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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来信说已和姨妈姨父商量好，假如我一个人在家太害怕，就让他们搬来和我同住。姨妈一家是我家在这座小城唯一的亲戚。我们两家来往的疏密程度取决于我母亲的心情——多半时候两家聚会之后我妈妈的情绪都会很糟糕，有时候她会忍不住破口大骂，因为几乎每一次她都觉得我们吃了亏，然后她会历数我姨妈的小气举动，从她们的童年开始说起，此后数天我的耳朵都会淹没在她连绵不绝的抱怨里。当然她们并不会因此绝交，相反，再次见面时还会很亲热，至少在面子上是很有姐妹亲情的。于是，新的聚会以及聚会之后新的恼怒与抱怨又开始了。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我不想麻烦姨妈姨父来我家，但不得不去他们家，因为我需要交学费。爸爸走的时候只留给我几十块钱，或许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要离家那么长时间吧。我没有跟班主任说我父母不在的事，我只是说家里暂时没有这笔钱。班主任对我很通融，一直这样拖着，拖到了不交不行的时候。一共一百二十元。那个时候，一百二十元对我们家来说不是小数目，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二百元。
我无计可施，只能到姨妈家去借。
我记得是个天空很晴朗的傍晚，落日的余晖把天际的云彩涂抹得壮丽辉煌，有不知名的鸟儿从头顶飞过，发出啁啾的鸣叫。放学后，我骑着自行车往姨妈家赶。那个时候夷安很多街道还不是柏油路，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一颠一颠的，把我的心脏都要颠出来了。偶有一辆解放牌汽车或农用三轮车“嘭嘭嘭”地驶过，扬起的尘土像炒面一样渗进我的嘴里、鼻孔里、头发里。
姨妈一家四口都在家。姨妈说已经收到了我爸爸的信，她先是红着眼圈唏嘘了半天。姨父退休之前是个医生，我问他哥哥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说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会时间拖得长一点。姨妈说等把家里收拾妥当了就和姨父一起搬到我家去。
我没有跟别人借过钱。“借”这个字眼意味着“还”，既然是“还”，那就不是白给，不是有去无回。“借”只是临时应急，按说“借”不该让被借的人那么戒备和忐忑。但也许太多的“借”和“赖”字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借”很多时候就没有走向它该走向的“还”，而是走向了“赖”。赖账。母亲曾经跟我讲过很多关于赖账的故事，很多的朋友就因为借钱而伤了和气，每次，她的故事都会结束于“亲兄弟明算账”这句睿智的警世格言上。我当然不会赖账，但为什么我会未语脸先红？仿佛我只要说出“借”这个字眼，就已经注定不会归还了。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把“借”字说出口的了。借，一百二十块。只记得姨妈正从厨房端了一碗玉米粥出来，粥太满了，烫得她嘴里咝咝地直吸气。她问我借这么多钱干什么，我说交学费。她说跟学校说说，先欠着。我说不行的，大家全都交了，只差我一人的了。
姨妈白皙瘦弱的脸庞就皱起来了，像一朵残败的花，残败的雨打过的八仙花。一圈一圈的皱纹，写满了愁苦和无奈：“那怎么办呢？闺女，你也知道我和你姨父的退休金都少得可怜，属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你表哥和表嫂都是工人，工资都不够塞牙缝的，我们家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肉，手里哪会有一百二十块闲钱呢？”
“借”字让刚才还算轻松的空气瞬间凝重起来，让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我想逃，但双腿是僵硬的，是无法站立的。姨父、表哥和表嫂脸上都木木的，沉默地坐在餐桌周围，桌子上只摆了四碗玉米糊糊和一小碟咸菜，玉米糊糊缭绕的热气消散了，表面凝成了一层光滑的膜。寒素的晚餐和一声不吭的姨父、表哥和表嫂，似乎都不容置疑地证实了姨妈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可前些天我还听妈妈说过，姨妈把两万块私房钱存在一个什么基金会，结果这个基金会出了问题，钱取不出，恰好这个基金会的头头是我妈妈的高中同学，她让我妈妈帮她去疏通，把钱弄出来。妈妈抱怨说钱取出来了，姨妈也不去谢人家，倒让自己背了一身人情债。妈妈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帮姨妈的忙，她这样的誓言我听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妈妈和姨妈就是这么奇怪的一对儿姐妹，见面亲热得不得了，一转身就互相说坏话。现在听了姨妈的话，我糊涂了，不知道姨妈真的有两万块私房钱，还是连一百二十块钱都没有。
