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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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史部下有15类目,史钞类居第八,“正目”“存目”共著录史钞类著作43部。《总目》对于史钞的起源、发展阶段、类型、收录范围、性质和功能都有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今天的研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而其暴露出的时代局限也反映了清代中早期的政治与学术特点。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史钞;史钞观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7-0058-03
  史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就是对原创性的历史著作进行节抄、摘录和改编,使其简明易讀、利于传播。宋代所编纂的《龙图阁书目》,使史钞成为史部中的独立门类。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也是古代目录学的顶峰之作。《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下有15类目,史钞类居第八,对于史钞类著作的起源、发展、分类以及各类书目的评价,有着自己的观点。
  一、《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概述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曰“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史钞类排行第八,比之《清史稿》的第十要相对靠前。
  史钞类正目著录三部,共四十八卷。存目四十部一千六百一十九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所谓正目与存目之分,包含着清代官方对于著作思想倾向与学术水平的判定。
  正目是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目录,是官方认可的推荐书目。存目是未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目,是官方认为“言非立训”“义或违经”“未越群流”的书目。考察正目存目图书就不难发现“正目”中大部分是考据类、职官类或前有“钦定”“御定”等字样。这和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学术考据之风、以及“限制规模”“贵远贱近”的修书原则都有关系。这样,史钞类著作收入正目还是存目就包含了《总目》的批评倾向。
  在这个表格中,可以看到正目存目之书历代分布情况,很明显,宋明尤其是明代是史钞兴盛的时期。
  二、《总目》关于史钞起源与发展阶段和类型的观点
  对于史钞的起源,《总目》有着自己明确的观点。《总目》开篇即云“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
  对于这个观点,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陈秉才、王锦贵就认为“这是史料选编,而非史钞。” 《总目》接着讲到“《宋志》始自立门”然而接着又提到“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
  可见总目的观点是将《隋书经籍志·史书杂史类》把史钞归为杂史看作史钞发展的第二阶段。“则其来已古矣”也说明了《总目》认为史钞这一史书体例由来已久。
  现今关于史钞最早的文献记载应该源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明确记载战国时期已有史钞之体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曾言“唐殿中丞高峻撰。盖节抄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宋志》始立门”也就是《总目》认为的史钞的第三阶段,开始在史部中设立独立门类。
  关于史钞的类型,《总目》将其总结为四类,分别为“《通鉴总类》之类,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采摭文句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割裂辞藻而次之。”《通鉴总类》,为宋沈枢撰,摘抄《资治通鉴》中的资料,仿照《册府元龟》的体例,以事做标题分为二百七十一门。也就是摘抄相同资料,以类相从。
  《十七史详节》主体依然为纪传体,割断了原书结构,并大量节录史评。《史汉精语》摘抄《史记》《汉书》中的警语精句,此类即为编排原书警语精句。
  《两汉博闻》摘录前后《汉书》,将故事列为题目,颜师古及章怀太子《注》于其下。亦为割裂原文词句,按照类别进行编排。
  其实也可以把这看为两类,一种依照原书体例不变,一种按门类重新编排。
  如果按照《总目》的四分法将著录的四十三部史钞类著作分类的话,《通鉴总类》类有《分类通鉴》《左国腴词》;《十七史详节》类有《元史节要》《史记钞》《史纬》《史书纂略》等;《史记精语》类有《史记法语》《南北朝精语》《太史华句》《两汉隽言》《古今彝语》等,《古今彝语序》“有关国家身心是彝是训”摘抄历代帝王事迹,用于教育后辈。《两汉博闻》类有《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等。
  三、《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史钞类著作收录范围、
  性质、功能的认识
  关于哪些著作属于史钞著作,历代向来标准不一,尤其是在史钞与史评的区别之间。《宋史·艺文志》有史钞而无史评类,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合并为“史评史钞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归为“别史”类。
  《明史·艺文志》将史钞史评都归于“史钞”类,至《总目》方将史钞史评各自区分。前文所叙四种类型,既是《总目》对史钞类著作收录范围的认识,也是对史钞性质的认识。而只点评文字、音训、汇总文章的书目,如《班马异同》《班马字类》只音训,《三国志文类》,都归于原来的类别,不放在史钞类中。说明《总目》对史钞类著作的定义,首先要是史学类著作,符合其他所有史学类著作的要求。《总目》对史钞类著作性质的认识还体现在存目提要中。
