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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前，记者就认识了时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的邹东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没几天，他邀请记者参加他主办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6）出版座谈会”。几年来，他的变化不大：个子虽不高，但走路总是健步有力，而且精神矍铄。聊天谈话温文尔雅，公开发言却铿将有力。一点也看不出他60多岁的真实年龄，却像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身城市优越家庭的南方人士。其实他来自大西北陕西南部秦岭巴山腹地、其名不扬的汉阴县一个小镇工商业之家。
那个时代“工商业”家庭出身的人，通常比常人遭受更多的磨难。邹东涛不向命运低头，一条努力之路从来没有中断，他完整地读完了从小学到研究生课程，先后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博导，还是“国务院项目下放专家小组成员”、“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坎坷而丰富的经历演绎出了邹东涛的“多元人生”。
历经坎坷 钟情经济学
1949年11月，邹东涛出生在陕西省汉阴县。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邹东涛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如出一辙——经历了贫穷、曲折、奋进、成长。
上个世纪50年代，幼时的邹东涛生活在比较宽裕和安逸的家庭环境里。只是美好的回忆太短暂，从优越之家向底层社会的逆转中，邹东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庭几乎陷入绝境。平时上学，星期日上山砍柴，这成了上中学时邹东涛的基本生活模式。从邹东涛早年做的一首《砍柴歌》中最后几句便能窥见其所承受的生活艰辛——苦啊！累啊！饿啊！莫过于砍柴，然而我却获得了群山博大的胸怀；胸中矗立起傲雪凌霜的苍松翠柏，清澈朗朗的山泉浇铸了我坦荡的心态。
艰辛不堪的生活也打不垮早已在心中萌发的雄心壮志。邹东涛告诉《经济》记者，那个时候他已经上中学了，也已经开始思考家境的变迁和家乡的兴衰，“这些早期的朦胧思考应该是我后来逐步走上社会科学研究之路并深刻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始起点。”
没有辍学已是万幸中的大幸，邹东涛也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都领先。在一天4次往返学校和家之间的30里路上，邹东涛都没有闲着，他至今所熟记的那些古诗文都是在那条路上背诵下来的。正是这些知识能量和储备，帮助邹东涛抓住了改变人生的几次机遇。1968年，他成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两年后碰上了上城区单位招工的机遇。1973年，国家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工农兵学员”。邹东涛以高分被西北大学录取，被指定到物理系。大学毕业后，邹东涛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后改为地委党校），毕业即改行，他成了培养地方领导干部的理论教员。一切又重新开始学习。由此，邹东涛走上了经济学学习和研究道路，一直到今天。
邹东涛在地委党校自学经济学是从马克思《资本论》开始的，并成为了马克思的忠实崇拜者。学《资本论》初期，邹东涛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他明白，仅靠自学，没有专业大师指导，难被人认可，也难以成“大家”。他决心再考试、再拜师、再学习。
邹东涛给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写信：“嘤其鸣矣，求其友矣；我今鸣矣，求良师矣！”何炼成教授很快回信鼓励。功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邹东涛在86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录取为研究生。这一次入学还巧与刘世锦、张维迎、魏杰等后来的知名学者同为校友。
研究生毕业后，邹东涛留校任教7年。从一名学生到博士生导师，邹东涛认为，这是他中青年时代最重要的10年，“我是在西北大学这块土地上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原始积累，并立下了经济理论的奠基石，然后筑屋建厦。”
首都北京的巨大魅力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1993年，邹东涛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刚到北大第二天，邹东涛得知国家体改委向全国公开招考领导干部，这是新中国国家部委第一次公开招考领导干部，赶上报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位。最后，邹东涛以第一名的笔试成绩，经面试、单位考察等一系列复杂程序，选任为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厅级京官”。邹东涛在中国改革史中留下了这个记录：全国考试进京为官第一人。
研究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30日，陕西省安康地委机关报以一个整版刊载了邹东涛的论文《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邹东涛告诉《经济》记者，这篇文章他其实在刊登前两个月就投稿了，论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与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小人物邹东涛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毫无瓜葛。
“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此，邹东涛在改革研究之路上一发不可收。
邹东涛是放开“社会主义竞争”最早呼吁者之一。1979年6月，邹东涛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社会主义不能有竞争》的短文，他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观点不对，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和效率，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开展经济、社会、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竞争，很快写成了《论社会主义全面竞争的原则》。
