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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年布局，中华书局数字化发展战略初见成效，自主研发的大型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于6月10日在京举行捐赠开通仪式暨发布研讨会。研讨会上，中华书局向国家图书馆进行了捐赠。《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收录包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等经典系列在内的权威整理本，一期收录300种，计2亿余字。产品不仅提供了保留全部整理成果的数字文本，更实现了文本与原书图像的一一对照，并能自动生成引用格式，除支持全文检索外，还添加了独具特色的人名异称关联检索等。
邬书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对《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上线服务，我有几点建议。第一，百年老店中华书局紧跟数字化的步伐，与时俱进，推出了符合数字时代需要的中国古籍的经典产品，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第二，这个库有别于国内外其他的古籍数据库，它设定的内容是权威的，是经过几代学者和出版人积累下的经典而集成的一个库。虽然目前只有300种，但是它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相当一部分集成。出版工人和一般的传播工人有区别，出版最重要的是工人在传播知识、信息，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能——质量控制，要确定出版社的出版物代表了这个时代，是现在人类已有的最高水平的认识，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出版工作就失实了。第三，这个数据库能更好地服务读者，并能大范围传播，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大家知道，以中国为例，我们从甲骨，到青铜名器、铸件、纸张印刷，每一次都是速度很快，而这次数字化进程还有本质区别，它使知识在更大范围，更大的空间，更方便读者使用。在现行的数字化的条件下，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阅读各种内容，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它使知识传播的效能和受众有了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类掌握的知识会越来越多，掌握知识的人在改造社会的时候起的作用就越大。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中华经典古籍库》是我国第一款基于整理本的古籍数据库，也是中国出版集团确立品牌与数字化发展战略以后第一个古籍数据库产品。入库资源不仅特色与专业突出，品质在国内也处于一流地位，充分体现了国家级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2012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召开“数字化战略推进会”，制定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数字出版规划》，明确提出数字化战略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思路，要建设开放式、国际化、延展性的内容集聚、传播、交易和服务功能的综合平台。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正是集团数字化战略、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中华书局要以此次《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产品发布和营销为契机，以国家“十二五”重点项目“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的项目建设和产品研发为重点，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古籍数据库研发及产品化的商业模式，培养人才队伍，将中国出版集团的资源、平台、项目和品牌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品和经营优势。
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近几十年来，阅读的方式日新月异，学术研究获取资料和成果发表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数字出版风起云涌，无论是大众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面临融入转型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在数字时代中华书局如何保持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的优势，如何保持中华书局的影响力，如何满足数字时代读者的需求、学术研究的需求和大众阅读的需求，实现出版转型。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十多年的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基础的数据整理阶段，利用已经完成的数据化成果提升传统出版的能力，推动纸本的更新；二是，结合专业出版数字化的实践，专注于内容的深加工，并以中小型数据库进行探索、尝试；三是，产品化阶段，包括古籍数据库，以及国家“十二五”数字出版骨干工程、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的研发。在多年的古籍数字化实践中，我们逐步体会到数字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文本的简单还原过程，而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编辑力量，为了保存古籍整理成果，每一本书的加工都需要针对不同的内容确定不同的标引格式，每本书的体例要具体分析，根据每本书的结构研究它在数字库的呈现，添加必要的标题信息，还要处理原始书中的错误，有时需要查找原始文件才能摸索。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为古籍的数据整理制定规范。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古籍数字出版的发展，以谷歌为代表的检索不断在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数据，我们认为专业领域的数字出版一定要提供更加专业的内容才有出路，因此我们将体现已有古籍整理成果，确定古籍整理标准作为我们的基本目标。《中华经典古籍库》从内容上讲是通过知识关联将古籍条目等有机结合，而建立了立体化系统，该系统通过知识检索、链锯、链接、知识提示等功能，呈现古籍文献的内容，建立内容间的关联，打破专家与读者之间的知识和信息的壁垒。之后我们将依托于史籍知识库，发展按需印刷出版业务，建立符合传统文化的门户网站，不仅服务专业读者，也承担起向大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应该说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仍然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个人觉得政府支持、资源聚合、盈利能力、复合型人才等是关键要素。未来几年中华书局将会坚持走稳扎稳打的路线，不盲目追随，专注于提供最佳的数字服务，为社会提供真正的有价值的古籍数字化产品。通过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数字出版领域树立起中华书局的优质品牌。