表嫂从厨房里拿了四双筷子，摆在餐桌上：“該吃饭了，艾米，要不你也在这里吃？没想到你要来，也没准备你的饭，喝碗粥再走？”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答应着，可我只能摇摇头，拿出“不食周粟”的劲头，低头耷脑地从姨妈家出来了。在姨妈关上门的一刹那，我听见表哥焦急地喊表嫂的名字：“快去厨房把炖肘子再热一热，这么长时间，都凉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向别人借钱，以被拒而告终。在此后的人生中，我还将遭遇无数次被拒，被骗，被坑，被呵斥，被抛白眼。似乎哪一次都比这次更严重，然而很多的我都忘记了，都抛在了脑后，都一笑置之。唯有这一次我记得是如此清晰。很深的受伤感。仿佛全世界都合起伙来欺负我。仿佛全世界的苦都让我一个人背了。想想吧。我的哥哥生死不明。我的父母不在身边。我的亲戚见死不救。而为了省钱，我每天连菜都不吃了，一天三顿几乎都是馒头就大葱或者馒头蘸酱。而我的同学们呢？沈振宇就不用说了，还有哈娜呢？她居然还有闲钱去学钢琴……
眼泪在我的脸上肆意地流淌。我特别爱哭。我妈妈特别不爱哭，这辈子就没见她落过一滴眼泪，上帝把她的眼泪都慷慨地转赠给我了。偏偏我妈最憎恨爱掉泪的人，她常常恨恨地跟我说：“你就是眼窝子浅！”有一次我苦恼地问哥哥，怎么样才能把汹涌的泪水拦在心里。
“在眼睛里筑一道大坝呗。”哥哥笑嘻嘻地说，他拍拍我的头，“爱哭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你想想，春天如果不下雨，那能叫春天吗？女孩如果不爱哭，那还算女孩吗？勇敢点，想哭就哭！”我想我就是在他的纵容下一天一天变成了林黛玉。
然而，今天，我觉得我有哭的权利。
回家的路是极陡的上坡路，我骑车上不去，只能在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路上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走。暮色四合，有乌鸦在路边的树丛里“呱呱”地叫着。路上的行人很多，他们一定都把惊异的目光投在我身上了吧，一个瘦小的女孩，呜呜咽咽地哭着，没有大人在旁边。我发育得很晚，又是一张窄小的脸，高中毕业上大学前夕，妈妈陪我去商场买一身新衣服，我看中了一件背带裙，售货员说：“你太有眼光了，人家实验小学订购了几百件当校服呢。”她的话差点让我扔下裙子落荒而逃。这都是后话了。我想十四岁的我一定看上去更像小学生吧，低年级的小学生。要不怎么会有一个迎面骑车而来的中年男子突然刹住车，掉转车头，快步追上我，问我是不是迷路了，要不要他帮忙。我没有理睬他，只是哭得更凶了。 眼泪冲不来一百二十块钱。老实说，那时我已经一边哭一边盘算着到哪里弄到这笔钱。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你以为你被这个世界娇宠，可是一转身，连个能求救的人都没有。
只能去找班主任坦白了吧。以我的成绩在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以及校长心目中积累的地位，或许他们会同意拖到我的父母回来之后再交。班主任就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她每晚总是待在办公室备课到很晚，我马上去找她，她或许还会在。
泪眼蒙眬地朝学校的方向骑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我的名字。
是杜小美。迎面走来。我都来不及把脸上的泪擦掉。
我们已经有半个月没怎么说过话了吧。应该是从夕阳红养老院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生冲突，似乎是不经意的疏远，就像有一道玻璃门突然在我和她之间隔开，我们看得见彼此，却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开始躲避彼此的眼神，我们甚至开始不再看对方，见了面倔强地迎面走过去，连个招呼也不打，只当彼此是空气。越是最亲近的人，伤得越深，到最后，连普通同学都做不成了，只能当内心放不下的陌生人。
就像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
是的呀，我从来就没有把她当朋友。所以这样的冷淡也不应该伤到我。但为什么心里会有隐隐的失落呢？会有隐隐的不甘呢？我讨厌她粘着我却又似乎需要她像牛皮糖一样粘在我的身上。然而这种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关系在哈娜到来之后开始迅速瓦解。
多年以后，我明白我是杜小美痛苦的根源。在我和她之间，我似乎是她的一切，而我在她之外，还有其他众多的朋友。我几乎次次考第一名，我是班主任最宠爱的学生，我是爸爸最宠爱的女儿，我是哥哥最宠爱的妹妹，我唯一的烦恼就是妈妈没有把我放在“最宠爱”的位置上，但如果我发起脾气来，她也得退让三分。当然，我也知道在同学们面前收起自己的公主脾气，腮颊上带着甜甜的笑，对谁都是甜甜的笑，因此我在班里也是人缘最好的。是的，我的人生词典里只有“最”字，对我而言，考第二名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一个同学或者老师对我不够欣赏就是我人际交往的挫败。杜小美呢？成绩一般。形象一般。不讨喜的话痨。我们拥有同一张课桌，但我们完全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不知道哈娜和我有什么不同。只是杜小美过去课间总是和我打打闹闹，现在，一下课她就往哈娜身边凑。
