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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至1989年12月，我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其间有幸认识了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终生难忘。教授身材高大，两鬓斑白，面容和蔼慈祥。谈起中国古典诗歌，他用汉语朗诵：“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对中国诗人陆游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谈到文学翻译，他说：“我知道，中国翻译了很多俄罗斯和前苏联作家的作品，你们学俄语的人多，翻译的作品也多，像一条大河。我们学习汉语的人少，翻译的作品相对较少，像一条小溪，值得庆幸的是，这条小溪_直没有断流。”
当时我跟一些俄罗斯朋友合作，选择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比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流沙河的《故园六咏》，遇到疑难问题，向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给予指点和帮助。
现在学会了上网，能够看到俄罗斯报刊，陆续读了几篇介绍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的文章，使我不由得又回想起20多年前的亲身经历。综合最近看到的资料，向国内读者介绍这位令人敬重的汉学家。
彼得堡的孔夫子
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生和教师都尊称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为“我们的孔夫子”。科学院院士米，尼·鲍加留波夫已九十高龄，他尊称谢列布里雅科夫为兄长，尽管后者比他小十岁，这源于由衷的敬重。他认为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不仅学识渊博，富有智慧，而且沉稳干练，擅长处理许多棘手的难题。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谢列布里雅科夫从1961年起到1998年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长达37年之久，他也是东方系副主任，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鲍加留波夫肩并肩工作，有多年的情谊。
2009年10月是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八十寿辰，东方系和汉语教研室决定组织庆祝会为这位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专家祝寿，教授却婉言谢绝。他的理由是：在漫长的时光洪流中，个人的年龄渺小得不值一提。学生们不断地带来论文，向他求教，请他做学位论文导师。不久之前，他还接到来自明斯克大学的长途电话，在那里进修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教师恳求他做导师，指导她的副博士论文。有一次在谈话当中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说道：“我对中国人说，我很幸运。我这一生抵得上好几辈子。人间生存，当然只有一次，可精神上却经历了多重人生……”
通向中国之路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出生于列宁格勒，从小喜欢读书看报，除了常看《列宁格勒星火报》《少先队员真理报》，还爱读《少先队员》和《篝火》等杂志。有一次他对访问他的记者回忆说：
“1936年，我七岁，开始上学。第二年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直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后又是国内战争，直打到1949年，原来蒋介石掌握政权，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胜利。在我上学的时候，苏联人就对中国人民的斗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系列诗歌，对中国兄弟给予声援……”
“《少先队员》和《篝火》杂志经常刊登简短消息，报道中国孩子如何帮助党组织进行活动。我还喜欢阅读游记，记得作家伊·亚·冈察洛夫乘坐《巴拉达号战舰》到过上海，在那里进行了访问；尼·米·普尔热瓦里斯基曾在中国西北地区旅行探险。”
看来，童年的印象，阅读的感受，对他报考东方系学习汉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师生之道
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非常幸运，他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不久，前苏联汉学的奠基人、列宁格勒学派的领军人物、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给他们上课，他有幸直接聆听大师的教诲。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给大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是中国小说《聊斋》。他认为这部17世纪的志怪小说包含着人生智慧，反映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同时他也教中国诗歌，因为他深信：诗歌——是文化和思想诸多因素的综合体。他知道，中国诗歌内涵丰富，中国人推崇诗歌。虽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对自己的主张深信不疑，但当年也曾遭受怀疑和指责：“他在搞什么玩意呀？讲些古代诗人的诗歌作品有什么用？……”
