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市场中,既有领先者,也有追随者,这很正常。每个企业的基因不同,先天优劣势不同,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制订战略。
　　有些行业中,主要利润都是老大赚的。比如在芯片领域,英特尔多年来一直是绝对的老大。规模经济有多重要?规模经济背后往往代表着品牌、创新能力等。
　　芯片本来是隐藏在电脑背后的产业,但英特尔却成功地将自身的品牌认知度从厂商延伸到消费者。
　　当一家公司处于追随者的位置,受资源、人才等限制,有时就需要模仿别人。再通过渠道、销售等其他方面的优势,以补充创新的不足。这个策略在国外也有,它在经济学上称为“fast second(快速的第二名)”。
　　但是,要想从追随者变为领先者,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几十年前的经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模仿能力是当时最好的。虽然也有在模仿基础上的再改进,但是以模仿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开始减慢,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这20年来都没有多少进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20年间,日本经济不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飞跃,这个过渡期不容易。
　　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说,我深有体会。记得早年,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本地第三所大学,排在前面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没有历史,是“受压制者”。
　　记得有一次,我搭乘出租车去香港科大,司机问我,“这所大学有学位课程吗?”这听起来,相当可笑。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一个人从进入香港科大那天起,其命运就被决定——必须创新、求变、求新。假如我们跑的是老路,一步步地建立自己的影响,那么香港科大将永远跟在港大和中大的后面。
　　港大和中大都沿袭了英国的老式制度,原本都属于教学型大学。于是,香港科大就从策略上将自己明确定位为研究型大学,事实上这种做法推动了香港整个学界的转型,提高了全香港大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在香港科大商学院创立之初,我们有一个策略性伙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它将课程的框架给了我们,并且负责替我们招募教授。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我们慢慢发现,仅仅将经济理论、美式教学引进来是不够的,一定要有根据我们自身特点而独创的东西。于是,跟中国的实情结合,我们进行了课程创新,比如有一门新课是美国不会有的,叫《如何在亚洲做生意》。
　　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名校是比较不愿意与别的学校进行合作。西北大学凯洛格学院则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走出去,选择不同的州,设立不同的据点,发展跨州的联盟,我们与凯洛格学院达成合作,现在看来比较成功的。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支撑,很大一部分还是依靠模仿,但是,接下来,中国必须慢慢发展出更多的创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