我是不是该假装没听见她在叫我，若无其事地骑过去？但是我的腿却自作主张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你哭了？”她问，问得很自然。这半个多月的冷战一瞬间不存在了——仿佛就从来没有这回事。
我从来没有和她讲过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她一直以来感到恼火的，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她在我面前是一个没有秘密的透明人，我却什么都不对她说，我们的沟通是单向道的。
她问我为什么哭。也许是为了挽回友谊，也许那个时候我再也撑不住。我把什么都告诉了她。还没听完她就反身往前走，边走边回头跟我说：“你回家等着吧，我回家给你拿——”
我跺跺脚，喊她回来。跟谁借，也不能跟她借。她爸爸是个工人，糖尿病晚期，妈妈也是没有工作的，两个姐姐都是打一份零工。如果说我们俩也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不漂亮，就是一样的穷。
我跟她说了我想出的办法。可是杜小美不让我去找班主任。她说她之所以这么晚才从学校里出来，就是因为作业错得太多，被班主任留下了。“后面还有好几个人在班主任的办公室，被罚背课文呢。”她说，“你这时候去，班主任正一肚子无名火不知道往哪发呢，你岂不是往枪口上撞？”
杜小美向我保證她能弄到这笔钱。“昨天我大姐刚发了工资，她偷偷藏了起来，我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她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
我提醒她这不现实，因为她跟我说过她大姐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她二姐会时不时给她点零花钱，她大姐从来都一毛不拔。
“我有办法对付她，”她笑起来，她一笑细小的眼睛就陷进胖胖的肉里，“她还和那个男人来往，被我撞见好几次了。我父母根本就不同意，那是个乡下男人，他们厂的临时工。她如果不把钱拿出来，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
“我二姐肯定会借我钱，这样的话，我大姐二姐两个人的工资，肯定超过一百二。所以你放心啦。”杜小美嘿嘿笑着，为自己的阴谋诡计感到得意。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旁边冷不丁一个声音插进来，吓了我俩一大跳。
居然是哈娜。我心里暗暗庆幸在朦胧夜色的掩饰下，她应该看不清我哭肿的眼睛和脸上的泪痕。杜小美问她为什么在学校待到这么晚，哈娜说数学老师让她帮他批卷子。她才来几天，数学老师就让她干这干那的，要知道她也不是数学课代表。
有些人你永远不能把秘密告诉她。因为，告诉她，就相当于告诉了全世界。杜小美就是这样的人。她立刻就把我跟她说的一切都倒给了哈娜，拦都拦不住。
“正好，”哈娜打开书包，取出钱包，“这几个月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攒着没花。我想买架古琴，我想学古琴。”
很多年后，不懂音乐的我，依然分不清古筝和古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哈娜说的古琴就是古筝。而那个时候，“古琴”两个字更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文字，另一个文明更高更富有的星球，哈娜就是驾着云朵从那里来的。她来的目的仿佛就是为了显出我的土气，乡巴佬。她的零花钱攒一攒就够我交一学期的学费。她会弹钢琴还不够，她还要学古琴。问题是这么多的业余爱好似乎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习，最近的几次单元测验，她的成绩都和我不相上下。这一点让我忘记了我是在筹款。我豪气地挡开了哈娜递上钱来的手：“不，不用。我有办法。”
杜小美瞪大双眼，嘴巴大张，像只青蛙一样丑陋，问出的话跟木棍一样直通通：“你有啥办法？”
“不用你管。”我甩头就走，只恨我吐出的字不是砖头，砸到杜小美被驴踢坏的脑袋上。 杜小美和哈娜没有追上来。
回到家后，我把自己放倒在床上，连吃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事实上，锅里那半块中午剩下的硬邦邦的馒头和一小碟咸菜，唤不起我的胃口。我不知道明天怎么跟班主任说，也只能实话实说了吧？也只能让她看着办吧？背着人，背着我自己，应该说对自己刚才的鲁莽我还是有一点后悔的。为什么不可以接过哈娜的钱呢？借谁的不是借呢？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每晚都会响起的琴声又一次如约前来，仿佛知道我每晚需要它的陪伴一样。现在，它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总会在我忙完作业，在我的心空下来的时候适时响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总是忍不住想——虽然知道这样想其实很傻，但我还是忍不住这样想。我想，也许是一个认识我的男生，我们学校的或者其他学校的，他一直偷偷地喜欢我，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家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住的地方。他有时候会站在窗前，朝我的窗户看，就像我站在窗前，向他的窗户遥望一样。他是那种瘦瘦的有点单薄的少年，有些忧郁，把头发剃光了，更有一种出家人一样的简素，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正是我喜欢的。
