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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泛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朋克养生”现象以其异态的表意与实践方式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对晚期现代性视阈中“朋克养生”文化的分析，研究发现其在异质文化的拼贴与共生、交错时空的穿越与共时、“拟剧”社交与理性反哺特征的背后，蕴藏着当代社会语境中青年文化由二元对立走向自洽共生的特质。同时，也应及时避免精英制下的文化审判、谨防青年文化在消费民主中走向拜金主义、并且甄别文化创新中的伪个性倾向。
关键词：“朋克养生”;青年文化;晚期现代性
作者简介：胡冰，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广告史学（E-mail： 554538661@qq.com;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130-10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所在。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对于现代性的讨论自17世纪理性启蒙运动起一直延续至今。包括笛卡尔、卢梭、波德莱尔、西美尔、韦伯、吉登斯、鲍曼、葛兰西、阿多诺、福柯等先哲们的思想观点不仅成为解析西方现代文化性质、经验及其发展趋向的重要理论源泉，同时也成为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语境中认识并反思我国新型次生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启示与借鉴。广泛流行于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既是一例，它以“一边作死，一边自救”“一边放纵，一边自嘲”的矛盾风格和激烈的表意实践获得当代青年的广泛认同和情感共鸣。虽然这种文化形式看似谐谑不羁甚至荒诞另类，但却成为折射时代与社会变革语境中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心理、透视其文化发展需求与趋势的重要研究样本，值得深刻讨论与反思。
一 “朋克养生”现象的起源
“朋克养生”一词起源于2017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一位摄影师拍摄到了曾经炫酷硬朗的黑豹乐队鼓手如今却以大肚松垮、手端保温杯的形象示人，来自摇滚与现实的吊诡反差迅速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和热烈共鸣。于是，类似于“网吧包夜前做眼保健操”“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夜店后夜跑，蹦迪带护膝”式的“朋克养生”行为在95后、00后中广为流传并延续至今。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朋克养生”的相关研究极为稀少，目前的成果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构成：其一是从亚文化与网络传播视角对“朋克养生”现象的特征与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朋克养生”作为后现代经验与网络亚文化的结合体，是混杂且矛盾的立异文化表达，其抵抗性、依附性、娱乐性等特征均传达出后现代鲜明的文化本质。胡良益：《亚文化视域下网络“朋克养生”现象的后现代透视》，《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8—69页。而“朋克养生”的性质则是“通过矛盾表征实现娱乐、立异和权力等意义上的复制，以持续且温和的反叛造就了欲拒还迎的牵扯力，这是对主次结构矛盾的一种印证与解构，也是青年想象性解决矛盾的文化实践”胡良益、刘永宁、吴春梅：《“朋克养生”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解析》，《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79、86页。。其二是从健康传播的视角提出朋克养生所表现出的风格化、抵抗性、娱乐性和象征性的亚文化基本特征和影响，并为健康的有效传播提供参考。汪莉：《健康传播的亚文化特征——以养生朋克为例》，《传播与版权》2018年第8期，第131—133页。其三则是从科普视角对“朋克养生”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行考察。靳慧：《“朋克养生”真的是在养生吗？》，科普中国，（ 2019-4-24）[2020-01-02]，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9-04/24/c_138001295.htm.总体来看，对于“朋克养生”现象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系统性的研究相对匮乏。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各领域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传媒环境的巨大变迁，当代青年文化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多元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它与传统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框架之间发生的“转向”和“偏离”，使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苏宏元、贾瑞欣：《后亚文化视阈下网络“丧文化”的社会表征及其反思》，《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12—19页。，而“后现代”自身作为一种“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第67页。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立场和解释框架。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回归至现代文化的元概念“现代性”，即作为现代的性质和经验层面来系统剖析“朋克养生”现象的文化传统与内在价值，同时注重考察其与我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本质认识。
二 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与晚期现代性的潘多拉魔盒
（一）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基本构成了17世纪至今现代文化与当代知识话语的核心。而传统视阈中现代性的思维范式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思想段落：首先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文化與理性主义传统。自笛卡尔伊始开启的“理性时代”变革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君权神授、土地贵族式的传统生活方式，树立了反愚昧、反迷信的理性大旗，开启了一条唯理性奠基而成的通往真知、自由与进步的理想之路。虽然“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人”这一早期的现代性夙愿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它同时却也将传统、权威、感性及自然推置真理的边缘地带甚至对立面，书写了早期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其次，18世纪后，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愈发凸显，战争的无情与战后社会的动荡使得个体变成一个个在心灵上无家可归、支离破碎的存在物，自主理性的光辉越发薄弱，普遍性的精神危机也越发深重。以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遗产，即科学进步塑造的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始终抱持着敌对的态度，并认为这一文明形态限制了真正自我、善德以及个性的发展。卢梭对于工业与现代文明的反思无疑是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独大，单向度价值体系膨胀，道德与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然而，将近代文明认定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将科技进步与堕落、虚假和邪恶等同起来，无形中也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再次，则从19世纪伊始至今，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催生了技术理性与功利主义的全面崛起，其与文化之间日趋深化的间隙与隔阂也促使先贤们对于工具理性及大众文化的批判炮火更加猛烈。虽然不乏本雅明式的文化主义倡导者对大众文化的充分肯定，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波德莱尔在美学和物质文明上对现代性激烈又割裂的矛盾态度，还是西美尔对金钱文明与文化普遍价值的对抗性解读，抑或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20世纪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反启蒙运动，以及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仍旧是二元对立范式的延续。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后工业乃至“后人类”时代（post-human age），虽然个体认知与社会环境在主客观层面都更加趋向于多元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日趋深化，甚至成为一种集体认同（group identity）的当下，对于看似多元的新生事物的认知依然难以避免地在“天真乐观的技术乐观主义（Technological Optimism）与韦伯式的文化悲观主义”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Cultural pessimism）之间来回摇摆。综上所述，三种主流的、不同特征的二元对立范式（见表1），构成了现代性视阈下社会文化现象认知与解释的基本路径。
（二）晚期现代性的潘多拉魔盒
也许，自柏拉图理念论伊始，西方世界即被一分为二，理念与现实世界永远对立存在。或者如同鲍曼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自西塞罗传统开始，我们的文化形式都是心灵无意识状态的投射，它表征为文化集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二元对立。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Basic Books，1963，p21.然而，面对当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差异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文化情境与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化事物，二元论体系是否能作出全然的解释还是已然面临“范式危机”？而借用我们举凡是新生现象就归因于后现代的解释套路是否能够真正说明问题？尤其是发生在我国当前社会情境中的具体文化现象？
