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悠悠上下五千年，因一部书而命名一个时代的便只有《春秋》了。鲁哀公十一年，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回到故乡，他有感于周道衰微，壮志难酬，于是将满腔热血都倾注在整理“六经”，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上，以寄寓自己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历史观、政治观融入书中，在行文中反对和抨击擅权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他认为西周初年，《周礼》所定的制度不应有任何改变。谁如果违背了，便是大逆不道，就应记之史书，以诫后世。或许因为他太过执着于微言大义，致使《春秋》摒弃浮辞，极简至上，多一字则多余，少一字则缺。要读懂《春秋》，着实不容易。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春秋·左传·昭公四年》
　　注解 这是春秋时郑国名相子产的话。他当时正在制定一项叫丘赋的制度，却遭到了国内有权势的人的指责与咒骂，子产便以此话作答。清代的林则徐在两广任上决心禁烟时也曾将这种精神写入诗中以自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
　　注解 这是孔子针对当时子产死后，郑国政策中所出现的宽严皆误的情况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郑国名相子产临死时对其继任者子大叔说：“为政宽难。”子大叔执政后便过于宽容。而过于宽容的结果是郑国多盗，子大叔悔不当初，便派兵剿灭。针对这一情况，孔子认为，政令过于宽容，百姓就可能放肆，罔顾法令，社会问题就多；出现这种情况，执政者就会使用严厉的手段來矫正，但政令过严，百姓就容易受到伤害，宽严相济才能治理好国家。
　　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
　　——《春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注解 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应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都合乎大众公认的礼义要求，而不要违心去干违反礼义之事。这就要求人们做事三思而行，一切以礼义为准绳。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
　　注解 这是讲《春秋》的著述原则。儒家思想认为尊者、亲者、贤者，即使有一些过失，也不应宣扬，《春秋》重义，就像“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一样，所以对于尊者、亲者、贤者一些不伤及“义”的事，应隐讳起来，而不记载。这就是《春秋》记载历史大事的一个原则。
　　唇亡则齿寒。
　　——《春秋·公羊传·僖公五年》
　　注解 这句话讲述了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春秋时，晋是大国，晋献公想吞掉虢国，但中间隔了个虞国，晋献公便派人送了好马和宝玉给虞国国君，请求借道攻打虢国。虞国谋臣宫之奇劝阻虞公，认为虢虞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国家，晋国灭掉虢国后，虞国也保不住，唇亡则齿寒，晋国必然会顺道灭掉虞国。但虞公贪恋名马及宝玉于是不从其谏。果然晋国灭虢国后，回军途中一举灭掉了虞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与邻国及友邦睦邻相处，形成守望相助、患难相扶持的态势，是非常重要的。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注解 《春秋》产生的震慑社会的效果是“乱臣贼子惧”。该书赏罚彰而善恶明，乱臣贼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乃治世之要务。所以《春秋·公羊传》一书的作者公羊高认为，如果要想治理乱世，将其归于正道，没有能超过《春秋》一书的。这之后“拨乱反正”便成为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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