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的老师。他说，教语法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德拉龚诺夫（汉语名龙果夫），头脑聪明，特有个性，他以超越时代的眼光指出汉语有语法体系，对有些人说学汉语必须硬背单词的主张嗤之以鼻。戈奥尔吉费奥方诺维奇斯梅卡洛夫教授当时已七十多岁，精通中国古代文献，讲课颇受学生欢迎。给学生上课的还有年轻的副博士奥尔嘉拉扎列夫娜菲什曼，唐代传奇的俄译本就出自她的手笔，她撰写了《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还有一部厚重的专著《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回忆说：“我们那一班有二十个人，同学们学得很快活。有一个时期，冷漠疏远成了悬在人们头顶的利剑，我们却未受影响。我们常常组织晚会，没有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食物，大家带来收集的卡片，说笑话，讲故事，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谢列布里雅科夫的人生方向确定面朝东方。对于俄罗斯文明而言，东方文明带有异国情调，时而模糊不清，时而清晰，可以理解。举个例子，汉语成语说“教学相长”。要想学习一门繁难的语言，离开了这一原则，简直寸步难行。大学毕业，由于品学兼优，他留校任教。作为教师，不仅要耐心讲解，还要不断地读书、学习，钻研，吸取新的营养，边学边教，传授知识和经验，他的体会是：教师永远不能放松进取的脚步。
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跟东方系“一起生活”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教过的大学生、研究生数以百计。其中许多学生成了副博士、博士，教授。随着年岁增长，他渐渐成了德高望重的汉学家，名教授，声名远播的“彼得堡孔夫子”。他当初担任主任的时候，教研室还没有一个博士，而在他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的时候，教研室已经拥有八位博士，很多副博士，还有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教研室得到了巩固，并不断成长壮大，现在这里不仅研究中国，还增加了研究朝鲜、韩国和东南亚文化与语言的专业课程。 东方系汉语教研室的教师都很敬佩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认为他富有人生智慧，乐于助人，有组织才能，学术才华出类拔萃。亚历山大戈奥尔吉耶维奇斯托拉茹克博士，是谢列布里雅科夫20多年的学生，他说老师在治学和为人方面给他的影响，让他终生感激。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于去中国进修的安排遭遇挫折，他几乎要愤而辞职离开东方系，多亏谢列布里雅科夫的调解，最终解决了当时的矛盾。
斯托拉茹克博士说：“上世纪90年代初，汉语教研室一度处境非常艰难，教学计划被打乱，专业被取消，整个东方系面临关闭的危机，可同事们并没有慌乱。因为大家感到背后有谢列布里雅科夫老师，他有经验，有智慧，绝不会袖手旁观。汉语教研室团结一致，充满了友好、安定的家庭气氛，齐心协力，终于度过了难关。”
现在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鲁道尔夫阿列克耶维奇扬松也是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的学生。老师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想提出申请，把老师的名字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理由是他担任教研室主任长达37年，无人可比。他还回忆说，他做博士论文是让老师逼出来的。20多年前，有一次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因病住院，扬松前去看望老师。两个人在医院走廊里边走边聊，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始终围绕着他要写的博士论文。该收集哪些资料，论文写作的时间安排，哪些研究成果该收进论文，老师考虑得非常仔细，让扬松觉得如果写不出论文，实在有负老师的期望。
人间一世 几度生存
一个人有几条性命？通常说来，当然只有一条。但这未必适用于所有的人。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认为，他有四条性命：除了一世生存之外，还有三次人生经历，可谓精神上的三度人生。这三次精神之旅都跟他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相关。中国的三位大诗人：杜甫、陆游、范成大，都经历了人世的艰难坎坷，顽强地生存、写作。他研究他们的作品，为他们写传记，仿佛陪伴三位诗人度过了漫长的人生，精神上受到感染与震撼。他深有感触地说：
“中国诗人帮助我开拓眼界，摆脱一己之私，看到别人的痛苦。起初，我陪伴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从出生走到晚年。他的诗反映了时代动荡与个人遭遇的凄惨：战争，离开长安，流落巴蜀，夫妻离散，四岁的幼子饿死，个人遭遇不幸，胸怀包容天下，使其作品达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度。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心胸之博大，令人感动。”