我走到大衣橱的镜子前，在15瓦的灯泡下——为了省电，我们家的灯泡都是15瓦，如果要写作业或者看书，就关了电灯，开台灯——我仍然看得清我脸上的雀斑，上帝连这样一张小小的脸都不会放过，给它潦草的细小的眼、轻淡的眉和褐色的斑点。镜子里的这个人打击了我，我知道这样一张脸不可能遇到这样一个少年，不，不可能。只有哈娜才能碰到这样的传奇吧，是的，她会碰到。碰到很多次。我拼命地甩头，想把盘踞在我脑子里的那个哈娜甩掉。
琴声像温柔的眼神一样，萦绕在我的四周。少年走过来，无言地看着我。
“我的眼睛太小了……”我怯怯地羞涩地低下了头。
“我喜欢单眼皮女孩。”他说。他的声音温和，柔细，却震聋了我。
“什么？”我惊问。
“我喜欢单眼皮女孩。”他再一次肯定地说。
“那么，哈娜……”我想起哈娜美丽的双眼皮，不可能有人不喜欢。
“什么哈娜，我只喜欢你。喜欢你脸上的小雀斑，调皮的小雀斑。”少年说。
我在镜子前屏住了呼吸。我看到红晕慢慢爬上我的腮颊。
我十四岁了，还没有收到过男生的字条。之前我从不为之感到遗憾，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在学习上，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然而，从这个夜晚开始，似乎光有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些什么，生命才能够圆满。
多年以后，当我拥有了男朋友，真正的男朋友，我们照例互相打探彼此的初恋。男友大大方方地说是他的初一同桌。然后，他问，你呢？
我犹豫了三秒钟，说，就是你哦。我很害怕他追问。如果他递过一个不相信的眼神，或者来一句“不可能”，我是不是就交代了呢？我会不会讲到对面楼上，每天晚上传来的琴声，讲到这个光头的弹琴少年？讲到我总盼望着有一天和他不期而遇？他算不算我最初喜欢的那个男孩？
我把这个秘密像果核藏在果肉里一样，藏在我的心里。没有告诉男朋友。没有告诉任何人。
当然更不会告诉杜小美。
我的意思是说，那一夜的结局，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琴声中安然入睡。有人敲我家的大门，并且高声大嗓地喊我的名字。我听得出，是杜小美的声音。
我穿过黑魆魆的庭院，秋天的晚上，夜露已经很重，水一般凉的夜风打透了我单薄的衣衫。我打开门，是杜小美给我送钱来了。因为是晚上，不放心女儿夜行，远远地站着的那个黑影，是她的爸爸，他拿着手电筒给她照着路。
她把钱塞到我手心里，让我放好。她的手指是冰凉的，她手心里的那卷钱带着汗腻腻的体温。她又递给我一个柳条编的小筐，里面放着鸡蛋。“给你，”她说，“这是我妈妈养的老母鸡下的蛋，30个，我妈妈说你光吃咸菜大葱馒头，营养太差了，学习这么累，小心贫血。她让你一天煮一个吃。等你吃完了，我再给你拿。”我记不得当时琴声是不是还在。老实说，或许在听到敲门声的瞬间，我还幻想着是不是那个弹琴少年，白衣胜雪、眉目如画地站在门外。我羞于把这一切告诉杜小美，羞于告诉任何人。
站在门外的是杜小美。秋风让她有点瑟缩。是杜小美，还有鸡蛋。柳条筐里的鸡蛋，鸡蛋上还沾着鸡屎。还有她糖尿病晚期的父亲，瘦得脱了形的父亲。当然，最重要的，是钱。一百二十块。杜小美从她大姐那里勒索来的，从她二姐那里讨要来的。一百二十块。
这就是我十四岁的某一天。对于这一天，我很想置换一个背景。我想这样来写，我坐在宽大的露台上，露台上的八仙花还没有凋谢，我端着咖啡杯慵懒地窝在躺椅里，不锈钢的小勺碰到杯壁，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响声。有鸟从头顶飞过。对面楼里传出钢琴声，琴声断了，对面的窗子打开来，一个少年。清瘦。忧郁。光头。他出现在窗子前。我们四目相接。接下去……接下去就该发生这个年龄该发生的故事，在最美的年纪，遇见最美的他。
然而我无法篡改生活，就算我能篡改记忆。十四岁的这天，就是这样子的。多年以后，我找到了这天晚上我听到的这首钢琴曲：《梦中的鸟》。多年以后，十四岁的这一天就只剩下了这首曲子。也是在晚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关上灯一遍一遍地听。忧伤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仿佛这样我就能够回到过去，仿佛这样我就能够放下过去。丈夫在门外小声地问：“艾米？没事吧艾米？”
我用浓重的鼻音回他：“没事。”
我知道他帮不了我。有些事谁都帮不了。他甚至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为什么家里一年四季总是供着八仙花。蓝色的。绿色的。粉白色的。他都不知道那叫八仙花。他或许看都没看过。他大约以为那是一个家庭主妇在装点自己的居室吧。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在一个暴雨之夜非要去听一场古琴演奏会。那是北京雨下得最大的一个晚上。