安平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陈云同志曾经两次谈到古籍整理和古籍的出版工作，并做了指示。当时中共中央做了讨论，并且在1981年下发了当年的37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在那个文件里面，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那以后，国内的整理工作像雨后春笋那样，许多大学都建立了研究所，古籍的整理工作、古籍的出版工作、古籍的研究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30多年过去了，今天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华书局这样的一个古籍库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技术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化的古籍整理产品，加上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技术，具有传播迅捷、获取方便、覆盖广泛的特点。这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来说，对于文化遗产继承、传播、发扬的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传统的印刷，古籍数据库是古籍整理的一种新形式，具有方便传播、便于检索的特点。《中华经典古籍库》把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就是本版书的古籍进行数字化加工，形成了可供读者浏览的全文检索数据库产品。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中华经典古籍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数据是基于中华书局多年积累的古籍整理的图书，质量经过时间的检验，并且保留了全部的校刊注释的成果，可以直接引用。二是，提供了引用自动添加校注的功能，校注的内容包括书名、出版时间、页码等，非常方便。三是，《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古籍整理数据化的一个开始，对推动数据化技术推广、普及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洪涛（中华书局数字出版中心古籍资源部主任）：在此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很多古籍库的产品，但是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这些产品还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利用古籍整理的成果，他们想要能直接引用的数字资源，省去复合指数的麻烦，这是中华书局的资源优势。中华书局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有了大量古籍出版的资源，因此我们想建立一个符合用户需要的古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收集了中华书局图书的全部内容，从出版说明到正文、专名线（音）、书名线（音），等等，用户阅读的过程中正文阅读可以跳转，跳转是双面的，方便用户找到注释的内容。有很多用户在阅读的时候想要看到中华书局原版图书的图像，这里也可以实现数字化文本和中华书局原版图像的跳转，可以放大。系统提供了复制功能，除此之外，在复制的基础上还提供了引用复制的功能。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联机字典的功能，不光是检索的字，还有同义字都会在面前。在全文检索这块，我们对基本的全文检索提供了一些检索范围，比如说正文、校注、书名、标题等，按照范围检索，让检索的结果更加准确。我们检索一个人名的时候，在人名里检索，检索结果会更加准确。如果我们想扩大检索范围，可以选择同义词检索，比如说检索曹操，选择同义词，系统列出20几个曹操的亦称。这对用户是一种帮助，在用户知识结构方面很不完整的时候可以给用户提示。这是《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纪年、换算、检索、浏览历史、书签等，这些是针对用户的其他辅助功能。
刘惠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将古籍数字化编辑和计算机用字处理标准化有机融入，将进一步满足大中专院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的研究需要，推进古籍数字化服务。中华书局能够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引领时代步伐，树立行业标杆，堪为业界楷模。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负责采集各种文献资源，是国家文献资源信息保存基地。截至2013年底，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已经超过3240万册件，其中馆藏善本超过30万册件，馆藏普通古籍超过160万册件。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大力推进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加快数字化服务进程，截至2013年底，馆藏数字资源总量已经达到875TB，发布图书350万件，其中自建和合作建设的古籍库12个，发布甲骨、碑帖、古籍特藏等特色古籍数字化产品10万种，还为读者提供外购的古籍库等。此次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古籍库》将进一步丰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数字资源。《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国家图书馆上线开通后，我们将做好向读者宣传使用该《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工作，及时反馈读者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也期待中华书局在现有质量和数量上不断修订完善，不断向纵深处发展，开发更多特色资源库、数据库等，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邬书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对《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上线服务，我有几点建议。第一，百年老店中华书局紧跟数字化的步伐，与时俱进，推出了符合数字时代需要的中国古籍的经典产品，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第二，这个库有别于国内外其他的古籍数据库，它设定的内容是权威的，是经过几代学者和出版人积累下的经典而集成的一个库。虽然目前只有300种，但是它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相当一部分集成。出版工人和一般的传播工人有区别，出版最重要的是工人在传播知识、信息，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能——质量控制，要确定出版社的出版物代表了这个时代，是现在人类已有的最高水平的认识，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出版工作就失实了。第三，这个数据库能更好地服务读者，并能大范围传播，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大家知道，以中国为例，我们从甲骨，到青铜名器、铸件、纸张印刷，每一次都是速度很快，而这次数字化进程还有本质区别，它使知识在更大范围，更大的空间，更方便读者使用。在现行的数字化的条件下，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阅读各种内容，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它使知识传播的效能和受众有了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类掌握的知识会越来越多，掌握知识的人在改造社会的时候起的作用就越大。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中华经典古籍库》是我国第一款基于整理本的古籍数据库，也是中国出版集团确立品牌与数字化发展战略以后第一个古籍数据库产品。入库资源不仅特色与专业突出，品质在国内也处于一流地位，充分体现了国家级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2012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召开“数字化战略推进会”，制定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数字出版规划》，明确提出数字化战略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思路，要建设开放式、国际化、延展性的内容集聚、传播、交易和服务功能的综合平台。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正是集团数字化战略、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中华书局要以此次《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产品发布和营销为契机，以国家“十二五”重点项目“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的项目建设和产品研发为重点，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古籍数据库研发及产品化的商业模式，培养人才队伍，将中国出版集团的资源、平台、项目和品牌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品和经营优势。