吉登斯曾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告诫我们：由于非常具体的原因，现代性的本质一直没有被人们好好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时代，而是在进入一个晚期现代性时代……而现代性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在黑暗中藏而不露。（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页。由是观之，虽然我们自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化改造已逾百年，但是似乎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仍旧不足，现代性的本质依然在潘多拉的魔盒中游移，而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也不等于后现代性，因为我们毕竟还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工业社会结构之中，物质生产与社会体系的信息化转型尚未结束，我们面对的仍是一个尚未见定数的未知文化图景，这在近年来屡屡爆发却又令人措手不及的全球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与疾疫危机、精神与文化危机事件中即可得见，况且这一转型也并不等同于哲学和认识论上的转型。由此，及早的给现代性画上句号，或者用后现代的激烈的否定性、非中心、不确定性或者对现代性进行消极解构与破坏是否全然合理也是个颇费猜测的问号。因此，后现代毋宁说是晚期现代性对于前期现代性的持续性批判与反思，即“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那么，潘多拉魔盒中所謂的晚期现代性其主要特性是什么？它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它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20世纪以降的西方先哲以及我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也许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吉登斯、鲍曼、葛兰西、贝克、霍尔等为代表的“现代性的反身性”“流动的现代性”、霸权文化理论等观点即为我们揭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立场外的第三种可能性，它们以一种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身份“出圈”，构筑了大众文化作为文化霸权控制者与反控制者的双向运作话语实践，即“它像是在两者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其间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以大众文化形态各异的特定类式，‘混合’在不同队伍里了”Tony Bennett.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 ，in John Storey， 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London：Prentice Hall， 1998，p222.。同时，这种多元主义式的“混血”（hybrid）特质，在我国传统文化脉络中也并不陌生，农耕文明构造了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生命情感秩序，“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则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在儒、释、道文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与升华。虽然这种非二分法式的认识论在近现代改造世界的“技术进步论”进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滞后，但是在多元文化、边缘文化解释力日趋增强的今天，尤其是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发展市场经济、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与贯彻市场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与挑战日趋深化的当前，传统文化思想不仅成为织造当代复杂文化症候的重要成因，同时也成为我们洞察我国现代性文化图景，解析其本质属性的重要理论关照和诠释密码。以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青年亚文化“朋克养生”现象为例，它以怎样的文化表征呈现？在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当代青年怎样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它蕴藏着哪些发展趋向及文化隐忧？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亚文化解释框架，以及惯性的后现代式归因或者非此即彼的现代性二元阐释窠臼，都将对特殊时期青年文化的内在特征及意义研判不足甚至出现误读。
三 从二元对立到自洽共生：“朋克养生”现象的表意与实践
“朋克养生”诞生后，以“熬夜”“脱发”“养生”三大关键词在内的“居家搖滾”“脱发金属”也被发掘和热捧，这种看似荒诞不羁、充满矛盾的行为方式不仅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话语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同时也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成为当代青年特殊的文化表意与实践方式。（见表2）
（一）异质文化的拼贴与共生
朋克养生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即是对于内容风格迥异，文化景观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样式的刻意拼贴。众所周知，兴起于美国和英国无产阶级中的朋克（punk）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领域，其主旨诉求是对抗一些包括前卫摇滚（progressive rock）、重金属（heavy metal）等在内的即存的流行音乐形式，随后，朋克音乐逐渐演变为广义的朋克文化风格和文化形式（punk culture）。我国的养生文化则源远流长，在秦汉以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系，并见诸于《管子》《老子》《庄子》《黄帝内经》《淮南子》等多部经典之中，如养生在《管子》中 被释义为“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在道家则对应为“重人贵生”的理念，并主张通 过 表2
“朋克养生”行为的典型表现胡冰：《大陆台湾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焦虑心理与行为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209页。
“致虚极，守静笃”的静养方式来实现“身不朽”的状态。谭华：《体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淮南子》则认为，养生就是“体道”，即“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将体与道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生命哲学也成为我国古代圣贤立身行事、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可以说，我国养生文化体系不仅包含了对滋养、延长生命本体的深入思考与总结，同时也凝聚了对内在于生命的情志、德行、精神、以及与治国相统一的人生哲学的沉思与实践。两种文化相比较起来，朋克文化是年轻人解构主流霸权、追求思想解放的代表性文化，其风格热烈、尖锐、简单甚至粗暴。而我国的养生文化则流露着平和、圆融、中正且内敛的民族气质。那么两种形态各异的文化形态又为何会拼贴为一种奇特、另类甚至有些怪诞的新型文化呢？ 总体而言，它是我国持续改革开放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崛起后在文化领域折射出的多元文化交融与民族文化崛起的双重成果的共同映现。一方面，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战略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迁正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以“穿着另类”“纹身”“酷”等符号为表征的朋克文化在社交媒体和商业浪潮的依托下，轻而易举便赚走了青年人的眼球。虽然这使得青年有可能面临被西方与商业文化洗脑的风险，但是它也在客观上扩充了本土文化的自足性，丰富了青年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正如吉登斯的观点，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全球化不可能仅仅是西方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弱肉强食，它也是一种世界相互依存的形式和意识。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第68—69页。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快速提升，本土文化强国意识的不断觉醒，文化不再沦为为经济搭台的工具，而是成为拉动本国综合实力，甚至完善全球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这一重要转变在当代青年的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层面也折射出深层涟漪，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日常学习、工作、消费、娱乐等多重面向中更深刻地体认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外国的月亮更圆”的惯性逻辑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心理景观中的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被接续起来，它不再模糊、混乱、断裂，而变得清晰、亲切、充满认同感胡冰：《大陆台湾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焦虑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11页。。
这二者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这种既热烈又平和、既尖锐又圆融、既粗暴又内敛的“朋克养生”现象。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文化似乎矛盾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却是自洽共生的，正如陈丹青所述，在复杂时代与社会情境中人的心理线索也很复杂，它们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陈丹青：《退步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1—262頁。这两种文化景观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话语和实践中建构一种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或者自洽文化。当然，二者也并非是一种温和的兼容模式，相反，在协商立场的背后，正如葛兰西洞见资产阶级文化联系工人阶级文化的后果时指出，“资产阶级文化将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本土文化日益蓬勃的今天，外源性文化对内源性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渐从绝对冲击转变为有限刺激，并逐步演变为一种融合与自洽甚至革新式的文化颠覆。广泛流行在青年群体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既是青年一代通过开放、发展和多元自洽的方式，打破以往你强我弱、非此即彼的传统逻辑，尝试以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扭转传统西方文化象征权力的一次积极尝试，它不仅避免我们再次陷入全盘接受或否定的形式合理化窠臼。与此同时，我国青年文化格局中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在悄然破解，他们正用一种新的方式探索着晚期现代性的本质规律，并在实践中摸索着本土文化的突围之路。