节选自《焰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李东华，1971年重阳节生于山东高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现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出版有《少年的荣耀》《薇拉的天空》等作品20余部。曾獲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
我不想麻烦姨妈姨父来我家，但不得不去他们家，因为我需要交学费。爸爸走的时候只留给我几十块钱，或许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要离家那么长时间吧。我没有跟班主任说我父母不在的事，我只是说家里暂时没有这笔钱。班主任对我很通融，一直这样拖着，拖到了不交不行的时候。一共一百二十元。那个时候，一百二十元对我们家来说不是小数目，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二百元。
我无计可施，只能到姨妈家去借。
我记得是个天空很晴朗的傍晚，落日的余晖把天际的云彩涂抹得壮丽辉煌，有不知名的鸟儿从头顶飞过，发出啁啾的鸣叫。放学后，我骑着自行车往姨妈家赶。那个时候夷安很多街道还不是柏油路，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一颠一颠的，把我的心脏都要颠出来了。偶有一辆解放牌汽车或农用三轮车“嘭嘭嘭”地驶过，扬起的尘土像炒面一样渗进我的嘴里、鼻孔里、头发里。
姨妈一家四口都在家。姨妈说已经收到了我爸爸的信，她先是红着眼圈唏嘘了半天。姨父退休之前是个医生，我问他哥哥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说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会时间拖得长一点。姨妈说等把家里收拾妥当了就和姨父一起搬到我家去。
我没有跟别人借过钱。“借”这个字眼意味着“还”，既然是“还”，那就不是白给，不是有去无回。“借”只是临时应急，按说“借”不该让被借的人那么戒备和忐忑。但也许太多的“借”和“赖”字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借”很多时候就没有走向它该走向的“还”，而是走向了“赖”。赖账。母亲曾经跟我讲过很多关于赖账的故事，很多的朋友就因为借钱而伤了和气，每次，她的故事都会结束于“亲兄弟明算账”这句睿智的警世格言上。我当然不会赖账，但为什么我会未语脸先红？仿佛我只要说出“借”这个字眼，就已经注定不会归还了。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把“借”字说出口的了。借，一百二十块。只记得姨妈正从厨房端了一碗玉米粥出来，粥太满了，烫得她嘴里咝咝地直吸气。她问我借这么多钱干什么，我说交学费。她说跟学校说说，先欠着。我说不行的，大家全都交了，只差我一人的了。
姨妈白皙瘦弱的脸庞就皱起来了，像一朵残败的花，残败的雨打过的八仙花。一圈一圈的皱纹，写满了愁苦和无奈：“那怎么办呢？闺女，你也知道我和你姨父的退休金都少得可怜，属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你表哥和表嫂都是工人，工资都不够塞牙缝的，我们家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肉，手里哪会有一百二十块闲钱呢？”
“借”字让刚才还算轻松的空气瞬间凝重起来，让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我想逃，但双腿是僵硬的，是无法站立的。姨父、表哥和表嫂脸上都木木的，沉默地坐在餐桌周围，桌子上只摆了四碗玉米糊糊和一小碟咸菜，玉米糊糊缭绕的热气消散了，表面凝成了一层光滑的膜。寒素的晚餐和一声不吭的姨父、表哥和表嫂，似乎都不容置疑地证实了姨妈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可前些天我还听妈妈说过，姨妈把两万块私房钱存在一个什么基金会，结果这个基金会出了问题，钱取不出，恰好这个基金会的头头是我妈妈的高中同学，她让我妈妈帮她去疏通，把钱弄出来。妈妈抱怨说钱取出来了，姨妈也不去谢人家，倒让自己背了一身人情债。妈妈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帮姨妈的忙，她这样的誓言我听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妈妈和姨妈就是这么奇怪的一对儿姐妹，见面亲热得不得了，一转身就互相说坏话。现在听了姨妈的话，我糊涂了，不知道姨妈真的有两万块私房钱，还是连一百二十块钱都没有。
表嫂从厨房里拿了四双筷子，摆在餐桌上：“該吃饭了，艾米，要不你也在这里吃？没想到你要来，也没准备你的饭，喝碗粥再走？”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答应着，可我只能摇摇头，拿出“不食周粟”的劲头，低头耷脑地从姨妈家出来了。在姨妈关上门的一刹那，我听见表哥焦急地喊表嫂的名字：“快去厨房把炖肘子再热一热，这么长时间，都凉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向别人借钱，以被拒而告终。在此后的人生中，我还将遭遇无数次被拒，被骗，被坑，被呵斥，被抛白眼。似乎哪一次都比这次更严重，然而很多的我都忘记了，都抛在了脑后，都一笑置之。唯有这一次我记得是如此清晰。很深的受伤感。仿佛全世界都合起伙来欺负我。仿佛全世界的苦都让我一个人背了。想想吧。我的哥哥生死不明。我的父母不在身边。我的亲戚见死不救。而为了省钱，我每天连菜都不吃了，一天三顿几乎都是馒头就大葱或者馒头蘸酱。而我的同学们呢？沈振宇就不用说了，还有哈娜呢？她居然还有闲钱去学钢琴……
