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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编故事的本能，你信吗？当你偶然看见一个场面，或者听到一段声音，没头没尾，你会有意无意地把没出场的部分补全，让这个场面有“来龙去脉”，让这段声音有“前因后果”。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编故事时却并不自知，信以为真。这就比较麻烦：把故事当做真相，难免耽误了正事或者错怪了好人。
人类需要编故事
举个例子吧。听别人在公共场所打手机，会觉得心烦意乱，那是因为我们只能听到一方的话语。这种没头没脑的片段信息阻碍了我们的大脑对这段对话的判断。它会影响情绪。于是大部分人会启动编故事的本能机制，依靠想象力把另一方的话语填补进去。这个例子是美国著名科学记者乔·帕尔卡提供的。
编故事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人需要意义感，需要自己对周围发生的大事小事有一种知道和了解的感觉，否则自己就成了被孤立的碎片，就陷入未知和偶然的恐慌之中。要紧的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或其他人在编故事时，我们却并无察觉，自动信以为真。这就比较麻烦：把故事当做真相，除非恰好碰巧猜中，否则难免耽误了正事或者错怪了好人。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意思是说：不局限于自己所见，才能看得明白；不以为自己才是对的，方能让真相彰显。每个人都是依据自己见到的那个小小片段作为出发点，按照自己以往的生命经验和阅历来编故事。要做到“不自见”和“不自是”很难。文学作品中所有的误会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无论丈夫领口的一丝长发，还是妻子裙角的一块泥土，都是人们编故事的素材。你能说你没在头脑中编过故事？
大脑充满偏见
《论语》里说：“子绝四：勿意，务必，勿固，勿我。”这里面的头一件要戒除的事，就是“意”。孔子的意思就是凡事不要任意猜测。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凭空猜测是人类大脑日常的运作机制当中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墨尔本大学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博士认为，大脑充满偏见而且喜欢妄想，我们应该随时对这样的基本缺陷保持足够的警惕。
我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编故事，讲故事，是因为大脑内部的运作机制倾向于这样做。“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由我们每个人的教育、训练、个人经验、他人的影响等因素形成，当然我们过往行为所得到的回报，以及我们行事的内在动机，都直接决定我们对世界的基本感受。于是我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只是取得了有限的信息而已，即便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内容也被忽略、被剪裁，我们只是按图索骥，选取其中一小部分信息来创造意义。这就是讲故事。
一个故事需要有时间线索，有内在逻辑，有主题，有结局。编故事不仅是贯串着夫妻间互相怀疑的家庭肥皂剧而已，不同的机构和群体讲着不同版本的故事，是因为背后有彼此相异的不同心智模式。以公众都关注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为例，人们之所以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充满恐惧，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因此而发生的悲剧，不仅仅是幸福感的丧失，而且是健康和生命的丧失。科技艰深，信息匮乏，吏治待清而言路亦不畅，所以在普通人心目中，城市脆弱的生态背后，有公共权力的蛮横和个体的无望隐忍共同编织成的悲情故事。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沟通无效和矛盾激化的恐惧，是因为一些官员的心理脆弱，认知混乱，决策随意，思维封闭。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一种合理的质疑背后，有“刁民”的“无理取闹”，“群众”的“不明真相”，“敌人”的“别有用心”。哪个版本的故事恰好契合真相？编故事只是在加固内心恐惧的情感基调，沉溺于幻觉的人找不到真相。
凭空猜测的后果