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近几十年来，阅读的方式日新月异，学术研究获取资料和成果发表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数字出版风起云涌，无论是大众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面临融入转型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在数字时代中华书局如何保持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的优势，如何保持中华书局的影响力，如何满足数字时代读者的需求、学术研究的需求和大众阅读的需求，实现出版转型。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十多年的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基础的数据整理阶段，利用已经完成的数据化成果提升传统出版的能力，推动纸本的更新；二是，结合专业出版数字化的实践，专注于内容的深加工，并以中小型数据库进行探索、尝试；三是，产品化阶段，包括古籍数据库，以及国家“十二五”数字出版骨干工程、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的研发。在多年的古籍数字化实践中，我们逐步体会到数字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文本的简单还原过程，而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编辑力量，为了保存古籍整理成果，每一本书的加工都需要针对不同的内容确定不同的标引格式，每本书的体例要具体分析，根据每本书的结构研究它在数字库的呈现，添加必要的标题信息，还要处理原始书中的错误，有时需要查找原始文件才能摸索。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为古籍的数据整理制定规范。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古籍数字出版的发展，以谷歌为代表的检索不断在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数据，我们认为专业领域的数字出版一定要提供更加专业的内容才有出路，因此我们将体现已有古籍整理成果，确定古籍整理标准作为我们的基本目标。《中华经典古籍库》从内容上讲是通过知识关联将古籍条目等有机结合，而建立了立体化系统，该系统通过知识检索、链锯、链接、知识提示等功能，呈现古籍文献的内容，建立内容间的关联，打破专家与读者之间的知识和信息的壁垒。之后我们将依托于史籍知识库，发展按需印刷出版业务，建立符合传统文化的门户网站，不仅服务专业读者，也承担起向大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应该说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仍然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个人觉得政府支持、资源聚合、盈利能力、复合型人才等是关键要素。未来几年中华书局将会坚持走稳扎稳打的路线，不盲目追随，专注于提供最佳的数字服务，为社会提供真正的有价值的古籍数字化产品。通过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数字出版领域树立起中华书局的优质品牌。
安平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陈云同志曾经两次谈到古籍整理和古籍的出版工作，并做了指示。当时中共中央做了讨论，并且在1981年下发了当年的37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在那个文件里面，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那以后，国内的整理工作像雨后春笋那样，许多大学都建立了研究所，古籍的整理工作、古籍的出版工作、古籍的研究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30多年过去了，今天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华书局这样的一个古籍库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技术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化的古籍整理产品，加上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技术，具有传播迅捷、获取方便、覆盖广泛的特点。这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来说，对于文化遗产继承、传播、发扬的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传统的印刷，古籍数据库是古籍整理的一种新形式，具有方便传播、便于检索的特点。《中华经典古籍库》把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就是本版书的古籍进行数字化加工，形成了可供读者浏览的全文检索数据库产品。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中华经典古籍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数据是基于中华书局多年积累的古籍整理的图书，质量经过时间的检验，并且保留了全部的校刊注释的成果，可以直接引用。二是，提供了引用自动添加校注的功能，校注的内容包括书名、出版时间、页码等，非常方便。三是，《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古籍整理数据化的一个开始，对推动数据化技术推广、普及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洪涛（中华书局数字出版中心古籍资源部主任）：在此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很多古籍库的产品，但是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这些产品还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利用古籍整理的成果，他们想要能直接引用的数字资源，省去复合指数的麻烦，这是中华书局的资源优势。中华书局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有了大量古籍出版的资源，因此我们想建立一个符合用户需要的古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收集了中华书局图书的全部内容，从出版说明到正文、专名线（音）、书名线（音），等等，用户阅读的过程中正文阅读可以跳转，跳转是双面的，方便用户找到注释的内容。有很多用户在阅读的时候想要看到中华书局原版图书的图像，这里也可以实现数字化文本和中华书局原版图像的跳转，可以放大。系统提供了复制功能，除此之外，在复制的基础上还提供了引用复制的功能。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联机字典的功能，不光是检索的字，还有同义字都会在面前。在全文检索这块，我们对基本的全文检索提供了一些检索范围，比如说正文、校注、书名、标题等，按照范围检索，让检索的结果更加准确。我们检索一个人名的时候，在人名里检索，检索结果会更加准确。如果我们想扩大检索范围，可以选择同义词检索，比如说检索曹操，选择同义词，系统列出20几个曹操的亦称。这对用户是一种帮助，在用户知识结构方面很不完整的时候可以给用户提示。这是《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纪年、换算、检索、浏览历史、书签等，这些是针对用户的其他辅助功能。
刘惠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将古籍数字化编辑和计算机用字处理标准化有机融入，将进一步满足大中专院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的研究需要，推进古籍数字化服务。中华书局能够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引领时代步伐，树立行业标杆，堪为业界楷模。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负责采集各种文献资源，是国家文献资源信息保存基地。截至2013年底，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已经超过3240万册件，其中馆藏善本超过30万册件，馆藏普通古籍超过160万册件。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大力推进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加快数字化服务进程，截至2013年底，馆藏数字资源总量已经达到875TB，发布图书350万件，其中自建和合作建设的古籍库12个，发布甲骨、碑帖、古籍特藏等特色古籍数字化产品10万种，还为读者提供外购的古籍库等。此次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古籍库》将进一步丰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数字资源。《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国家图书馆上线开通后，我们将做好向读者宣传使用该《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工作，及时反馈读者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也期待中华书局在现有质量和数量上不断修订完善，不断向纵深处发展，开发更多特色资源库、数据库等，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