邹东涛还率先提出“国有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1979年的一次调研中，邹东涛发现国有工厂级别严重限制了工厂的发展和员工的积极性，他马上建议干脆取消国有工厂的级别，随即写了一篇论文《国营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该文才由一家杂志发表。后来他又发表了“二论”、“三论”《国有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随后，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邹东涛遇上了国务院推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他被指定兼任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这期间，他到许多国有企业调研，由他主笔，每年写一份《改革试点报告》，由国家体改委上报国务院。在这里，他又成了国企改革推进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邹东涛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多种报刊发表了多篇论文，积极促进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3年3月，在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协会的年会上，他被选举担任该协会副会长兼民营企业委员会会长，干起了促进民营发展的务实工作，这既是巧合，也是必然。
邹东涛坚信，一个社会成熟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而是全面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伟大任务。邹东涛深感欣慰的是，他研究探索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一直在自觉地进行“全面研究”，而且是创新型全面研究。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这16个字，与其说是邹东涛长期生活在普遍贫穷的西部悟出来的，更不如说是他“走”出来的。到任何地方，他都习惯都随时随地调研，喜欢到农民家转转、看看、问问。邹东涛到了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在那里，他发现西部人思想观念普遍比东部地区拘谨、保守，也比较懒惰一些，随即出版了《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一书，立即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人们称为“西部专家”、“西部代言人”。
研究改革和培养人才是邹东涛并行的工作主线。自1976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教育生涯，邹东涛认为，教育要着眼于抓学生的创新能力。他指出，中国应该培养一大批“十”字型人才，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一点上有较深入地研究，更重要的是敢于出头、冒尖，有创新。
在北京老一代经济学家里，厉以宁公认是首屈一指的诗人。邹东涛师从厉以宁学习经济学，也同样爱好作诗。从年少时上山打柴吟着诗词开始，到如今出版了《中国西行放歌》等诗集，邹东涛几十年来吟诗赋词数百首。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中国梦”讲话后，邹东涛有感而作《满江红·大梦无边》，并作为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前景的美好寄语。
满江红·大梦无边
大梦无边，风雷电，倚天舞剑。
五千载，改朝换代，沧海巨变。
古老华夏大一统，雄关漫道冲宵汉。
展望那，两个一百年，情无限。
梦发展，梦遂愿；
梦家旺，梦国灿。
举世复兴梦，东风赴面。
中华民族大崛起，梦中笑醒三百遍。
驾神舟、俯瞰梦倚天，锦红旗漫。
那个时代“工商业”家庭出身的人，通常比常人遭受更多的磨难。邹东涛不向命运低头，一条努力之路从来没有中断，他完整地读完了从小学到研究生课程，先后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博导，还是“国务院项目下放专家小组成员”、“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坎坷而丰富的经历演绎出了邹东涛的“多元人生”。
历经坎坷 钟情经济学
1949年11月，邹东涛出生在陕西省汉阴县。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邹东涛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如出一辙——经历了贫穷、曲折、奋进、成长。
上个世纪50年代，幼时的邹东涛生活在比较宽裕和安逸的家庭环境里。只是美好的回忆太短暂，从优越之家向底层社会的逆转中，邹东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庭几乎陷入绝境。平时上学，星期日上山砍柴，这成了上中学时邹东涛的基本生活模式。从邹东涛早年做的一首《砍柴歌》中最后几句便能窥见其所承受的生活艰辛——苦啊！累啊！饿啊！莫过于砍柴，然而我却获得了群山博大的胸怀；胸中矗立起傲雪凌霜的苍松翠柏，清澈朗朗的山泉浇铸了我坦荡的心态。
艰辛不堪的生活也打不垮早已在心中萌发的雄心壮志。邹东涛告诉《经济》记者，那个时候他已经上中学了，也已经开始思考家境的变迁和家乡的兴衰，“这些早期的朦胧思考应该是我后来逐步走上社会科学研究之路并深刻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始起点。”
没有辍学已是万幸中的大幸，邹东涛也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都领先。在一天4次往返学校和家之间的30里路上，邹东涛都没有闲着，他至今所熟记的那些古诗文都是在那条路上背诵下来的。正是这些知识能量和储备，帮助邹东涛抓住了改变人生的几次机遇。1968年，他成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两年后碰上了上城区单位招工的机遇。1973年，国家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工农兵学员”。邹东涛以高分被西北大学录取，被指定到物理系。大学毕业后，邹东涛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后改为地委党校），毕业即改行，他成了培养地方领导干部的理论教员。一切又重新开始学习。由此，邹东涛走上了经济学学习和研究道路，一直到今天。
邹东涛在地委党校自学经济学是从马克思《资本论》开始的，并成为了马克思的忠实崇拜者。学《资本论》初期，邹东涛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他明白，仅靠自学，没有专业大师指导，难被人认可，也难以成“大家”。他决心再考试、再拜师、再学习。