  《全史论赞》提要中说这本书皆从《论赞》中截取,本应该载入《史评》,然而又是从诸史中摘录,所以仍入之《史钞类》。这就点出了史钞非原创性,是节抄、摘录它作成书的特点和判定标准。   然而还有一些改编旧史之书目,以旧史书为据,重新编排,或分类编纂,或编年纪传互改,虽然比起传统的史钞有一定的新意,但未能打破原编者的思想体系,也应属于史钞类,但《总目》许多未归于“史钞类”,如邱峻的《世正史纲》《总目》就列于“编年类”,《明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均列于“正史类”。范理的《读史备忘》《明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均收录于“史钞类”,《总目》列于“别史类”。
  细观这些著作的内容,其实与《总目》收入“史钞类”的《史纂左编》是一类性质,而《史纂左编》于《明史·艺文志》分在“正史类”,《钦定续通志》列在“别史类”,《千顷堂书目》在“通史类”。所以《总目》中有些著作的分类还是有待商榷的。
  关于史钞的价值和功能,《总目》是以批评为主的。“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是《总目》的鲜明观点。这种观点在清初已被著名学者顾炎武所提及。《总目》的批评,总体会集于三方面,一是认为其创新性低。
  《史记钞》的作者茅坤编删《史记》之文,并加以自己的点评,《总目》题“坤虽好讲古文,恐未必能刊正司马迁也。”指出了部分史钞创新之处难超古人,像《史裁》这样“既非编年,又非纪传”的著作,《总目》的评价就是“惟随意抄撮而已”第二是对于不符合官方“正统”观点的著作的批判。批判《史纂左编》与李贽的《藏书》狂诞相等,评价《藏书》“世犹多相诟病”。
  李贽的《藏书》《续藏书》收于《四库全书·别史类》。别史类“存目”提要评价其“狂悖乖谬,非圣无法”。
  《四史鸿裁》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并称为“四史”,而清代官方认定的四史为《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总目》批评其为“其括此四书曰‘四史’,亦杜撰无稽也。”三是对于著作某方面创作缺陷的批评。《全史论赞》一书汇集二十一史论赞,然提要认为“读史必先知其事之始末,而后可断其人之是非。”如只看论赞,不知具体史实,则不能知其善恶。《南北史钞》“新奇纤佻之事,以为谈助”,现在看来,不过和当今的某些畅销书类似,为了迎合读者心理而作。《史品赤函》在史实材料真实性出现了错误,《三国史瑜》体例自相矛盾。《总目》都对其进行了批评。
  当然,对于一些《总目》认为有价值的书目,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的。大概有两点,一是对历史文献资料的保存。“正目”《两汉博闻》提要中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
  颜师古汉书注关于《四皓》下的注释在《汉书注》中遗漏,在《两汉博闻》中保留,肯定了其史料文献的保存价值。
  二是史钞在历史知识普及中的作用。这在《总目》中也体现了出来。《通鉴总类》提要称“《通鉴》之书浩大,一时难以全部阅览。则采集精华部分,以事类分节,便于人们查阅。”点出了好的史钞有化繁为简,利于传播的功能。
  同样在《史要编》提要中“盖为乡塾无书者设也。”也道出了史钞在中国古代民间历史知识普及与传播中的作用。
  三是反映一个时代的史学风貌,如《十七史详节》提要“虽然不能反映过往诸史书的全貌,但也足以成为宋儒不废史学的证明”。
  四、《总目》对史钞类著作的选材和《总目》史钞观的不足之处
  有人统计过只明一代史钞,便有二百余部,《总目》仅著录31部。同时《明史·艺文志》 记载史抄类著作34部,一千四十三卷;《千顷堂书目》《郑堂读书记》《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等私家书目,约有一百二十部,《钦定续文献通考》三十二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百五十六部。通过对比,可以基本总结出《总目》所录书目具有以下特点:
  (一)集合了各种类型史钞的代表
  史钞之著固然浩瀚,精益者也非甚多,《总目》收录汇集了其中四种类型的优秀之作,正目《两汉博文》称为两《汉书》的“提要钩玄”之作,视作《汉书》入门读物。《元史节要》曾于明代流传至太学,杨士奇《东里续集》载“临江全史刻板,今在太学”。
  《史书纂略》的序言中记“作史故不易,而纂史亦不能轻言也。”第一次提出了“作史”与“纂史”的两个概念。
  可见《总目》所录皆为在著作当时与后世反响较好的史钞著作以及一些具有一定史学价值的著作。
  (二)独有的正统观念
  《总目》所选的书目都蕴含了对传统正统观念的提倡与褒奖。《古今彝语》所摘录的均为帝王事迹,指出“有关国家身心是彝是训”,并且《史纂左编》的“君”一类,只纂写汉唐宋三代,认为其他朝代为篡、镇、夷。具有强烈的政治观念和训诫思想。
  关于《总目》史钞观的不足之处,笔者也有一些自己的浅见。《太史华句》8卷,分天文、时令、灾详、山川、形胜、祭祀等81门。《左国腴词》8卷,门类中有“象纬类”“岁时类”“灾详类”“山川类”等,类目下又设“八风篇”“涧溪篇”等。
  《总目》对二书的评价为“注与正文,混淆不辨。非惟不足以资考证。”并没有注意到其少有的对自然山川的认识。“愁,读之而舒;倦,读之而爽。” 陈深在《诸史品节》中写出了史钞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而一些在《总目》中被批评为“漫无义例”的书目,如《诸史品节》《史记钞》等,反而在民间颇受赞誉,对民间历史教育和推进历史的通俗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以及《总目》未收录的《幼学琼林》《读史图纂》等书,在内容上属于史钞范围,在目的上是专为蒙学或民间普及而编纂,清邹圣脉也曾增补《幼学琼林》。翟林东先生也提到过这些史钞书目:“一是传播简要的传播历史知识,二是希望读者粗知史学的表现形式 。”
  总的来说,《总目》史钞类所蕴含的观点也对今天的学习研究大有裨益,某些由于时代缺陷而引起的不足,不能苛求古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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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翟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张嘉欣,女,安阳人,郑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劉楚然,女,新乡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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