沉溺于编故事、讲故事，究竟会有何种危害？有时它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危害不仅仅体现于人际交往的各种误解中。当一个事件的真相不明朗时，每个人自己完善起来的故事版本迥异。按照前述，人类大脑运作的先天缺陷致使彼此的视野残缺，故事的主题不同，因果关系不同，结局也悲喜各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问题是，在遭遇危机时，人类有时会以一些未经检验的幻想故事来安慰自己，排遣恐惧，而非积极行动，加强沟通。在公共领域，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如果存在着彼此隔膜对立的恐惧心理，因此而衍生出基于各自有限信息和立场的“故事”，都会延误沟通时机，加剧不平衡的关系。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其实，公众有着强烈的获知真相的渴望，尽管有时这种渴望是以一种闹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29期报道，7月22日晚，北京遭遇罕见暴雨袭击后的第二天，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发布微博说：“有个市民叫高度？据北京卫视报道：‘北京市民高度肯定北京市政府在这次暴雨中的工作。’新闻播出后，群众纷纷发起寻人行动，希望找到这位幽默的北京市民。高度兄，出来走两步？”一些网友积极参与了这次的寻找“高度哥”的行动。“@河南王向前”网友调侃道：“……纵使他人多议论，高度评价定乾坤。”“@张志安”网友的态度则严肃中肯：“其实，公众寻找‘高度’先生的热潮背后，是对夸大其辞的僵化宣传套路的厌倦，对‘坏事当好事报’传统的不满，对急切引导舆论方式的批评，对‘被代表’报道模式的质疑……”一场看似瞎闹的网上虚拟寻人，却是公众一次充满智慧的集体发声，他们在期待积极的沟通与事实的回归：某些官员和媒体人，不要再沉溺于“编故事”了。
人类的行动需要审慎的权衡而不是依据轻率的幻想，唯有在一个理性平台上，持续进行能有效克服“自见”与“自是”的协商沟通，才能尽量减少非理性的大脑机制缺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损失。审慎权衡的基础是基于开放的、可讨论的信息而进行的公共决策。在编故事、讲故事之后，是要共同打造一个经得起讨论与推敲的、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版本，而不是各执一词、闭目塞听。这才是文明。而相对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自由度更大的互联网已渐渐成为人们克服信息片面与缺乏的有效工具。虽然互联网中也存在着大量或无意或有意编织出来的故事，但由于各种版本可以彼此平列接受质疑，在澄清事实方面，它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凭空猜测是圣人深戒的。但是，因为公众的心智水平永远都是智愚不齐的，你根本无法消除基于残缺信息的任意猜测。那些拨动心弦的故事还会延续，人们会不自觉地编写故事的续集和前传。真相大白，既需要对心智缺陷的警惕，也需要对细节求证的耐心。
克服“自见”与“自是”
克服凭空猜测的坏习惯，只有锻炼理性思维这一条路。我们都知道“罗生门”，知道“盲人摸象”。哪个版本的故事离幻觉最远，离真相最近？理性思维要求小心翼翼地求证细节，还原全局，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简明、清晰的规则和一个公正、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慢慢地按规则去求证，按规则去还原。
《人民日报》7月30日发表评论文章《需公民理性 更要政府透明》。其中谈到：“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做责任政府，就是要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更加多元，情境日益复杂，人类的心智模式往往更加滞后于事物的发展。因而，不断地改善一个人的心智模式就成了人生当中的根本性的任务。换句话说，讲故事要尽量靠谱，听故事要尽量清醒。细心观察，冷静思考，在观察和思考中不断反思和校正自己的猜测，这是普通公民改善自己心智模式的唯一途径，也是在“良性互动”当中为促进实现公开、透明、包容的决策环境而努力尽责的体现。
在这方面，你只有自己慢慢努力，否则，即便是专家也帮不了你。
好在，在改善和调整“心智模式”的过程中，你不会是一个孤独者。再以北京“7·21暴雨”为例，灾害刚过之时，人们尚难以得知水灾中遇害的准确人数，也未见到遇害者的名单，但这一次，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曾经那样，靠编故事和传播小道消息的方式来填补事实真相的缺席，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敦促北京有关部门用实际行动证明对公民生命的关切。据《南都周刊》报道，网友“@仝宗锦”在微博中说：“我希望每一次灾难之后，政府都能公布遇难者的具体名单。这既能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是政府自信并获得民间信任的方式。”7月26日，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公布暴雨中共有77人死亡，其中身份确认的有66人，并公布了这66人的名单与简单信息。当我们看到这些逝去了人的名字，人们多少有了一点安慰：因为他们对于事实真相的执著追寻，换来了这些死者身后的尊严。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人类需要编故事
