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顾，紧随战败之后的那几年，的确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混乱而充满生机的年代。当时，对美国式政治模式的采纳。看上去似乎比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更有希望，至少人们可以梦想未来日本将会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悄悄地重新进行军备扩张。往日的苦难往往能勾起回忆，而有时怀旧的感伤会使回忆变得甜蜜。近些年来，这种个人记忆被日本国内丝毫未有衰退迹象的出版热潮所支撑。书籍、文章、期刊专号，持续不断地从任意可能的角度言说战败与占领时期的经历，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辑录、全方位开掘的学术研究、日记、回忆录、信件、新闻记录、照片以至逐日的纪事年表。许多战后时期成名的社会名流现在才刚刚谢世；而他们每一位的离去，往往会唤起对那个年代尖锐痛楚的记忆，虽然渐行渐远，却仍然与现实息息相关。试图掌握租分享这些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大致说来。是因为总有如此之多可以讲述，当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学习。
　　日本的某些特质使人们乐于封闭地看待它，而战后的密闭空间，也极易使人将其夸张地视为“典型的”独特的日本经验。不仅是外来者倾向于孤立和隔离日本的经验，其实没有人比日本国内的文化本质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对国民性与民族经验假定的独特性更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刚刚过去的1980年代，当日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宰出现时，也是其“日本”经验的独特性，在日本国内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战败后的几年，确乎构成了一个逾常的历史时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描述过的宗教体验那样，在极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质。我发现了有关这整个国家重新起步的不寻常经历的确切细节和脉络，但是它们打动我，并非由于它们是外国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甚至也不是作为日本历史或者日美关系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动心。相反，在我看来最吸引人的却是，战败与被占领迫使日本人尽全力去奋斗，以异常艰苦的方式来解决最基本的人生问题，并由此反映出令人瞩目的人性的、易犯错误的、甚至往往是充满矛盾挣扎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身与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普遍讯息。
　　例如，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15年之久的极端的军国主义教化，这为我们在20世纪的其他极权主义政体崩溃中所看到的社会化的限制与意识形态的脆弱提供了教训。(众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体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富于启示意义的题材。)再譬如美国的越战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战败归国后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视让步的话，定会感到一种熟悉的震惊。同样，对自身苦难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一事实有助于阐明，受害者意识是通过何种方式扭曲了集团和族群为自身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对于战争罪恶的历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有关群体记忆与神话制造的背景中来进行观照，其记忆和遗忘的模式则更加寓意深长。近年来，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战败与战后重建的混乱环境里，“责任”常常被提及，因而这并非只是日本这个岛国所关心的问题。
　　当日本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仔细搜求，以便为他们的“新”情况作参照的时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础、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的事例，或者固有的忏悔和赎罪的表示等等，他们提出的例证自然是千真万确。然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人在面对创伤性的巨变时都会去做的。他们在发现——如果需要，甚至发明——某些可以依赖的熟悉的经验。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座桥梁，使许多人不必完全经历心理混乱，就能够由战争状态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为许多战时的神圣词汇、标语口号，甚至是流行小说，在战后被证明可以完美地适应全新的阐释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体。再者，将熟悉的语汇赋予新的意义，也是人们将实实在在的变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