府的德裔归流政策,令罗马尼亚同意放行米勒。1986年,在等待移民许可时,她再次在柏林出版了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他们面对的农村干部,甚至邮政所长和乡村牧师,几乎个个腐败透顶,在其位,谋其私,毫无廉耻地施弄权术,对有心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要钱物和性贿赂。在西德出版的上述两书,重新激起了德国评论界对罗马尼亚德语文学的兴趣。除去其中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语言。从米勒的小说中,评论家们看到了域外之文化离岛上保存下来的更为“质朴”或“干净”的德语。
《独脚旅行记》出版于1989年,米勒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首次从罗马尼亚农村移至西柏林,其叙述也主要围绕眼前的生活展开。虽然这种变化几乎没有再持续下去,但米勒自此进入了“自传性小说”阶段。较之以往,此书的主人公伊蕾妮与作者本人更为接近,所述虽为西柏林的新生活,却充满被视作外人的苦恼和政治流亡的困境。
《独脚旅行记》不仅是小说,也是当时米勒夫妇在德生活的真实写照。起初,西德移民官员在审核程序上久拖不决,以致米勒夫妇怒而提出要以政治难民,而非德国后裔的身份在德居留。《独脚旅行记》出版后,评论界的态度不无冷淡,亦使夫妇两人公开抗议,指责德国文化界对中东欧德裔侨胞及其历史背景毫不关心。这也难怪,德国读者也许对齐奥塞斯库更感兴趣,对一个巴纳特“德国人”的遭遇则很难感同身受。而要读懂米勒的《独脚旅行记》,即使是德国人,也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正是米勒的新烦恼。德侨在中东欧多国散居逾两百年,顽强保持对语言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侨居国,他们被视为外国人,如今“回国”,竟然还是外国人。也许出于这个原因,米勒此后的小说又转回罗马尼亚。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她开始更为直接地描写罗马尼亚的昔日生活及其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隐喻。如1992年的《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主人公是个不断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骚扰的女教师,最终由于恐惧而导致自我分崩离析。1994年的《心兽》则不仅成了米勒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而且为她赢得了克莱斯特奖,其英译本《风中绿李》则荣获了1998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小说的女主人公不断回忆起自己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往事与现实互相映衬,再现了罗马尼亚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肃杀的文化环境。
1998年,米勒出版了《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故事仍然发生在罗马尼亚,讲某天早晨,女主人公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她上了电车,这一路上,对旧事的回忆纷至沓来,从小到大,竟有那么多的谎言、背信和叛卖。
简而言之,赫塔·米勒小说的三大特色是:压抑的主题、诗化的语言、断片式的叙述。米勒式的断片风格常见于故事讲述者的回忆,类似于电影中惯用的快速闪回。有些评论家因此赞扬其语言已达至诗歌的边缘。
巴纳特斯瓦比亚人源自18世纪初,彼时奥地利经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连年恶战,夺得巴纳特,遂在此设省,并鼓励殖民,以图改变当地的种族与宗教构成,作为抵御土耳其人的前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巴纳特主体并入大罗马尼亚,该地区的德语少数民族,即巴纳特斯瓦比亚人,得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并自办教育,发展已延续十代以上、与德国颇多不同的本地文化。齐奥塞斯库时代初期,德语少数民族可享受宽松的移民条件,但从70年代末开始,政策大为收紧,需按年龄和教育程度,向国家偿付1000西德马克以上,方可获得永久移民签证。1989年后,德裔罗马尼亚人蜂拥移居德国,令罗马尼亚德裔人口由一度的约75万人骤减至今日的不足7.5万人。
赫塔·米勒便是这些德裔罗马尼亚人中的一员。
她长大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其间加入了德裔罗马尼亚人追求创作自由的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组”。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工厂,做德语资料译员。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被开除出厂,遂以在托儿所当阿姨,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终在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一起移民西德。