眼泪在我的脸上肆意地流淌。我特别爱哭。我妈妈特别不爱哭，这辈子就没见她落过一滴眼泪，上帝把她的眼泪都慷慨地转赠给我了。偏偏我妈最憎恨爱掉泪的人，她常常恨恨地跟我说：“你就是眼窝子浅！”有一次我苦恼地问哥哥，怎么样才能把汹涌的泪水拦在心里。
“在眼睛里筑一道大坝呗。”哥哥笑嘻嘻地说，他拍拍我的头，“爱哭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你想想，春天如果不下雨，那能叫春天吗？女孩如果不爱哭，那还算女孩吗？勇敢点，想哭就哭！”我想我就是在他的纵容下一天一天变成了林黛玉。
然而，今天，我觉得我有哭的权利。
回家的路是极陡的上坡路，我骑车上不去，只能在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路上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走。暮色四合，有乌鸦在路边的树丛里“呱呱”地叫着。路上的行人很多，他们一定都把惊异的目光投在我身上了吧，一个瘦小的女孩，呜呜咽咽地哭着，没有大人在旁边。我发育得很晚，又是一张窄小的脸，高中毕业上大学前夕，妈妈陪我去商场买一身新衣服，我看中了一件背带裙，售货员说：“你太有眼光了，人家实验小学订购了几百件当校服呢。”她的话差点让我扔下裙子落荒而逃。这都是后话了。我想十四岁的我一定看上去更像小学生吧，低年级的小学生。要不怎么会有一个迎面骑车而来的中年男子突然刹住车，掉转车头，快步追上我，问我是不是迷路了，要不要他帮忙。我没有理睬他，只是哭得更凶了。 眼泪冲不来一百二十块钱。老实说，那时我已经一边哭一边盘算着到哪里弄到这笔钱。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你以为你被这个世界娇宠，可是一转身，连个能求救的人都没有。
只能去找班主任坦白了吧。以我的成绩在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以及校长心目中积累的地位，或许他们会同意拖到我的父母回来之后再交。班主任就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她每晚总是待在办公室备课到很晚，我马上去找她，她或许还会在。
泪眼蒙眬地朝学校的方向骑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我的名字。
是杜小美。迎面走来。我都来不及把脸上的泪擦掉。
我们已经有半个月没怎么说过话了吧。应该是从夕阳红养老院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生冲突，似乎是不经意的疏远，就像有一道玻璃门突然在我和她之间隔开，我们看得见彼此，却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开始躲避彼此的眼神，我们甚至开始不再看对方，见了面倔强地迎面走过去，连个招呼也不打，只当彼此是空气。越是最亲近的人，伤得越深，到最后，连普通同学都做不成了，只能当内心放不下的陌生人。
就像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
是的呀，我从来就没有把她当朋友。所以这样的冷淡也不应该伤到我。但为什么心里会有隐隐的失落呢？会有隐隐的不甘呢？我讨厌她粘着我却又似乎需要她像牛皮糖一样粘在我的身上。然而这种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关系在哈娜到来之后开始迅速瓦解。
多年以后，我明白我是杜小美痛苦的根源。在我和她之间，我似乎是她的一切，而我在她之外，还有其他众多的朋友。我几乎次次考第一名，我是班主任最宠爱的学生，我是爸爸最宠爱的女儿，我是哥哥最宠爱的妹妹，我唯一的烦恼就是妈妈没有把我放在“最宠爱”的位置上，但如果我发起脾气来，她也得退让三分。当然，我也知道在同学们面前收起自己的公主脾气，腮颊上带着甜甜的笑，对谁都是甜甜的笑，因此我在班里也是人缘最好的。是的，我的人生词典里只有“最”字，对我而言，考第二名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一个同学或者老师对我不够欣赏就是我人际交往的挫败。杜小美呢？成绩一般。形象一般。不讨喜的话痨。我们拥有同一张课桌，但我们完全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不知道哈娜和我有什么不同。只是杜小美过去课间总是和我打打闹闹，现在，一下课她就往哈娜身边凑。
我是不是该假装没听见她在叫我，若无其事地骑过去？但是我的腿却自作主张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你哭了？”她问，问得很自然。这半个多月的冷战一瞬间不存在了——仿佛就从来没有这回事。
我从来没有和她讲过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她一直以来感到恼火的，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她在我面前是一个没有秘密的透明人，我却什么都不对她说，我们的沟通是单向道的。
