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深处，一直埋藏着一个瓦罐。
　　罐口用一张胶纸密封住，罐颈处被一根纤细的红毛线绳缠了又缠。
　　母亲将这个土制的瓦罐视若珍宝，搁在靠墙壁的一张红木衣柜上。
　　罐子里装的是半罐猪油。那时，我们家里是没有条件养猪的，因而这半罐猪油的来历就成了一个迷。父亲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只说有一天他傍晚回家时，屋里就多出个罐子来。问母亲，母亲缄口不语，她凝视半晌后，便默默抬起手抹眼泪。母亲的眼泪像罐子里的猪油一样透明。
　　营养的匮乏对人的身体而言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的脸上皆没有一点血色，嘴唇也是乌紫的，像刚跑到野外偷吃过桑葚的孩子的嘴巴。
　　母亲总喊头晕。一次，她抱着我在屋后的青石板路上散步晒太阳，忽然两眼一黑，栽倒在路旁的菜地里。我被摔得哇哇大哭，额头上磕破一块皮，鲜红的血滴像路边的野花一样醒目。而母亲那天的伤势比我严重十倍，她的膝盖和背部都受了重创，淤血像胎痕一样刻在她的肉体上。但母亲并未叫痛，尽管眼泪花花儿在眼眶里转了又转。她紧咬着牙，像一只惊吓过度的兔子赶紧掏出手绢替我蘸干血迹。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自责的话像经文一样从她的嘴里发出。那可能是我在人间听到的第一首“大悲咒”。
　　那天过后，母亲再也不敢把我抱出门太远。
　　有天夕阳时分，父亲从菜地里拔回来两棵莴笋，提前做好了晚饭。那会儿，大多数村民都还在地里忙活。母亲用一条布带将我绑在背上，蹲在村头水井边洗衣裳。大概是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匆忙清洗完盆里的衣服便朝家里赶。母亲刚跨进灶屋，看见父亲正准备炒菜。他手里拿的锅铲上沾着一团洁白的猪油。母亲将脚盆一甩，一手抢过锅铲，朝父亲一通臭骂。父亲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是想……放点猪油……改善下伙食，你和我的身子骨……都快撑不住了。”父亲的话更加激怒了母亲，他们站在灶背后开始争吵起来。已经烧红的空锅青烟直冒。吵着吵着，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焰从锅中喷薄而起。火星窜上房顶，烧着了干枯的茅草。我爬在母亲背上，吓得魂飞魄散。父亲眼疾手快，提起锅盖将锅盖住，再转身抓起水瓢，从水缸里舀水使劲儿朝房顶上泼。母亲则用扫帚柄挑起脚盆里的湿衣服拼命扑火。在他俩的通力合作下，一场火灾好不容易被扑灭。夜幕降临，父亲和母亲还在为刚才的事故赌气，两人都没有吃晚饭。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焦糊味儿，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都没有散去。
　　那天之后，母亲将那半罐猪油看得更紧了。她把罐子从衣柜上搬到了衣柜里，还上了一把生锈的铁锁。钥匙一直栓在她的腰间，哪怕夜间睡觉也不取下。父亲知道，瓦罐里那点不多的猪油，母亲是专门给我储藏的。他俩从来不沾，只有在用开水给我冲蛋花儿时，母亲才肯打开柜子，拿筷子尖儿挑一小团猪油放到碗中，跟蛋花儿一起搅拌均匀，送到我的嘴里。那小半罐猪油，陪我度过了整个春季。
　　几十年过去，母亲一直保存着那個瓦罐。自我懂事那天起，母亲便告诉了我那个罐子的真正主人——一个名叫赵华辉的大婶。当年她跟母亲一样，也是初为人母，生活处境艰难。但她觉得母亲比她更可怜，便背着丈夫从自家的油罐里分出一小半猪油，送给了我们。为这事，她曾被丈夫骂得狗血喷头，险些酿成家庭惨剧。
　　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桩往事，都会指着那个瓦罐对我说：“你今后无论人在何方，都不要忘了那罐子里装的不止是猪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