稍后，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开始研究宋代诗人陆游（1125-1210）和范成大（1126-1193）。他陪着两位诗人沿长江漫游，跟陆游一道溯江而上，直抵夔州，又陪同范成大顺流而下，走了一个来回。两位诗人颠沛流离，饱受动乱之苦。陆游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大自然，渴望报效国家，却屡屡遭受奸佞的排挤与欺压。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9000多首，词130多首，还有大量的散文、游记和笔记。谢列布里雅科夫通读他的作品，翻译、注释、研究、分析，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陆游：生活与创作》，还出版了陆游《入蜀记》和《老学庵笔记》的俄译本。成为研究诗人陆游的权威汉学家，其学术成就令人瞩目。
诗人范成大出身贫寒，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历任地方长官，体恤民情，为政清廉，还曾出使金国，冒死捍卫国家利益。谢列布里雅科夫不仅翻译他的诗歌，还写出了有分量的论文。
撰写《艾青评传》的汉学家维维彼得罗夫是谢列布里雅科夫的同学、同事、知心朋友。他们俩曾一道访问中国，足迹遍及近30个城市，结识了很多中国著名学者和作家。他们认为，中国国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保留了许多名胜古迹，成为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感叹说：“中国是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对此我不仅有理性认识，也有切身感受，在那片土地上曾经生活与写作的诗人数以万计。仅仅唐朝的300多年，保存下来的就有2200名诗人创作的五万余首诗！”
为中国翻译家立传
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不仅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斐然，而且在研究、翻译中国现当代作家方面也多有建树。他翻译过茅盾、张天翼、严文井等作家的小说，对翻译家曹靖华的研究更是令人称道。
1927年，翻译家曹靖华二次赴苏，直到1933年回国，在列宁格勒生活达六年之久，其间曾在列大东方系教授汉语。在那里还遇见了他的好朋友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教授。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曹靖华和鲍里斯瓦西里耶夫都在军队中担任翻译。侨居前苏联期间，曹靖华翻译了《铁流》《第四十一》等小说，并与鲁迅和“未名社”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曹靖华成了北京大学俄语系系主任。谢列布里雅科夫撰写了《曹靖华教授的生平与创作道路》，1999年在杂志上发表。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曹靖华的交往，又为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的人生增加了多彩的一笔。
当时我跟一些俄罗斯朋友合作，选择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比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流沙河的《故园六咏》，遇到疑难问题，向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给予指点和帮助。
现在学会了上网，能够看到俄罗斯报刊，陆续读了几篇介绍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的文章，使我不由得又回想起20多年前的亲身经历。综合最近看到的资料，向国内读者介绍这位令人敬重的汉学家。
彼得堡的孔夫子
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生和教师都尊称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为“我们的孔夫子”。科学院院士米，尼·鲍加留波夫已九十高龄，他尊称谢列布里雅科夫为兄长，尽管后者比他小十岁，这源于由衷的敬重。他认为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不仅学识渊博，富有智慧，而且沉稳干练，擅长处理许多棘手的难题。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谢列布里雅科夫从1961年起到1998年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长达37年之久，他也是东方系副主任，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鲍加留波夫肩并肩工作，有多年的情谊。
2009年10月是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八十寿辰，东方系和汉语教研室决定组织庆祝会为这位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专家祝寿，教授却婉言谢绝。他的理由是：在漫长的时光洪流中，个人的年龄渺小得不值一提。学生们不断地带来论文，向他求教，请他做学位论文导师。不久之前，他还接到来自明斯克大学的长途电话，在那里进修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教师恳求他做导师，指导她的副博士论文。有一次在谈话当中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说道：“我对中国人说，我很幸运。我这一生抵得上好几辈子。人间生存，当然只有一次，可精神上却经历了多重人生……”