（二）割裂时空的穿越与共时
“朋克养生”既是两种不同文化形式的拼贴融合，同时也是一种游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以及我国先秦时期的“穿越式”身体行为实践。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朋克音乐都是对长期盘踞在音乐界的摇滚神话的一种愤怒呐喊与颠覆，而朋克音乐之所以受到青年群体的热捧，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以英国朋克为例，战后英国经济的衰落、殖民地的分崩离析与美国的崛起使得英国“日不落帝国”地位倾覆，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失业率不断走高，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频发，整个社会弥漫着不安、失落与焦躁的情绪。以往动听的摇滚solo和整日传唱你情我爱的摇滚英雄显得格外刺耳和不合时宜，于是朋克以一种粗糙到近乎暴躁的方式迅速获得青年们的认可，它利落干脆、单调却饱含能量，不羁的表情与近乎扭曲的身体姿态都成为对传统英国的猛烈抨击与挑战。The clash、Sex Pistols、The damned、Elvis Costello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朋克音乐不仅是年轻人对传统社会与保守文化的反叛，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工业革命持续累积的一系列内生性与外部性矛盾在文化领域引爆的结果。中国养生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和体现，它融汇了以儒释道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和生命哲学，并深刻地浸润在我国历史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等各维度之中。虽然在工业社会狭隘的“工具理性”视角下，传统文化好似“无用”，但它却是真正支撑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与精神家园。
那么“朋克养生”为何又要选择在这两种相互割裂的时空当中穿越游走呢？如果说两种文化形式的拼贴是不同文化景观的多元映射，那么在不同时空中的文化情境中穿梭则是当代年轻人对现代性晚期中越发膨胀的工具理性独大局面的批判，以及对去现代性、去工具化的传统文化或脱域文化的一种回归向往。当前的我国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稳步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唯经济利益为坐标的价值体系不断膨胀、信仰与人文精神式微、社会矛盾与风险丛生。青年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一边分享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一边也要着手应对来自学业、职场、情感、价值观等各方的冲击与挑战。这种“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可能性选择）状态时所呈现的焦虑状态”（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一方面是存有的（being）、开放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存有的（nonbeing）、压抑的，这种焦虑的状态使得青年既无法做出激烈的、革命式的对抗，也无法处变不惊。这就好像当代青年的脱发现实一般（55.68%的大学生有脱发困扰《大学生脱发调查：超5成大学生有脱发困扰，熬夜失眠为主要原因》，中国青年网，（2019-05-27）[2020-02-2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648112811540711&wfr=spider&for=pc.），它既不是一种需要严阵以待、谨慎应对的绝望重症，但却也足以让人低落忧郁。这投射在青年亚生文化层面即是形形色色的无力颓废、自嘲戏谑、麻木消极、温和抵抗的文化补偿形式。 例如“丧文化”既被认为是“索然无力”的乏力颓废，“自我蔑视”的无奈逃避，“悲观自嘲”的自虐反讽。刘楠：《“丧”文化的网络媒介呈现与引导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但不同的是，“丧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话语和态度，而“朋克养生”则一边借用对朋克时代大声呐喊，敢于愤怒与叛逆精神的追缅来补偿自身的麻木消极，一边通过致敬养生行为来表达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生命观的认可与回归。这两种时空文化看似割裂无关，但却在本质上指向同一个共时性镜像，既是对现代工具理性独大局面的批判以及对前工业时代、民族传统文化中朴素价值观的某种回应与向往。它通过生产一个看似矛盾的时空景观暗示了一种脱离现代大工业系统的假设与可能，构筑了一个“去现代性”的脱阈文化或者“第三空间”来替代当代社会的工业化形象。它采用了一种更加艺术性、具象化的生活者的眼光，通过饱含着青年的想象、激情和创造力的身体实践，去检视当代社会的各种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机械思维方式，并尝试以此回归人性、抵抗个体生命的虚空和惰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它也成为晚期现代性青年文化发展需求与趋向的隐形书写。
（三）在线“拟剧”社交与线下理性反哺
无论是生产、传播还是消费，社交媒体无疑在青年亚文化的养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培养皿”与“增殖器”作用。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有可能造成青少年的碎片化思维和历史感断裂;在社会参与方式的变化上，圈子传播限制了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杜涛、王欢：《“进步”的幻象：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6—81页。社交媒体使得当代文化也从审美文化转型为消费文化，从而呈现出一种物质主义倾向。常博、朱雯文，谢亚乔：《社交媒体的使用对青年女性物质主义观念的影响——基于“间接影响模式”的研究，人民网，（2018-12-27）[2020-01-02]，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8/1227/c423651-30491893.html.虽然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但是也不应忽略，社交媒体在建构社会多元文化、参与公共社会讨论、推动公共文化建设、话语抗争等事务中发挥的积极意义。黄鸿业：《社交媒体对青年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以网络话语抗争为视角》，《当代传播》2017年第2期，第79—83页。 同时，正如保罗·威斯利的观点，消费文化与市场虽然不是最好的文化解放路径，但是它却提供了非此即彼之外的多元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条走向民主与自由的重要道路。Paul Willis.Common Culture，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p60.尤其是对于亟需话语平权、关注和认同的当代青年而言。因此，如果不再次将大众看成一盘散沙，而是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动态性规律和活力，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的文化阵地及其社会意义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乐观。纵观“朋克养生”发展历程可知，其传播与消费历程基本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调侃传播。“保温杯泡枸杞”事件一出，立刻在社交媒体上诞生了以“熬夜”“脱发”“养生”为主题的热帖，少数网络意见领袖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调侃、戏谑以一种非正式话语的形态进一步扩大了“朋克养生”的传播速度与范围。第二步是在线“拟剧”社交。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要努力展示自己，并以各种方式在他人心中塑造自己的形象。这一理论在“朋克养生”现象中得到了再次体现。在流量的带动下，“朋克养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调侃笑料，是否拥有朋克品味抑或养生需求也无关痛痒，它迅速演化为年轻人通过线上自我“理想化表演”，建构自身或炫酷朋克、或荒诞幽默、或理性自律等理想化形象的重要舞台，并借此成为青年们获得关注与认同、有效拓展社交能级、收获身份与情感认同的重要道具。虽然这种社交手段很有“拟剧”的性质，但它却成为时代与文化情境下青年们满足自身情感需求，实现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它也不再停驻于网络文化层面，而是迅速向消费市场进军。QQ广告与凯度发布的《Z世代青年消费力白皮书》中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95后、00后的年轻人来说，消费不单单只是为了获取物质层面的满足，更多是为了扩大社交圈、自我愉悦和探索存在这些深层次的情感诉求动机……65%的90后、95后渴望和朋友拥有共同语言，而“买买买”，恰恰是一种了解圈子潮流、寻找共同话题的有效途径。《这届年轻人的消费更“社交”了》， 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8-12-22）[2020-02-02]，http：//www.199it.com/archives/811228.html？weixin_user_id=2bo6ETQjkpkBcCeV_lbdT9Xotuaz88.第三步是理性反哺。伴随着话题的广泛传播，关于“朋克养生”的讨论也愈发深入和理性，大范围的情感共鸣使得“脱发”“失眠”等各类早衰问题不再是一种戏谑话语，也不再仅仅是社交与消费跟风，而是成为青年群体与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严肃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正视并理性对待自身的健康问题，积极、理性的生命观与价值观开始自主萌芽。调查显示，从消费者对于“养生”的搜索量来看，90后及95后的年轻消费者对“养生”的偏好度明显上升，甚至超越1990年以前出生的消费者，“少年养生派系”正在形成。《中国养生产业是怎样风靡起来的？》，界面新闻，（2018-09-15）[2020-02-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1675133986073200&wfr=spider&for=pc.由此，在线“拟剧”社交对青年线下的理性反哺机制也就此形成。一定程度上，民族传统文化也在趋于理性的思索和体认中得到接续。
席勒曾提出，经济实力与信息控制、形象制造、舆论建构的融合已成为新权利的本质。如果将商品经济、媒介权力与网络意见领袖看作为晚期现代性操控青年文化的“统治话语”，那么我们在“朋克养生”现象中却看到了一个终由青年群体自己主导的开放的、多义的“协商式”解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不再是轻易被操纵的“文化傻瓜”，他們有自己价值判断、自我表露、释放压力的标准和方式，尽管它看起来有些像酒神狄奥尼索斯一般地放浪形骸，但是它却也能在反思与实践中使生活重回正轨，并且继续怀抱希望。而晚期现代性视阈下的青年文化除了可以和权力结盟，同样也可以成为反抗权力、催生自主理性萌芽的阵地。 四 “朋克养生”背后的价值反思
