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觉的追求大概不能称之为写作，用时下流行语来说，就是“码字儿”。怎样的追求值得推崇？我以为写作中应该内涵史学、哲学和美学三重追求。
　　首先，所谓“史学”追求，就是我们所写文字具有记录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成为后人知晓我们这个时代世态人情的信史。公元前１000年，犹太王国的国王所罗门写下这样的名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当然不错，但倘若没有可以作为信史的文字，人们怎么知道时下发生的究竟是不是“新事”呢？
　　“史学”追求体现在写作者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捍卫言论自由。其实，敢于说真话是底线伦理的要求。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说的人，还能指望他能够助人为乐、扶贫济困、见义勇为？一个不敢说的人，他的文字只能是虚情假意、曲学阿世的，尖刻一点地说，这样的文字与垃圾无异。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专制的痼疾使得“说真话”成为一种需要大声呼唤、大力提倡的宝贵品格，实在有些令人悲哀。鲁迅先生早在80年前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如此告诫国人：“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大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就更加令人悲哀。
　　其次是自觉的哲学追求。哲学追求体现在对于道义与良知的守护之中，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理探寻之中。文字之中应该饱含道义和良知，否则，所谓的“理”就只是强盗的逻辑，魔鬼的妖言。当然，“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确是值得追问的。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就将道义和良知安放在每一个人心中。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尽管我们始终要警惕以“公道”的名义强奸民意的企图。
　　另外，真正能够穿云裂石、穿越历史的文字一定得富有哲理。哲学讲究推理的严谨，论证的缜密，逻辑的自恰；讲究高度的概括和穷根究底的追问。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缺乏哲学修养的民族，所以，我们的文章就特别需要强调哲学内涵和理性色彩。
　　第三是自觉的美学追求。好的文章从结构到遣词造句都要讲究趣味和美感。人们阅读有多重动机，其中包括怡情。这就需要文章具有理趣、情趣或者文趣。所谓“文趣”就是语言表达本身的美学趣味。把文字打理得云淡风轻，那是一种美妙的境界。古人说得好：“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亦不能传神也”，因此要努力做到平字见秀，常字见奇，陈字见新，朴字见色；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
　　近读刘良华教授为名师闫学的新作《教育阅读的爱与怕》一书所作的序——《像闫学一样“过阅读的生活”》甚是喜欢。《序》篇幅不长，可谓要言不烦，文字纯净，意趣盎然。读到好的文章就如同见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子，内心充满甜蜜的期盼，期待再一次的相见。
　　古人的惜墨如金是一个好传统，特别在今天信息爆炸，出版便利的情势下，写作就更应该如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一些浅薄的无病呻吟、杯中波澜、婆婆妈妈、空洞无物的自恋型文字的出版物，这对于文化的普及、文明的提升是有负面影响的。
　　要求一个作者每篇文章都是令读者击掌叹赏、拍案叫绝的上乘之作未免苛求，但对于作者自己而言，多少应该有古人那种“为求一字稳定，耐得半宵寒”、“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严谨、虔敬的追求，以求达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效果。要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有令读者想去摘抄、想一读再读的表达，这就需要不断推敲和锤炼，而这个过程同时就是严谨、细密思考的过程。没有这等功夫，要能够成为传世之作是不大可能的。
　　写文章有时的确会有灵感勃发、信马由缰、笔走龙蛇的时候，但这要建立在厚积薄发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一个问题深思熟虑、烂熟于心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所谓的“打腹稿”，只有经历“十月怀胎”的艰辛，才会有“一朝分娩”的欣喜。
　　我们要尽可能做到“有话则短，无话则免”，以便让我们的心灵尽可能少地被无价值的信息侵蚀，让我们有更多眷注内心的时间和恬淡的心境。这种心境非常宝贵，因为写作的灵感、表达的冲动、生命的奇迹永远不会在心灵麻木与情感冷漠中产生。
　　编辑/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