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 《最低点》经过重重审查,并大幅删改之后,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原稿则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以同一书名付梓。在书中,米勒以近似高尔基《童年》的风格回忆老家尼茨基多夫,道出乡村生活光鲜外表之下压抑的现实,足以摧毁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乡下人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如此冰冷、蛮横,缺乏人性,少有沟通。性压抑亦在其中,“他们一进入厕所,便抬头望向天花板,如此便可不看自己的裸处,因为这房子里的每间屋内,任何可称作下流或猥亵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一望即知,这是隐喻,小小乡村正是齐奥塞斯库治下罗马尼亚冷酷现实的写照。唯一不同的是,米勒以诗一般的文句描写丑恶的现实,语言的美感和恐惧、痛苦、肃杀的细节交织。
1984年,米勒在罗马尼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此书改以成人视角,描写的却仍然是所谓乡村乐园的伪善,尤其是德裔村民中间弥漫的狂热的法西斯心理、不宽容和腐败。政府对此书难以容忍,甚至家乡的巴纳特斯瓦比亚人也对书中的“丑化”提出抗议,米勒于是遭到批判。
但由于《最低点》在德国大获好评,她受邀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并公开发表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政府的言论,亦令她在本国的作家生涯就此终结。自1985年起,她被禁止发表作品。多亏科尔政府的德裔归流政策,令罗马尼亚同意放行米勒。1986年,在等待移民许可时,她再次在柏林出版了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他们面对的农村干部,甚至邮政所长和乡村牧师,几乎个个腐败透顶,在其位,谋其私,毫无廉耻地施弄权术,对有心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要钱物和性贿赂。在西德出版的上述两书,重新激起了德国评论界对罗马尼亚德语文学的兴趣。除去其中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语言。从米勒的小说中,评论家们看到了域外之文化离岛上保存下来的更为“质朴”或“干净”的德语。
《独脚旅行记》出版于1989年,米勒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首次从罗马尼亚农村移至西柏林,其叙述也主要围绕眼前的生活展开。虽然这种变化几乎没有再持续下去,但米勒自此进入了“自传性小说”阶段。较之以往,此书的主人公伊蕾妮与作者本人更为接近,所述虽为西柏林的新生活,却充满被视作外人的苦恼和政治流亡的困境。
《独脚旅行记》不仅是小说,也是当时米勒夫妇在德生活的真实写照。起初,西德移民官员在审核程序上久拖不决,以致米勒夫妇怒而提出要以政治难民,而非德国后裔的身份在德居留。《独脚旅行记》出版后,评论界的态度不无冷淡,亦使夫妇两人公开抗议,指责德国文化界对中东欧德裔侨胞及其历史背景毫不关心。这也难怪,德国读者也许对齐奥塞斯库更感兴趣,对一个巴纳特“德国人”的遭遇则很难感同身受。而要读懂米勒的《独脚旅行记》,即使是德国人,也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正是米勒的新烦恼。德侨在中东欧多国散居逾两百年,顽强保持对语言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侨居国,他们被视为外国人,如今“回国”,竟然还是外国人。也许出于这个原因,米勒此后的小说又转回罗马尼亚。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她开始更为直接地描写罗马尼亚的昔日生活及其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隐喻。如1992年的《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主人公是个不断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骚扰的女教师,最终由于恐惧而导致自我分崩离析。1994年的《心兽》则不仅成了米勒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而且为她赢得了克莱斯特奖,其英译本《风中绿李》则荣获了1998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小说的女主人公不断回忆起自己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往事与现实互相映衬,再现了罗马尼亚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肃杀的文化环境。
1998年,米勒出版了《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故事仍然发生在罗马尼亚,讲某天早晨,女主人公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她上了电车,这一路上,对旧事的回忆纷至沓来,从小到大,竟有那么多的谎言、背信和叛卖。
简而言之,赫塔·米勒小说的三大特色是:压抑的主题、诗化的语言、断片式的叙述。米勒式的断片风格常见于故事讲述者的回忆,类似于电影中惯用的快速闪回。有些评论家因此赞扬其语言已达至诗歌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