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聂夫生于1931年，1955年进入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工作，1958年成为信托部门的证券分析主管，1963年进入威灵顿管理公司，1964年成为温莎基金经理，并一直担任至1995年退休。在此期间，他将摇摇欲坠、濒临解散的温莎基金经营成当时最大的共同基金。
　　在聂夫执掌的31年间，温莎基金的总投资回报率为55.46倍，累计平均年复合回报率达13.7%，这个纪录在基金史上尚无人能与其媲美。在退休前，聂夫还一直兼任威灵顿管理公司的副总裁和经营合伙人。聂夫的成功之道，并不在于使用了高深的投资技巧及数学模型，而是广为人知的低市盈率投资法。
　　聂夫执掌的温莎基金早在1987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花旗，当时其持有的摩根头寸已经大涨，希望寻找其他银行股替代摩根。当时花旗的市盈率在7-8倍之间。
　　20世纪70年代，前董事长沃尔特·瑞斯顿对花旗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从此花旗进入了短暂的全盛期，年增速达到15%，花旗甚至还成为风光无限的“漂亮50”。
　　随后，花旗的成长性减弱，并失宠于投资者，聂夫却依然大力买进，但投资之旅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花旗股价大跌，市盈率大幅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这表明市场对花旗的拉美放款业务非常担心，尤其是某些不良贷款正因油价急转直下而出现恶化的倾向。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在美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压力下，花旗不得不提前进行拨备，因此1985年和1986年花旗的财报非常难看。
　　很多投资者退避三舍，但聂夫却认为，花旗的盈利预计相当保守，实际情况远非其他投资者所担心的那样。
　　1988年，聂夫对花旗的投资已经实现了回报，花旗上一年还宣布出现历史最大金额的亏损，但当年的收益水平却接近历史新高。
　　但此时美国经济陷入萧条，过度繁荣的商业地产备受打击，很多中小开发商破产，银行则因不良房贷而陷入困境。
　　虽然花旗接连遭到打击，但聂夫却稳步增加头寸。随着持仓比重的增加，聂夫开始和花旗的管理层进行接触，并对时任董事长里德坚忍不拔、不眠不休的工作精神深感钦佩，他认为里德一定能够带领花旗走出暂时的困境。
　　1990年初，聂夫继续买进了更多花旗。他认为，当时银行业的问题影响的主要是商业不动产业务，而花旗的消费者业务非常出色，其中信用卡业务占据统治地位。花旗凭借消费者业务已经具有了很好的防御能力，一旦房地产市场再度复苏，那么花旗的盈利前景将不可估量。
　　1990年，花旗的盈利几乎为零，这是因为它为房贷进行了巨额拨备。但花旗1991年的盈利却让聂夫大跌眼镜，此时聂夫的平均持股成本为33美元，当时花旗的股价只有14美元，基于自己坚实的分析，聂夫买进了更多。
　　为了应付不良房贷以及巨额坏账，花旗不得不拨款数十亿美元。当时很多银行已经从类似问题中恢复，但媒体仍然对花旗紧咬不放，调查人员也蜂拥而至核查其财务状况。在这段时间，花旗股价也因此大跌。
　　随后发生的一些事让花旗股价进一步下跌，媒体报道引发了市场的恐慌，而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暗示花旗可能技术性破产，此时聂夫持有2300万股花旗的股票，投资金额达到5亿美元。1991年底，花旗股价一度下跌至8美元。
　　虽然处境非常不利，但聂夫对花旗的信心从未动摇，他认定公司盈利能力大致毫发无损，随着成本的快速下降，盈利预期反而更加清晰，他预计花旗1991年之后的收入会止跌回升，而花旗当时的处境正如1987年的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后来枯木逢春，股价掉头上涨了8倍以上。1992年初，花旗盈利状况和股价明显回升，聂夫花旗头寸的收益率年底已经转正。
　　聂夫认为，正确判断和坚持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推理判断可以选出潜力股，而坚韧的毅力不会让投资者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