邹东涛给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写信：“嘤其鸣矣，求其友矣；我今鸣矣，求良师矣！”何炼成教授很快回信鼓励。功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邹东涛在86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录取为研究生。这一次入学还巧与刘世锦、张维迎、魏杰等后来的知名学者同为校友。
研究生毕业后，邹东涛留校任教7年。从一名学生到博士生导师，邹东涛认为，这是他中青年时代最重要的10年，“我是在西北大学这块土地上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原始积累，并立下了经济理论的奠基石，然后筑屋建厦。”
首都北京的巨大魅力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1993年，邹东涛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刚到北大第二天，邹东涛得知国家体改委向全国公开招考领导干部，这是新中国国家部委第一次公开招考领导干部，赶上报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位。最后，邹东涛以第一名的笔试成绩，经面试、单位考察等一系列复杂程序，选任为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厅级京官”。邹东涛在中国改革史中留下了这个记录：全国考试进京为官第一人。
研究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30日，陕西省安康地委机关报以一个整版刊载了邹东涛的论文《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邹东涛告诉《经济》记者，这篇文章他其实在刊登前两个月就投稿了，论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与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小人物邹东涛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毫无瓜葛。
“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此，邹东涛在改革研究之路上一发不可收。
邹东涛是放开“社会主义竞争”最早呼吁者之一。1979年6月，邹东涛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社会主义不能有竞争》的短文，他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观点不对，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和效率，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开展经济、社会、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竞争，很快写成了《论社会主义全面竞争的原则》。
邹东涛还率先提出“国有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1979年的一次调研中，邹东涛发现国有工厂级别严重限制了工厂的发展和员工的积极性，他马上建议干脆取消国有工厂的级别，随即写了一篇论文《国营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该文才由一家杂志发表。后来他又发表了“二论”、“三论”《国有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随后，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邹东涛遇上了国务院推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他被指定兼任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这期间，他到许多国有企业调研，由他主笔，每年写一份《改革试点报告》，由国家体改委上报国务院。在这里，他又成了国企改革推进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邹东涛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多种报刊发表了多篇论文，积极促进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3年3月，在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协会的年会上，他被选举担任该协会副会长兼民营企业委员会会长，干起了促进民营发展的务实工作，这既是巧合，也是必然。
邹东涛坚信，一个社会成熟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而是全面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伟大任务。邹东涛深感欣慰的是，他研究探索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一直在自觉地进行“全面研究”，而且是创新型全面研究。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这16个字，与其说是邹东涛长期生活在普遍贫穷的西部悟出来的，更不如说是他“走”出来的。到任何地方，他都习惯都随时随地调研，喜欢到农民家转转、看看、问问。邹东涛到了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在那里，他发现西部人思想观念普遍比东部地区拘谨、保守，也比较懒惰一些，随即出版了《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一书，立即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人们称为“西部专家”、“西部代言人”。
研究改革和培养人才是邹东涛并行的工作主线。自1976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教育生涯，邹东涛认为，教育要着眼于抓学生的创新能力。他指出，中国应该培养一大批“十”字型人才，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一点上有较深入地研究，更重要的是敢于出头、冒尖，有创新。
在北京老一代经济学家里，厉以宁公认是首屈一指的诗人。邹东涛师从厉以宁学习经济学，也同样爱好作诗。从年少时上山打柴吟着诗词开始，到如今出版了《中国西行放歌》等诗集，邹东涛几十年来吟诗赋词数百首。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中国梦”讲话后，邹东涛有感而作《满江红·大梦无边》，并作为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前景的美好寄语。
满江红·大梦无边
大梦无边，风雷电，倚天舞剑。
五千载，改朝换代，沧海巨变。
古老华夏大一统，雄关漫道冲宵汉。
展望那，两个一百年，情无限。
梦发展，梦遂愿；
梦家旺，梦国灿。
举世复兴梦，东风赴面。
中华民族大崛起，梦中笑醒三百遍。
驾神舟、俯瞰梦倚天，锦红旗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