她问我为什么哭。也许是为了挽回友谊，也许那个时候我再也撑不住。我把什么都告诉了她。还没听完她就反身往前走，边走边回头跟我说：“你回家等着吧，我回家给你拿——”
我跺跺脚，喊她回来。跟谁借，也不能跟她借。她爸爸是个工人，糖尿病晚期，妈妈也是没有工作的，两个姐姐都是打一份零工。如果说我们俩也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不漂亮，就是一样的穷。
我跟她说了我想出的办法。可是杜小美不让我去找班主任。她说她之所以这么晚才从学校里出来，就是因为作业错得太多，被班主任留下了。“后面还有好几个人在班主任的办公室，被罚背课文呢。”她说，“你这时候去，班主任正一肚子无名火不知道往哪发呢，你岂不是往枪口上撞？”
杜小美向我保證她能弄到这笔钱。“昨天我大姐刚发了工资，她偷偷藏了起来，我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她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
我提醒她这不现实，因为她跟我说过她大姐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她二姐会时不时给她点零花钱，她大姐从来都一毛不拔。
“我有办法对付她，”她笑起来，她一笑细小的眼睛就陷进胖胖的肉里，“她还和那个男人来往，被我撞见好几次了。我父母根本就不同意，那是个乡下男人，他们厂的临时工。她如果不把钱拿出来，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
“我二姐肯定会借我钱，这样的话，我大姐二姐两个人的工资，肯定超过一百二。所以你放心啦。”杜小美嘿嘿笑着，为自己的阴谋诡计感到得意。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旁边冷不丁一个声音插进来，吓了我俩一大跳。
居然是哈娜。我心里暗暗庆幸在朦胧夜色的掩饰下，她应该看不清我哭肿的眼睛和脸上的泪痕。杜小美问她为什么在学校待到这么晚，哈娜说数学老师让她帮他批卷子。她才来几天，数学老师就让她干这干那的，要知道她也不是数学课代表。
有些人你永远不能把秘密告诉她。因为，告诉她，就相当于告诉了全世界。杜小美就是这样的人。她立刻就把我跟她说的一切都倒给了哈娜，拦都拦不住。
“正好，”哈娜打开书包，取出钱包，“这几个月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攒着没花。我想买架古琴，我想学古琴。”
很多年后，不懂音乐的我，依然分不清古筝和古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哈娜说的古琴就是古筝。而那个时候，“古琴”两个字更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文字，另一个文明更高更富有的星球，哈娜就是驾着云朵从那里来的。她来的目的仿佛就是为了显出我的土气，乡巴佬。她的零花钱攒一攒就够我交一学期的学费。她会弹钢琴还不够，她还要学古琴。问题是这么多的业余爱好似乎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习，最近的几次单元测验，她的成绩都和我不相上下。这一点让我忘记了我是在筹款。我豪气地挡开了哈娜递上钱来的手：“不，不用。我有办法。”
杜小美瞪大双眼，嘴巴大张，像只青蛙一样丑陋，问出的话跟木棍一样直通通：“你有啥办法？”
“不用你管。”我甩头就走，只恨我吐出的字不是砖头，砸到杜小美被驴踢坏的脑袋上。 杜小美和哈娜没有追上来。
回到家后，我把自己放倒在床上，连吃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事实上，锅里那半块中午剩下的硬邦邦的馒头和一小碟咸菜，唤不起我的胃口。我不知道明天怎么跟班主任说，也只能实话实说了吧？也只能让她看着办吧？背着人，背着我自己，应该说对自己刚才的鲁莽我还是有一点后悔的。为什么不可以接过哈娜的钱呢？借谁的不是借呢？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每晚都会响起的琴声又一次如约前来，仿佛知道我每晚需要它的陪伴一样。现在，它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总会在我忙完作业，在我的心空下来的时候适时响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总是忍不住想——虽然知道这样想其实很傻，但我还是忍不住这样想。我想，也许是一个认识我的男生，我们学校的或者其他学校的，他一直偷偷地喜欢我，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家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住的地方。他有时候会站在窗前，朝我的窗户看，就像我站在窗前，向他的窗户遥望一样。他是那种瘦瘦的有点单薄的少年，有些忧郁，把头发剃光了，更有一种出家人一样的简素，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正是我喜欢的。