青年历来都是最有活力的社会群体。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不仅得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感受着社会变迁中的八面来风，同时更是以其特有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样式、形态和未来发展方向。闫文捷：《社交媒体使用与当代中国青年的公共参与》，光明网，（ 2019-03-27）[2020-02-02]，http：//www.gmw.cn
/xueshu/2019-03/27/content_32687590.htm. 面对流行于当代青年中的“朋克养生”文化，一方面应当深入思考其所蕴含的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新思想与实践价值，保护并激励先进青年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与成长，同时也应当审慎辨别、警惕对待其间可能滋生的各类负面价值取向。
（一）避免精英制下的文化审判
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要学会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用生活者的眼光考察艺术。当我们用教师爷的态度对“朋克养生”不屑一顾，简单地把它等同于00后的“自嘲与调侃”抑或抵抗与妥协的文化斗争时，我们也不妨检讨自己，是否在“为某种自我中心的权力目的，误用理性和知性”？Jung C G.psychology and relig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p14-15.是否在晚期现代性的各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机械技术理性逻辑的泥淖中渐渐失去想象力、激情和创造力，从而使孤独的情绪和寂寞的灵魂无法得以妥当安置？金戈：《简评诗化哲学》，《探索者学刊》1998年第4期，第32—38页。弗洛姆曾在论述西方寡占性资本主义发展特征时提出，西方文化最常运用的机制便是自动从俗（automation conformity），即个人全盘接受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类别，他丝毫不差的变成所有其他人的样子，以及他们期待的样子。（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85页。这与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时的姿态有些相似，在商业主义浪潮的推送下，我们甚至忘记去深思熟虑就已经用热情的消费主义拥抱或者沉默不语的态度默许了它。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步入了经由他者构建秩序与规则的文化格局中，而我们的“精英”作风非但没有致力于反思和打破现代性的“铁屋子”，反而促进并且加速了它行驶合理化的过程。当代青年作为“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的前列”乔东亮，李新利，李雯：《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人民网，（2018-05-26）[2020-02-05]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516/c40531-29993969.html.，这些新兴的知识人群是福柯式的个体化群众，他们厌恶任何知识理念规导欲望个体的的生存旨趣 刘小枫：《拣尽寒枝》，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25页。，而朋克养生行为恰恰是他们借助欲望个体的基质，即对身体的革新主宰来争得个体生存意志自决权的非常手段。因此，我们不妨收起好为人师的作风，将年轻人的“朋克养生”现象看作为他们的在时代洪流中努力辨识自我的一次积极尝试，哪怕是交织着矛盾、青涩，有些推拉撕扯的自我，也不妨将它看作为新型知识分子努力用艺术性和生活者的眼光反思晚期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创造自己的自由生活经验，并运用独特的身体话语应对外来文化冲击、接续民族文化记忆，革新文化样态的一次文化实践。
（二）谨防在消费民主中走向拜金主义
英国早期朋克乐队The clash曾是直面社会矛盾、替弱者声援的代表，他们曾勇敢地将斗争的炮火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喧嚣、种族歧视、恐怖主义、帝国主义等现代性顽疾。而被称为朋克灵魂的主唱、节奏吉他Joe Strummer在死前留下的“the future is unwritten”的名言，不仅成为朋克迷心中永恒的经典记忆，同时也是鼓舞一代代青年勇敢追梦、奋勇向前的励志格言。然而到了90年代的美国，朋克音乐早已经没有了反抗意识，转而成为兜售另类、夸张的视觉与听觉符号、博取关注以通向财富的文化快餐。朋克精神不复，对于许多当代青年而言，他们“目测”到的朋克文化只是物质主义与商业文化大潮之下标榜另类、个性的品牌标签和文化符号而已。养生现象也如出一辙。在消费主义的带领下，养生精神似乎从持之以恒的、主体性的、克己自治的身体与文化哲学被等同于“花钱就能保健康”式的简单粗暴的、单向度的消费指南。这在市场中充斥的各类昂贵的养生茶、按摩仪器、保健食品保健药、健身美容服务中即可见一斑，它不仅与修身养性的生命旨趣相去甚远，还在一张消费购置的安全网之上更加放肆地鼓励青年人尽情娱乐、消费身体和自我放逐。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消费主义的浸染下，青年们将各类文化现象、本质以及所有千差万别的因素、事物特有的价值统统“夷平”为“万能”的金钱，将之当成为是换取一切文化、个性，调解一切生活矛盾的等价物和万能工具。然而，秉持着“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将金钱的本质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转化为最终目的，用各种五光十色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将生命的本质装点成为一部看似丰富的永动机，不仅无法对抗生命本身的无聊感，反而损害了青年人作为新兴知识人群特有的价值意识，丧失了个体本性释放与价值观自决的真正可能，更无法对抗现代性的根本痼疾。因此，应当在贯彻市场经济政策的同时，谨防消费民主带来的拜金主义对青年造成的负面倾向，通过主流价值观引导与多元青年文化孕育，使得青年切实领会技术与商业时代“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从而真正做到在时代洪流中找到自我、解放自我，并且通过小我与大我的有机融合，肩负起民族文化振兴的重任。
（三）甄别文化创新中的伪个性倾向
虽然我们乐见于“朋克养生”中的文化创新与实践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仔细甄别个中的真伪实情。阿多诺在分析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产品特征时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它们的核心特点，如果说青年人尴尬的脱发现实本身就是晚期现代性社会压力在年轻人生理与精神层面的无情写照，那么为了求得关注和认同而炮制出另类的“朋克养生”式话语与社交方式，将人的本质需求和自我解放诉诸于物质欲望与消费民主，这之中的“伪个性”嫌疑也着实令人担忧和伤感。自卢梭起便满怀着对差异尤其是个性差异的尊重，并且寄望于通过对人权的真正解放而打破现代性的藩篱，信息与网络世代的到来虽然大幅度地提升了信息传播与分享的自由权限，但是距离真正意义的本心与自我个性的确立依然遥远。“朋克养生”现象中的“伪个性”诉求即是当代青年真正自我与独立人格缺位的表现。通过依靠文化形象嵌套的方法来复制自我个性，并以此来实现自身对生命情感的追求，不仅会使青年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方向感”，而且也会进而忘记自己的人生使命，走向理性解放的反面道路。因此，應当及时并仔细甄别新生青年文化样态的本质及其发展走向，准确把握现象背后青年的核心心理特征及情感诉求，通过针对性地引导与培养青年网络文化及媒介素养，塑造健康向上的、独具时代与中国特色的青年文化阵地，进而为培养当代青年主体自觉、文化自觉、道德自觉的卓然自立人格提供坚实基础。 五 结 语
晚期现代性视阈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是当代社会语境中青年文化从二元对立走向自洽共生的一种文化表意与实践。在其异质文化的拼贴与共生、割裂时空的穿越与共时、拟剧社交与理性反哺等特征背后，蕴藏的既是当代青年在当前多元、复杂的文化情境中直面冲突，积极融合并进行文化突围的努力尝试;也是青年在时代转型的洪流中用自我身体行为实践，对现代工具理性独大局面的检视与批判，對朴素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向往与回归;同时，它也是青年在信息与消费时代运用多义协商、解码的方式催生自主理性萌芽，反抗权力的积极探索。面对这种新生文化样式，首先，应避免用精英制的眼光对其进行非好即坏的文化审判，应当回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客观地分析，辨识当代青年在“朋克养生”行为背后的心理认同机制与文化发展需求，应积极肯定新型次生文化中的想象力、创造力、反思能力等进步意义。其次，应警惕“朋克养生”现象对青年群体带来的消极影响，努力甄别其中的伪个性倾向，积极调节、引导并强化当代青年树立正确、完善的核心价值观，以避免其陷入消费与拜金主义陷阱。最后，应当深刻体认并反思由“朋克养生”现象折射出的当代青年文化体系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由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现代化与保护并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深化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与间隙也同样折射在青年文化领域之中，应当激活并培育真正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青年理想信念、主流文化体系和行为实践方式，从而使青年真正肩负起“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李贞：《习近平寄语青年》， http：//www.qstheory.cn/201904/30/c_1124436575.htm，2019年4月30日。的历史重任，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青年应有的贡献。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unk health”， which is widely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has attracted the general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due to its abnormal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unk health”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 modernity， it is found that behind the collage and symbiosis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the crossing and synchronicity of time and space， the social and rational feedback characteristics of dramas， ther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culture from binary opposition to self consistent symbiosi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void the cultural trial under the elite system in time， guard against the tendency of youth culture to money worship in consumption democracy， and screen the false personality tendency in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Keywords： “punk health”; youth subculture; late modernity