举个例子吧。听别人在公共场所打手机，会觉得心烦意乱，那是因为我们只能听到一方的话语。这种没头没脑的片段信息阻碍了我们的大脑对这段对话的判断。它会影响情绪。于是大部分人会启动编故事的本能机制，依靠想象力把另一方的话语填补进去。这个例子是美国著名科学记者乔·帕尔卡提供的。
编故事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人需要意义感，需要自己对周围发生的大事小事有一种知道和了解的感觉，否则自己就成了被孤立的碎片，就陷入未知和偶然的恐慌之中。要紧的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或其他人在编故事时，我们却并无察觉，自动信以为真。这就比较麻烦：把故事当做真相，除非恰好碰巧猜中，否则难免耽误了正事或者错怪了好人。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意思是说：不局限于自己所见，才能看得明白；不以为自己才是对的，方能让真相彰显。每个人都是依据自己见到的那个小小片段作为出发点，按照自己以往的生命经验和阅历来编故事。要做到“不自见”和“不自是”很难。文学作品中所有的误会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无论丈夫领口的一丝长发，还是妻子裙角的一块泥土，都是人们编故事的素材。你能说你没在头脑中编过故事？
大脑充满偏见
《论语》里说：“子绝四：勿意，务必，勿固，勿我。”这里面的头一件要戒除的事，就是“意”。孔子的意思就是凡事不要任意猜测。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凭空猜测是人类大脑日常的运作机制当中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墨尔本大学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博士认为，大脑充满偏见而且喜欢妄想，我们应该随时对这样的基本缺陷保持足够的警惕。
我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编故事，讲故事，是因为大脑内部的运作机制倾向于这样做。“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由我们每个人的教育、训练、个人经验、他人的影响等因素形成，当然我们过往行为所得到的回报，以及我们行事的内在动机，都直接决定我们对世界的基本感受。于是我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只是取得了有限的信息而已，即便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内容也被忽略、被剪裁，我们只是按图索骥，选取其中一小部分信息来创造意义。这就是讲故事。
一个故事需要有时间线索，有内在逻辑，有主题，有结局。编故事不仅是贯串着夫妻间互相怀疑的家庭肥皂剧而已，不同的机构和群体讲着不同版本的故事，是因为背后有彼此相异的不同心智模式。以公众都关注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为例，人们之所以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充满恐惧，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因此而发生的悲剧，不仅仅是幸福感的丧失，而且是健康和生命的丧失。科技艰深，信息匮乏，吏治待清而言路亦不畅，所以在普通人心目中，城市脆弱的生态背后，有公共权力的蛮横和个体的无望隐忍共同编织成的悲情故事。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沟通无效和矛盾激化的恐惧，是因为一些官员的心理脆弱，认知混乱，决策随意，思维封闭。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一种合理的质疑背后，有“刁民”的“无理取闹”，“群众”的“不明真相”，“敌人”的“别有用心”。哪个版本的故事恰好契合真相？编故事只是在加固内心恐惧的情感基调，沉溺于幻觉的人找不到真相。
凭空猜测的后果