通向中国之路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出生于列宁格勒，从小喜欢读书看报，除了常看《列宁格勒星火报》《少先队员真理报》，还爱读《少先队员》和《篝火》等杂志。有一次他对访问他的记者回忆说：
“1936年，我七岁，开始上学。第二年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直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后又是国内战争，直打到1949年，原来蒋介石掌握政权，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胜利。在我上学的时候，苏联人就对中国人民的斗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系列诗歌，对中国兄弟给予声援……”
“《少先队员》和《篝火》杂志经常刊登简短消息，报道中国孩子如何帮助党组织进行活动。我还喜欢阅读游记，记得作家伊·亚·冈察洛夫乘坐《巴拉达号战舰》到过上海，在那里进行了访问；尼·米·普尔热瓦里斯基曾在中国西北地区旅行探险。”
看来，童年的印象，阅读的感受，对他报考东方系学习汉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师生之道
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非常幸运，他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不久，前苏联汉学的奠基人、列宁格勒学派的领军人物、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给他们上课，他有幸直接聆听大师的教诲。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给大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是中国小说《聊斋》。他认为这部17世纪的志怪小说包含着人生智慧，反映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同时他也教中国诗歌，因为他深信：诗歌——是文化和思想诸多因素的综合体。他知道，中国诗歌内涵丰富，中国人推崇诗歌。虽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对自己的主张深信不疑，但当年也曾遭受怀疑和指责：“他在搞什么玩意呀？讲些古代诗人的诗歌作品有什么用？……”
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的老师。他说，教语法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德拉龚诺夫（汉语名龙果夫），头脑聪明，特有个性，他以超越时代的眼光指出汉语有语法体系，对有些人说学汉语必须硬背单词的主张嗤之以鼻。戈奥尔吉费奥方诺维奇斯梅卡洛夫教授当时已七十多岁，精通中国古代文献，讲课颇受学生欢迎。给学生上课的还有年轻的副博士奥尔嘉拉扎列夫娜菲什曼，唐代传奇的俄译本就出自她的手笔，她撰写了《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还有一部厚重的专著《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回忆说：“我们那一班有二十个人，同学们学得很快活。有一个时期，冷漠疏远成了悬在人们头顶的利剑，我们却未受影响。我们常常组织晚会，没有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食物，大家带来收集的卡片，说笑话，讲故事，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谢列布里雅科夫的人生方向确定面朝东方。对于俄罗斯文明而言，东方文明带有异国情调，时而模糊不清，时而清晰，可以理解。举个例子，汉语成语说“教学相长”。要想学习一门繁难的语言，离开了这一原则，简直寸步难行。大学毕业，由于品学兼优，他留校任教。作为教师，不仅要耐心讲解，还要不断地读书、学习，钻研，吸取新的营养，边学边教，传授知识和经验，他的体会是：教师永远不能放松进取的脚步。
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跟东方系“一起生活”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教过的大学生、研究生数以百计。其中许多学生成了副博士、博士，教授。随着年岁增长，他渐渐成了德高望重的汉学家，名教授，声名远播的“彼得堡孔夫子”。他当初担任主任的时候，教研室还没有一个博士，而在他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的时候，教研室已经拥有八位博士，很多副博士，还有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教研室得到了巩固，并不断成长壮大，现在这里不仅研究中国，还增加了研究朝鲜、韩国和东南亚文化与语言的专业课程。 东方系汉语教研室的教师都很敬佩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认为他富有人生智慧，乐于助人，有组织才能，学术才华出类拔萃。亚历山大戈奥尔吉耶维奇斯托拉茹克博士，是谢列布里雅科夫20多年的学生，他说老师在治学和为人方面给他的影响，让他终生感激。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于去中国进修的安排遭遇挫折，他几乎要愤而辞职离开东方系，多亏谢列布里雅科夫的调解，最终解决了当时的矛盾。