【责任编辑 陈 雷】
关键词：“朋克养生”;青年文化;晚期现代性
作者简介：胡冰，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广告史学（E-mail： 554538661@qq.com;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130-10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所在。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对于现代性的讨论自17世纪理性启蒙运动起一直延续至今。包括笛卡尔、卢梭、波德莱尔、西美尔、韦伯、吉登斯、鲍曼、葛兰西、阿多诺、福柯等先哲们的思想观点不仅成为解析西方现代文化性质、经验及其发展趋向的重要理论源泉，同时也成为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语境中认识并反思我国新型次生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启示与借鉴。广泛流行于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既是一例，它以“一边作死，一边自救”“一边放纵，一边自嘲”的矛盾风格和激烈的表意实践获得当代青年的广泛认同和情感共鸣。虽然这种文化形式看似谐谑不羁甚至荒诞另类，但却成为折射时代与社会变革语境中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心理、透视其文化发展需求与趋势的重要研究样本，值得深刻讨论与反思。
一 “朋克养生”现象的起源
“朋克养生”一词起源于2017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一位摄影师拍摄到了曾经炫酷硬朗的黑豹乐队鼓手如今却以大肚松垮、手端保温杯的形象示人，来自摇滚与现实的吊诡反差迅速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和热烈共鸣。于是，类似于“网吧包夜前做眼保健操”“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夜店后夜跑，蹦迪带护膝”式的“朋克养生”行为在95后、00后中广为流传并延续至今。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朋克养生”的相关研究极为稀少，目前的成果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构成：其一是从亚文化与网络传播视角对“朋克养生”现象的特征与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朋克养生”作为后现代经验与网络亚文化的结合体，是混杂且矛盾的立异文化表达，其抵抗性、依附性、娱乐性等特征均传达出后现代鲜明的文化本质。胡良益：《亚文化视域下网络“朋克养生”现象的后现代透视》，《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8—69页。而“朋克养生”的性质则是“通过矛盾表征实现娱乐、立异和权力等意义上的复制，以持续且温和的反叛造就了欲拒还迎的牵扯力，这是对主次结构矛盾的一种印证与解构，也是青年想象性解决矛盾的文化实践”胡良益、刘永宁、吴春梅：《“朋克养生”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解析》，《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79、86页。。其二是从健康传播的视角提出朋克养生所表现出的风格化、抵抗性、娱乐性和象征性的亚文化基本特征和影响，并为健康的有效传播提供参考。汪莉：《健康传播的亚文化特征——以养生朋克为例》，《传播与版权》2018年第8期，第131—133页。其三则是从科普视角对“朋克养生”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行考察。靳慧：《“朋克养生”真的是在养生吗？》，科普中国，（ 2019-4-24）[2020-01-02]，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9-04/24/c_138001295.htm.总体来看，对于“朋克养生”现象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系统性的研究相对匮乏。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各领域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传媒环境的巨大变迁，当代青年文化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多元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它与传统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框架之间发生的“转向”和“偏离”，使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苏宏元、贾瑞欣：《后亚文化视阈下网络“丧文化”的社会表征及其反思》，《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12—19页。，而“后现代”自身作为一种“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第67页。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立场和解释框架。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回归至现代文化的元概念“现代性”，即作为现代的性质和经验层面来系统剖析“朋克养生”现象的文化传统与内在价值，同时注重考察其与我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本质认识。
二 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与晚期现代性的潘多拉魔盒
（一）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基本构成了17世纪至今现代文化与当代知识话语的核心。而传统视阈中现代性的思维范式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思想段落：首先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文化與理性主义传统。自笛卡尔伊始开启的“理性时代”变革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君权神授、土地贵族式的传统生活方式，树立了反愚昧、反迷信的理性大旗，开启了一条唯理性奠基而成的通往真知、自由与进步的理想之路。虽然“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人”这一早期的现代性夙愿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它同时却也将传统、权威、感性及自然推置真理的边缘地带甚至对立面，书写了早期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其次，18世纪后，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愈发凸显，战争的无情与战后社会的动荡使得个体变成一个个在心灵上无家可归、支离破碎的存在物，自主理性的光辉越发薄弱，普遍性的精神危机也越发深重。以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遗产，即科学进步塑造的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始终抱持着敌对的态度，并认为这一文明形态限制了真正自我、善德以及个性的发展。卢梭对于工业与现代文明的反思无疑是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独大，单向度价值体系膨胀，道德与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然而，将近代文明认定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将科技进步与堕落、虚假和邪恶等同起来，无形中也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再次，则从19世纪伊始至今，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催生了技术理性与功利主义的全面崛起，其与文化之间日趋深化的间隙与隔阂也促使先贤们对于工具理性及大众文化的批判炮火更加猛烈。虽然不乏本雅明式的文化主义倡导者对大众文化的充分肯定，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波德莱尔在美学和物质文明上对现代性激烈又割裂的矛盾态度，还是西美尔对金钱文明与文化普遍价值的对抗性解读，抑或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20世纪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反启蒙运动，以及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仍旧是二元对立范式的延续。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后工业乃至“后人类”时代（post-human age），虽然个体认知与社会环境在主客观层面都更加趋向于多元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日趋深化，甚至成为一种集体认同（group identity）的当下，对于看似多元的新生事物的认知依然难以避免地在“天真乐观的技术乐观主义（Technological Optimism）与韦伯式的文化悲观主义”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Cultural pessimism）之间来回摇摆。综上所述，三种主流的、不同特征的二元对立范式（见表1），构成了现代性视阈下社会文化现象认知与解释的基本路径。
（二）晚期现代性的潘多拉魔盒
也许，自柏拉图理念论伊始，西方世界即被一分为二，理念与现实世界永远对立存在。或者如同鲍曼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自西塞罗传统开始，我们的文化形式都是心灵无意识状态的投射，它表征为文化集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二元对立。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Basic Books，1963，p21.然而，面对当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差异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文化情境与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化事物，二元论体系是否能作出全然的解释还是已然面临“范式危机”？而借用我们举凡是新生现象就归因于后现代的解释套路是否能够真正说明问题？尤其是发生在我国当前社会情境中的具体文化现象？