沉溺于编故事、讲故事，究竟会有何种危害？有时它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危害不仅仅体现于人际交往的各种误解中。当一个事件的真相不明朗时，每个人自己完善起来的故事版本迥异。按照前述，人类大脑运作的先天缺陷致使彼此的视野残缺，故事的主题不同，因果关系不同，结局也悲喜各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问题是，在遭遇危机时，人类有时会以一些未经检验的幻想故事来安慰自己，排遣恐惧，而非积极行动，加强沟通。在公共领域，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如果存在着彼此隔膜对立的恐惧心理，因此而衍生出基于各自有限信息和立场的“故事”，都会延误沟通时机，加剧不平衡的关系。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其实，公众有着强烈的获知真相的渴望，尽管有时这种渴望是以一种闹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29期报道，7月22日晚，北京遭遇罕见暴雨袭击后的第二天，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发布微博说：“有个市民叫高度？据北京卫视报道：‘北京市民高度肯定北京市政府在这次暴雨中的工作。’新闻播出后，群众纷纷发起寻人行动，希望找到这位幽默的北京市民。高度兄，出来走两步？”一些网友积极参与了这次的寻找“高度哥”的行动。“@河南王向前”网友调侃道：“……纵使他人多议论，高度评价定乾坤。”“@张志安”网友的态度则严肃中肯：“其实，公众寻找‘高度’先生的热潮背后，是对夸大其辞的僵化宣传套路的厌倦，对‘坏事当好事报’传统的不满，对急切引导舆论方式的批评，对‘被代表’报道模式的质疑……”一场看似瞎闹的网上虚拟寻人，却是公众一次充满智慧的集体发声，他们在期待积极的沟通与事实的回归：某些官员和媒体人，不要再沉溺于“编故事”了。
人类的行动需要审慎的权衡而不是依据轻率的幻想，唯有在一个理性平台上，持续进行能有效克服“自见”与“自是”的协商沟通，才能尽量减少非理性的大脑机制缺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损失。审慎权衡的基础是基于开放的、可讨论的信息而进行的公共决策。在编故事、讲故事之后，是要共同打造一个经得起讨论与推敲的、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版本，而不是各执一词、闭目塞听。这才是文明。而相对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自由度更大的互联网已渐渐成为人们克服信息片面与缺乏的有效工具。虽然互联网中也存在着大量或无意或有意编织出来的故事，但由于各种版本可以彼此平列接受质疑，在澄清事实方面，它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凭空猜测是圣人深戒的。但是，因为公众的心智水平永远都是智愚不齐的，你根本无法消除基于残缺信息的任意猜测。那些拨动心弦的故事还会延续，人们会不自觉地编写故事的续集和前传。真相大白，既需要对心智缺陷的警惕，也需要对细节求证的耐心。
克服“自见”与“自是”
克服凭空猜测的坏习惯，只有锻炼理性思维这一条路。我们都知道“罗生门”，知道“盲人摸象”。哪个版本的故事离幻觉最远，离真相最近？理性思维要求小心翼翼地求证细节，还原全局，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简明、清晰的规则和一个公正、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慢慢地按规则去求证，按规则去还原。
《人民日报》7月30日发表评论文章《需公民理性 更要政府透明》。其中谈到：“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做责任政府，就是要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更加多元，情境日益复杂，人类的心智模式往往更加滞后于事物的发展。因而，不断地改善一个人的心智模式就成了人生当中的根本性的任务。换句话说，讲故事要尽量靠谱，听故事要尽量清醒。细心观察，冷静思考，在观察和思考中不断反思和校正自己的猜测，这是普通公民改善自己心智模式的唯一途径，也是在“良性互动”当中为促进实现公开、透明、包容的决策环境而努力尽责的体现。
在这方面，你只有自己慢慢努力，否则，即便是专家也帮不了你。
好在，在改善和调整“心智模式”的过程中，你不会是一个孤独者。再以北京“7·21暴雨”为例，灾害刚过之时，人们尚难以得知水灾中遇害的准确人数，也未见到遇害者的名单，但这一次，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曾经那样，靠编故事和传播小道消息的方式来填补事实真相的缺席，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敦促北京有关部门用实际行动证明对公民生命的关切。据《南都周刊》报道，网友“@仝宗锦”在微博中说：“我希望每一次灾难之后，政府都能公布遇难者的具体名单。这既能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是政府自信并获得民间信任的方式。”7月26日，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公布暴雨中共有77人死亡，其中身份确认的有66人，并公布了这66人的名单与简单信息。当我们看到这些逝去了人的名字，人们多少有了一点安慰：因为他们对于事实真相的执著追寻，换来了这些死者身后的尊严。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