斯托拉茹克博士说：“上世纪90年代初，汉语教研室一度处境非常艰难，教学计划被打乱，专业被取消，整个东方系面临关闭的危机，可同事们并没有慌乱。因为大家感到背后有谢列布里雅科夫老师，他有经验，有智慧，绝不会袖手旁观。汉语教研室团结一致，充满了友好、安定的家庭气氛，齐心协力，终于度过了难关。”
现在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鲁道尔夫阿列克耶维奇扬松也是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的学生。老师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想提出申请，把老师的名字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理由是他担任教研室主任长达37年，无人可比。他还回忆说，他做博士论文是让老师逼出来的。20多年前，有一次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因病住院，扬松前去看望老师。两个人在医院走廊里边走边聊，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始终围绕着他要写的博士论文。该收集哪些资料，论文写作的时间安排，哪些研究成果该收进论文，老师考虑得非常仔细，让扬松觉得如果写不出论文，实在有负老师的期望。
人间一世 几度生存
一个人有几条性命？通常说来，当然只有一条。但这未必适用于所有的人。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认为，他有四条性命：除了一世生存之外，还有三次人生经历，可谓精神上的三度人生。这三次精神之旅都跟他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相关。中国的三位大诗人：杜甫、陆游、范成大，都经历了人世的艰难坎坷，顽强地生存、写作。他研究他们的作品，为他们写传记，仿佛陪伴三位诗人度过了漫长的人生，精神上受到感染与震撼。他深有感触地说：
“中国诗人帮助我开拓眼界，摆脱一己之私，看到别人的痛苦。起初，我陪伴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从出生走到晚年。他的诗反映了时代动荡与个人遭遇的凄惨：战争，离开长安，流落巴蜀，夫妻离散，四岁的幼子饿死，个人遭遇不幸，胸怀包容天下，使其作品达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度。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心胸之博大，令人感动。”
稍后，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开始研究宋代诗人陆游（1125-1210）和范成大（1126-1193）。他陪着两位诗人沿长江漫游，跟陆游一道溯江而上，直抵夔州，又陪同范成大顺流而下，走了一个来回。两位诗人颠沛流离，饱受动乱之苦。陆游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大自然，渴望报效国家，却屡屡遭受奸佞的排挤与欺压。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9000多首，词130多首，还有大量的散文、游记和笔记。谢列布里雅科夫通读他的作品，翻译、注释、研究、分析，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陆游：生活与创作》，还出版了陆游《入蜀记》和《老学庵笔记》的俄译本。成为研究诗人陆游的权威汉学家，其学术成就令人瞩目。
诗人范成大出身贫寒，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历任地方长官，体恤民情，为政清廉，还曾出使金国，冒死捍卫国家利益。谢列布里雅科夫不仅翻译他的诗歌，还写出了有分量的论文。
撰写《艾青评传》的汉学家维维彼得罗夫是谢列布里雅科夫的同学、同事、知心朋友。他们俩曾一道访问中国，足迹遍及近30个城市，结识了很多中国著名学者和作家。他们认为，中国国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保留了许多名胜古迹，成为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感叹说：“中国是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对此我不仅有理性认识，也有切身感受，在那片土地上曾经生活与写作的诗人数以万计。仅仅唐朝的300多年，保存下来的就有2200名诗人创作的五万余首诗！”
为中国翻译家立传
叶亚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不仅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斐然，而且在研究、翻译中国现当代作家方面也多有建树。他翻译过茅盾、张天翼、严文井等作家的小说，对翻译家曹靖华的研究更是令人称道。
1927年，翻译家曹靖华二次赴苏，直到1933年回国，在列宁格勒生活达六年之久，其间曾在列大东方系教授汉语。在那里还遇见了他的好朋友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教授。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曹靖华和鲍里斯瓦西里耶夫都在军队中担任翻译。侨居前苏联期间，曹靖华翻译了《铁流》《第四十一》等小说，并与鲁迅和“未名社”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曹靖华成了北京大学俄语系系主任。谢列布里雅科夫撰写了《曹靖华教授的生平与创作道路》，1999年在杂志上发表。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曹靖华的交往，又为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的人生增加了多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