吉登斯曾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告诫我们：由于非常具体的原因，现代性的本质一直没有被人们好好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时代，而是在进入一个晚期现代性时代……而现代性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在黑暗中藏而不露。（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页。由是观之，虽然我们自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化改造已逾百年，但是似乎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仍旧不足，现代性的本质依然在潘多拉的魔盒中游移，而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也不等于后现代性，因为我们毕竟还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工业社会结构之中，物质生产与社会体系的信息化转型尚未结束，我们面对的仍是一个尚未见定数的未知文化图景，这在近年来屡屡爆发却又令人措手不及的全球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与疾疫危机、精神与文化危机事件中即可得见，况且这一转型也并不等同于哲学和认识论上的转型。由此，及早的给现代性画上句号，或者用后现代的激烈的否定性、非中心、不确定性或者对现代性进行消极解构与破坏是否全然合理也是个颇费猜测的问号。因此，后现代毋宁说是晚期现代性对于前期现代性的持续性批判与反思，即“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那么，潘多拉魔盒中所謂的晚期现代性其主要特性是什么？它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它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20世纪以降的西方先哲以及我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也许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吉登斯、鲍曼、葛兰西、贝克、霍尔等为代表的“现代性的反身性”“流动的现代性”、霸权文化理论等观点即为我们揭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立场外的第三种可能性，它们以一种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身份“出圈”，构筑了大众文化作为文化霸权控制者与反控制者的双向运作话语实践，即“它像是在两者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其间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以大众文化形态各异的特定类式，‘混合’在不同队伍里了”Tony Bennett.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 ，in John Storey， 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London：Prentice Hall， 1998，p222.。同时，这种多元主义式的“混血”（hybrid）特质，在我国传统文化脉络中也并不陌生，农耕文明构造了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生命情感秩序，“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则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在儒、释、道文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与升华。虽然这种非二分法式的认识论在近现代改造世界的“技术进步论”进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滞后，但是在多元文化、边缘文化解释力日趋增强的今天，尤其是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发展市场经济、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与贯彻市场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与挑战日趋深化的当前，传统文化思想不仅成为织造当代复杂文化症候的重要成因，同时也成为我们洞察我国现代性文化图景，解析其本质属性的重要理论关照和诠释密码。以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青年亚文化“朋克养生”现象为例，它以怎样的文化表征呈现？在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当代青年怎样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它蕴藏着哪些发展趋向及文化隐忧？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亚文化解释框架，以及惯性的后现代式归因或者非此即彼的现代性二元阐释窠臼，都将对特殊时期青年文化的内在特征及意义研判不足甚至出现误读。
三 从二元对立到自洽共生：“朋克养生”现象的表意与实践
“朋克养生”诞生后，以“熬夜”“脱发”“养生”三大关键词在内的“居家搖滾”“脱发金属”也被发掘和热捧，这种看似荒诞不羁、充满矛盾的行为方式不仅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话语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同时也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成为当代青年特殊的文化表意与实践方式。（见表2）
（一）异质文化的拼贴与共生
朋克养生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即是对于内容风格迥异，文化景观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样式的刻意拼贴。众所周知，兴起于美国和英国无产阶级中的朋克（punk）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领域，其主旨诉求是对抗一些包括前卫摇滚（progressive rock）、重金属（heavy metal）等在内的即存的流行音乐形式，随后，朋克音乐逐渐演变为广义的朋克文化风格和文化形式（punk culture）。我国的养生文化则源远流长，在秦汉以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系，并见诸于《管子》《老子》《庄子》《黄帝内经》《淮南子》等多部经典之中，如养生在《管子》中 被释义为“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在道家则对应为“重人贵生”的理念，并主张通 过 表2
“朋克养生”行为的典型表现胡冰：《大陆台湾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焦虑心理与行为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209页。
“致虚极，守静笃”的静养方式来实现“身不朽”的状态。谭华：《体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淮南子》则认为，养生就是“体道”，即“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将体与道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生命哲学也成为我国古代圣贤立身行事、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可以说，我国养生文化体系不仅包含了对滋养、延长生命本体的深入思考与总结，同时也凝聚了对内在于生命的情志、德行、精神、以及与治国相统一的人生哲学的沉思与实践。两种文化相比较起来，朋克文化是年轻人解构主流霸权、追求思想解放的代表性文化，其风格热烈、尖锐、简单甚至粗暴。而我国的养生文化则流露着平和、圆融、中正且内敛的民族气质。那么两种形态各异的文化形态又为何会拼贴为一种奇特、另类甚至有些怪诞的新型文化呢？ 总体而言，它是我国持续改革开放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崛起后在文化领域折射出的多元文化交融与民族文化崛起的双重成果的共同映现。一方面，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战略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迁正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以“穿着另类”“纹身”“酷”等符号为表征的朋克文化在社交媒体和商业浪潮的依托下，轻而易举便赚走了青年人的眼球。虽然这使得青年有可能面临被西方与商业文化洗脑的风险，但是它也在客观上扩充了本土文化的自足性，丰富了青年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正如吉登斯的观点，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全球化不可能仅仅是西方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弱肉强食，它也是一种世界相互依存的形式和意识。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第68—69页。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快速提升，本土文化强国意识的不断觉醒，文化不再沦为为经济搭台的工具，而是成为拉动本国综合实力，甚至完善全球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这一重要转变在当代青年的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层面也折射出深层涟漪，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日常学习、工作、消费、娱乐等多重面向中更深刻地体认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外国的月亮更圆”的惯性逻辑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心理景观中的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被接续起来，它不再模糊、混乱、断裂，而变得清晰、亲切、充满认同感胡冰：《大陆台湾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焦虑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11页。。
这二者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这种既热烈又平和、既尖锐又圆融、既粗暴又内敛的“朋克养生”现象。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文化似乎矛盾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却是自洽共生的，正如陈丹青所述，在复杂时代与社会情境中人的心理线索也很复杂，它们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陈丹青：《退步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1—262頁。这两种文化景观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话语和实践中建构一种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或者自洽文化。当然，二者也并非是一种温和的兼容模式，相反，在协商立场的背后，正如葛兰西洞见资产阶级文化联系工人阶级文化的后果时指出，“资产阶级文化将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本土文化日益蓬勃的今天，外源性文化对内源性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渐从绝对冲击转变为有限刺激，并逐步演变为一种融合与自洽甚至革新式的文化颠覆。广泛流行在青年群体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既是青年一代通过开放、发展和多元自洽的方式，打破以往你强我弱、非此即彼的传统逻辑，尝试以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扭转传统西方文化象征权力的一次积极尝试，它不仅避免我们再次陷入全盘接受或否定的形式合理化窠臼。与此同时，我国青年文化格局中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在悄然破解，他们正用一种新的方式探索着晚期现代性的本质规律，并在实践中摸索着本土文化的突围之路。