我走到大衣橱的镜子前，在15瓦的灯泡下——为了省电，我们家的灯泡都是15瓦，如果要写作业或者看书，就关了电灯，开台灯——我仍然看得清我脸上的雀斑，上帝连这样一张小小的脸都不会放过，给它潦草的细小的眼、轻淡的眉和褐色的斑点。镜子里的这个人打击了我，我知道这样一张脸不可能遇到这样一个少年，不，不可能。只有哈娜才能碰到这样的传奇吧，是的，她会碰到。碰到很多次。我拼命地甩头，想把盘踞在我脑子里的那个哈娜甩掉。
琴声像温柔的眼神一样，萦绕在我的四周。少年走过来，无言地看着我。
“我的眼睛太小了……”我怯怯地羞涩地低下了头。
“我喜欢单眼皮女孩。”他说。他的声音温和，柔细，却震聋了我。
“什么？”我惊问。
“我喜欢单眼皮女孩。”他再一次肯定地说。
“那么，哈娜……”我想起哈娜美丽的双眼皮，不可能有人不喜欢。
“什么哈娜，我只喜欢你。喜欢你脸上的小雀斑，调皮的小雀斑。”少年说。
我在镜子前屏住了呼吸。我看到红晕慢慢爬上我的腮颊。
我十四岁了，还没有收到过男生的字条。之前我从不为之感到遗憾，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在学习上，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然而，从这个夜晚开始，似乎光有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些什么，生命才能够圆满。
多年以后，当我拥有了男朋友，真正的男朋友，我们照例互相打探彼此的初恋。男友大大方方地说是他的初一同桌。然后，他问，你呢？
我犹豫了三秒钟，说，就是你哦。我很害怕他追问。如果他递过一个不相信的眼神，或者来一句“不可能”，我是不是就交代了呢？我会不会讲到对面楼上，每天晚上传来的琴声，讲到这个光头的弹琴少年？讲到我总盼望着有一天和他不期而遇？他算不算我最初喜欢的那个男孩？
我把这个秘密像果核藏在果肉里一样，藏在我的心里。没有告诉男朋友。没有告诉任何人。
当然更不会告诉杜小美。
我的意思是说，那一夜的结局，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琴声中安然入睡。有人敲我家的大门，并且高声大嗓地喊我的名字。我听得出，是杜小美的声音。
我穿过黑魆魆的庭院，秋天的晚上，夜露已经很重，水一般凉的夜风打透了我单薄的衣衫。我打开门，是杜小美给我送钱来了。因为是晚上，不放心女儿夜行，远远地站着的那个黑影，是她的爸爸，他拿着手电筒给她照着路。
她把钱塞到我手心里，让我放好。她的手指是冰凉的，她手心里的那卷钱带着汗腻腻的体温。她又递给我一个柳条编的小筐，里面放着鸡蛋。“给你，”她说，“这是我妈妈养的老母鸡下的蛋，30个，我妈妈说你光吃咸菜大葱馒头，营养太差了，学习这么累，小心贫血。她让你一天煮一个吃。等你吃完了，我再给你拿。”我记不得当时琴声是不是还在。老实说，或许在听到敲门声的瞬间，我还幻想着是不是那个弹琴少年，白衣胜雪、眉目如画地站在门外。我羞于把这一切告诉杜小美，羞于告诉任何人。
站在门外的是杜小美。秋风让她有点瑟缩。是杜小美，还有鸡蛋。柳条筐里的鸡蛋，鸡蛋上还沾着鸡屎。还有她糖尿病晚期的父亲，瘦得脱了形的父亲。当然，最重要的，是钱。一百二十块。杜小美从她大姐那里勒索来的，从她二姐那里讨要来的。一百二十块。
这就是我十四岁的某一天。对于这一天，我很想置换一个背景。我想这样来写，我坐在宽大的露台上，露台上的八仙花还没有凋谢，我端着咖啡杯慵懒地窝在躺椅里，不锈钢的小勺碰到杯壁，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响声。有鸟从头顶飞过。对面楼里传出钢琴声，琴声断了，对面的窗子打开来，一个少年。清瘦。忧郁。光头。他出现在窗子前。我们四目相接。接下去……接下去就该发生这个年龄该发生的故事，在最美的年纪，遇见最美的他。
然而我无法篡改生活，就算我能篡改记忆。十四岁的这天，就是这样子的。多年以后，我找到了这天晚上我听到的这首钢琴曲：《梦中的鸟》。多年以后，十四岁的这一天就只剩下了这首曲子。也是在晚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关上灯一遍一遍地听。忧伤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仿佛这样我就能够回到过去，仿佛这样我就能够放下过去。丈夫在门外小声地问：“艾米？没事吧艾米？”
我用浓重的鼻音回他：“没事。”
我知道他帮不了我。有些事谁都帮不了。他甚至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为什么家里一年四季总是供着八仙花。蓝色的。绿色的。粉白色的。他都不知道那叫八仙花。他或许看都没看过。他大约以为那是一个家庭主妇在装点自己的居室吧。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在一个暴雨之夜非要去听一场古琴演奏会。那是北京雨下得最大的一个晚上。
节选自《焰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李东华，1971年重阳节生于山东高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现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出版有《少年的荣耀》《薇拉的天空》等作品20余部。曾獲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