（二）割裂时空的穿越与共时
“朋克养生”既是两种不同文化形式的拼贴融合，同时也是一种游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以及我国先秦时期的“穿越式”身体行为实践。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朋克音乐都是对长期盘踞在音乐界的摇滚神话的一种愤怒呐喊与颠覆，而朋克音乐之所以受到青年群体的热捧，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以英国朋克为例，战后英国经济的衰落、殖民地的分崩离析与美国的崛起使得英国“日不落帝国”地位倾覆，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失业率不断走高，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频发，整个社会弥漫着不安、失落与焦躁的情绪。以往动听的摇滚solo和整日传唱你情我爱的摇滚英雄显得格外刺耳和不合时宜，于是朋克以一种粗糙到近乎暴躁的方式迅速获得青年们的认可，它利落干脆、单调却饱含能量，不羁的表情与近乎扭曲的身体姿态都成为对传统英国的猛烈抨击与挑战。The clash、Sex Pistols、The damned、Elvis Costello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朋克音乐不仅是年轻人对传统社会与保守文化的反叛，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工业革命持续累积的一系列内生性与外部性矛盾在文化领域引爆的结果。中国养生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和体现，它融汇了以儒释道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和生命哲学，并深刻地浸润在我国历史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等各维度之中。虽然在工业社会狭隘的“工具理性”视角下，传统文化好似“无用”，但它却是真正支撑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与精神家园。
那么“朋克养生”为何又要选择在这两种相互割裂的时空当中穿越游走呢？如果说两种文化形式的拼贴是不同文化景观的多元映射，那么在不同时空中的文化情境中穿梭则是当代年轻人对现代性晚期中越发膨胀的工具理性独大局面的批判，以及对去现代性、去工具化的传统文化或脱域文化的一种回归向往。当前的我国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稳步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唯经济利益为坐标的价值体系不断膨胀、信仰与人文精神式微、社会矛盾与风险丛生。青年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一边分享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一边也要着手应对来自学业、职场、情感、价值观等各方的冲击与挑战。这种“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可能性选择）状态时所呈现的焦虑状态”（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一方面是存有的（being）、开放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存有的（nonbeing）、压抑的，这种焦虑的状态使得青年既无法做出激烈的、革命式的对抗，也无法处变不惊。这就好像当代青年的脱发现实一般（55.68%的大学生有脱发困扰《大学生脱发调查：超5成大学生有脱发困扰，熬夜失眠为主要原因》，中国青年网，（2019-05-27）[2020-02-2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648112811540711&wfr=spider&for=pc.），它既不是一种需要严阵以待、谨慎应对的绝望重症，但却也足以让人低落忧郁。这投射在青年亚生文化层面即是形形色色的无力颓废、自嘲戏谑、麻木消极、温和抵抗的文化补偿形式。 例如“丧文化”既被认为是“索然无力”的乏力颓废，“自我蔑视”的无奈逃避，“悲观自嘲”的自虐反讽。刘楠：《“丧”文化的网络媒介呈现与引导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但不同的是，“丧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话语和态度，而“朋克养生”则一边借用对朋克时代大声呐喊，敢于愤怒与叛逆精神的追缅来补偿自身的麻木消极，一边通过致敬养生行为来表达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生命观的认可与回归。这两种时空文化看似割裂无关，但却在本质上指向同一个共时性镜像，既是对现代工具理性独大局面的批判以及对前工业时代、民族传统文化中朴素价值观的某种回应与向往。它通过生产一个看似矛盾的时空景观暗示了一种脱离现代大工业系统的假设与可能，构筑了一个“去现代性”的脱阈文化或者“第三空间”来替代当代社会的工业化形象。它采用了一种更加艺术性、具象化的生活者的眼光，通过饱含着青年的想象、激情和创造力的身体实践，去检视当代社会的各种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机械思维方式，并尝试以此回归人性、抵抗个体生命的虚空和惰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它也成为晚期现代性青年文化发展需求与趋向的隐形书写。
（三）在线“拟剧”社交与线下理性反哺
无论是生产、传播还是消费，社交媒体无疑在青年亚文化的养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培养皿”与“增殖器”作用。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有可能造成青少年的碎片化思维和历史感断裂;在社会参与方式的变化上，圈子传播限制了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杜涛、王欢：《“进步”的幻象：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6—81页。社交媒体使得当代文化也从审美文化转型为消费文化，从而呈现出一种物质主义倾向。常博、朱雯文，谢亚乔：《社交媒体的使用对青年女性物质主义观念的影响——基于“间接影响模式”的研究，人民网，（2018-12-27）[2020-01-02]，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8/1227/c423651-30491893.html.虽然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但是也不应忽略，社交媒体在建构社会多元文化、参与公共社会讨论、推动公共文化建设、话语抗争等事务中发挥的积极意义。黄鸿业：《社交媒体对青年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以网络话语抗争为视角》，《当代传播》2017年第2期，第79—83页。 同时，正如保罗·威斯利的观点，消费文化与市场虽然不是最好的文化解放路径，但是它却提供了非此即彼之外的多元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条走向民主与自由的重要道路。Paul Willis.Common Culture，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p60.尤其是对于亟需话语平权、关注和认同的当代青年而言。因此，如果不再次将大众看成一盘散沙，而是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动态性规律和活力，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的文化阵地及其社会意义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乐观。纵观“朋克养生”发展历程可知，其传播与消费历程基本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调侃传播。“保温杯泡枸杞”事件一出，立刻在社交媒体上诞生了以“熬夜”“脱发”“养生”为主题的热帖，少数网络意见领袖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调侃、戏谑以一种非正式话语的形态进一步扩大了“朋克养生”的传播速度与范围。第二步是在线“拟剧”社交。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要努力展示自己，并以各种方式在他人心中塑造自己的形象。这一理论在“朋克养生”现象中得到了再次体现。在流量的带动下，“朋克养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调侃笑料，是否拥有朋克品味抑或养生需求也无关痛痒，它迅速演化为年轻人通过线上自我“理想化表演”，建构自身或炫酷朋克、或荒诞幽默、或理性自律等理想化形象的重要舞台，并借此成为青年们获得关注与认同、有效拓展社交能级、收获身份与情感认同的重要道具。虽然这种社交手段很有“拟剧”的性质，但它却成为时代与文化情境下青年们满足自身情感需求，实现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它也不再停驻于网络文化层面，而是迅速向消费市场进军。QQ广告与凯度发布的《Z世代青年消费力白皮书》中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95后、00后的年轻人来说，消费不单单只是为了获取物质层面的满足，更多是为了扩大社交圈、自我愉悦和探索存在这些深层次的情感诉求动机……65%的90后、95后渴望和朋友拥有共同语言，而“买买买”，恰恰是一种了解圈子潮流、寻找共同话题的有效途径。《这届年轻人的消费更“社交”了》， 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8-12-22）[2020-02-02]，http：//www.199it.com/archives/811228.html？weixin_user_id=2bo6ETQjkpkBcCeV_lbdT9Xotuaz88.第三步是理性反哺。伴随着话题的广泛传播，关于“朋克养生”的讨论也愈发深入和理性，大范围的情感共鸣使得“脱发”“失眠”等各类早衰问题不再是一种戏谑话语，也不再仅仅是社交与消费跟风，而是成为青年群体与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严肃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正视并理性对待自身的健康问题，积极、理性的生命观与价值观开始自主萌芽。调查显示，从消费者对于“养生”的搜索量来看，90后及95后的年轻消费者对“养生”的偏好度明显上升，甚至超越1990年以前出生的消费者，“少年养生派系”正在形成。《中国养生产业是怎样风靡起来的？》，界面新闻，（2018-09-15）[2020-02-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1675133986073200&wfr=spider&for=pc.由此，在线“拟剧”社交对青年线下的理性反哺机制也就此形成。一定程度上，民族传统文化也在趋于理性的思索和体认中得到接续。
席勒曾提出，经济实力与信息控制、形象制造、舆论建构的融合已成为新权利的本质。如果将商品经济、媒介权力与网络意见领袖看作为晚期现代性操控青年文化的“统治话语”，那么我们在“朋克养生”现象中却看到了一个终由青年群体自己主导的开放的、多义的“协商式”解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不再是轻易被操纵的“文化傻瓜”，他們有自己价值判断、自我表露、释放压力的标准和方式，尽管它看起来有些像酒神狄奥尼索斯一般地放浪形骸，但是它却也能在反思与实践中使生活重回正轨，并且继续怀抱希望。而晚期现代性视阈下的青年文化除了可以和权力结盟，同样也可以成为反抗权力、催生自主理性萌芽的阵地。 四 “朋克养生”背后的价值反思
青年历来都是最有活力的社会群体。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不仅得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感受着社会变迁中的八面来风，同时更是以其特有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样式、形态和未来发展方向。闫文捷：《社交媒体使用与当代中国青年的公共参与》，光明网，（ 2019-03-27）[2020-02-02]，http：//www.gmw.cn
/xueshu/2019-03/27/content_32687590.htm. 面对流行于当代青年中的“朋克养生”文化，一方面应当深入思考其所蕴含的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新思想与实践价值，保护并激励先进青年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与成长，同时也应当审慎辨别、警惕对待其间可能滋生的各类负面价值取向。
（一）避免精英制下的文化审判
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要学会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用生活者的眼光考察艺术。当我们用教师爷的态度对“朋克养生”不屑一顾，简单地把它等同于00后的“自嘲与调侃”抑或抵抗与妥协的文化斗争时，我们也不妨检讨自己，是否在“为某种自我中心的权力目的，误用理性和知性”？Jung C G.psychology and relig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p14-15.是否在晚期现代性的各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机械技术理性逻辑的泥淖中渐渐失去想象力、激情和创造力，从而使孤独的情绪和寂寞的灵魂无法得以妥当安置？金戈：《简评诗化哲学》，《探索者学刊》1998年第4期，第32—38页。弗洛姆曾在论述西方寡占性资本主义发展特征时提出，西方文化最常运用的机制便是自动从俗（automation conformity），即个人全盘接受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类别，他丝毫不差的变成所有其他人的样子，以及他们期待的样子。（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85页。这与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时的姿态有些相似，在商业主义浪潮的推送下，我们甚至忘记去深思熟虑就已经用热情的消费主义拥抱或者沉默不语的态度默许了它。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步入了经由他者构建秩序与规则的文化格局中，而我们的“精英”作风非但没有致力于反思和打破现代性的“铁屋子”，反而促进并且加速了它行驶合理化的过程。当代青年作为“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的前列”乔东亮，李新利，李雯：《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人民网，（2018-05-26）[2020-02-05]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516/c40531-29993969.html.，这些新兴的知识人群是福柯式的个体化群众，他们厌恶任何知识理念规导欲望个体的的生存旨趣 刘小枫：《拣尽寒枝》，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25页。，而朋克养生行为恰恰是他们借助欲望个体的基质，即对身体的革新主宰来争得个体生存意志自决权的非常手段。因此，我们不妨收起好为人师的作风，将年轻人的“朋克养生”现象看作为他们的在时代洪流中努力辨识自我的一次积极尝试，哪怕是交织着矛盾、青涩，有些推拉撕扯的自我，也不妨将它看作为新型知识分子努力用艺术性和生活者的眼光反思晚期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创造自己的自由生活经验，并运用独特的身体话语应对外来文化冲击、接续民族文化记忆，革新文化样态的一次文化实践。
（二）谨防在消费民主中走向拜金主义
英国早期朋克乐队The clash曾是直面社会矛盾、替弱者声援的代表，他们曾勇敢地将斗争的炮火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喧嚣、种族歧视、恐怖主义、帝国主义等现代性顽疾。而被称为朋克灵魂的主唱、节奏吉他Joe Strummer在死前留下的“the future is unwritten”的名言，不仅成为朋克迷心中永恒的经典记忆，同时也是鼓舞一代代青年勇敢追梦、奋勇向前的励志格言。然而到了90年代的美国，朋克音乐早已经没有了反抗意识，转而成为兜售另类、夸张的视觉与听觉符号、博取关注以通向财富的文化快餐。朋克精神不复，对于许多当代青年而言，他们“目测”到的朋克文化只是物质主义与商业文化大潮之下标榜另类、个性的品牌标签和文化符号而已。养生现象也如出一辙。在消费主义的带领下，养生精神似乎从持之以恒的、主体性的、克己自治的身体与文化哲学被等同于“花钱就能保健康”式的简单粗暴的、单向度的消费指南。这在市场中充斥的各类昂贵的养生茶、按摩仪器、保健食品保健药、健身美容服务中即可见一斑，它不仅与修身养性的生命旨趣相去甚远，还在一张消费购置的安全网之上更加放肆地鼓励青年人尽情娱乐、消费身体和自我放逐。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消费主义的浸染下，青年们将各类文化现象、本质以及所有千差万别的因素、事物特有的价值统统“夷平”为“万能”的金钱，将之当成为是换取一切文化、个性，调解一切生活矛盾的等价物和万能工具。然而，秉持着“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将金钱的本质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转化为最终目的，用各种五光十色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将生命的本质装点成为一部看似丰富的永动机，不仅无法对抗生命本身的无聊感，反而损害了青年人作为新兴知识人群特有的价值意识，丧失了个体本性释放与价值观自决的真正可能，更无法对抗现代性的根本痼疾。因此，应当在贯彻市场经济政策的同时，谨防消费民主带来的拜金主义对青年造成的负面倾向，通过主流价值观引导与多元青年文化孕育，使得青年切实领会技术与商业时代“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从而真正做到在时代洪流中找到自我、解放自我，并且通过小我与大我的有机融合，肩负起民族文化振兴的重任。
（三）甄别文化创新中的伪个性倾向
虽然我们乐见于“朋克养生”中的文化创新与实践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仔细甄别个中的真伪实情。阿多诺在分析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产品特征时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它们的核心特点，如果说青年人尴尬的脱发现实本身就是晚期现代性社会压力在年轻人生理与精神层面的无情写照，那么为了求得关注和认同而炮制出另类的“朋克养生”式话语与社交方式，将人的本质需求和自我解放诉诸于物质欲望与消费民主，这之中的“伪个性”嫌疑也着实令人担忧和伤感。自卢梭起便满怀着对差异尤其是个性差异的尊重，并且寄望于通过对人权的真正解放而打破现代性的藩篱，信息与网络世代的到来虽然大幅度地提升了信息传播与分享的自由权限，但是距离真正意义的本心与自我个性的确立依然遥远。“朋克养生”现象中的“伪个性”诉求即是当代青年真正自我与独立人格缺位的表现。通过依靠文化形象嵌套的方法来复制自我个性，并以此来实现自身对生命情感的追求，不仅会使青年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方向感”，而且也会进而忘记自己的人生使命，走向理性解放的反面道路。因此，應当及时并仔细甄别新生青年文化样态的本质及其发展走向，准确把握现象背后青年的核心心理特征及情感诉求，通过针对性地引导与培养青年网络文化及媒介素养，塑造健康向上的、独具时代与中国特色的青年文化阵地，进而为培养当代青年主体自觉、文化自觉、道德自觉的卓然自立人格提供坚实基础。 五 结 语
晚期现代性视阈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是当代社会语境中青年文化从二元对立走向自洽共生的一种文化表意与实践。在其异质文化的拼贴与共生、割裂时空的穿越与共时、拟剧社交与理性反哺等特征背后，蕴藏的既是当代青年在当前多元、复杂的文化情境中直面冲突，积极融合并进行文化突围的努力尝试;也是青年在时代转型的洪流中用自我身体行为实践，对现代工具理性独大局面的检视与批判，對朴素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向往与回归;同时，它也是青年在信息与消费时代运用多义协商、解码的方式催生自主理性萌芽，反抗权力的积极探索。面对这种新生文化样式，首先，应避免用精英制的眼光对其进行非好即坏的文化审判，应当回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客观地分析，辨识当代青年在“朋克养生”行为背后的心理认同机制与文化发展需求，应积极肯定新型次生文化中的想象力、创造力、反思能力等进步意义。其次，应警惕“朋克养生”现象对青年群体带来的消极影响，努力甄别其中的伪个性倾向，积极调节、引导并强化当代青年树立正确、完善的核心价值观，以避免其陷入消费与拜金主义陷阱。最后，应当深刻体认并反思由“朋克养生”现象折射出的当代青年文化体系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由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现代化与保护并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深化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与间隙也同样折射在青年文化领域之中，应当激活并培育真正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青年理想信念、主流文化体系和行为实践方式，从而使青年真正肩负起“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李贞：《习近平寄语青年》， http：//www.qstheory.cn/201904/30/c_1124436575.htm，2019年4月30日。的历史重任，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青年应有的贡献。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unk health”， which is widely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has attracted the general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due to its abnormal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unk health”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 modernity， it is found that behind the collage and symbiosis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the crossing and synchronicity of time and space， the social and rational feedback characteristics of dramas， ther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culture from binary opposition to self consistent symbiosi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void the cultural trial under the elite system in time， guard against the tendency of youth culture to money worship in consumption democracy， and screen the false personality tendency in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Keywords： “punk health”; youth subculture; late modernity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