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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鲁迅夫人许广平在五十多年前写成的完整记录鲁迅一生经历的书籍。本书详细描写了鲁迅与党、与家、与文化界和友人的相处以及与黑暗势力的斗争。同时,它也是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手稿本首次完整体现。
《鲁迅回忆录》
许广平著周海婴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3
定价:32.00元
大家庭的开支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600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600上下(鲁迅300,周作人240),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
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注:手稿此处左旁白处标注有某人意见“首当其冲”)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信子的跋扈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从日记的记载,从鲁迅诗集的描写:“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诗和跋,印证以鲁迅日记与“二弟”通讯的频繁,寄书籍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弟兄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故亲日运筹帷幄,安排生活,劳累匪所计及。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而无愧。
这样过了无数的日子。
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寥寥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这就是她们的卖国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说法: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请日本人来治理中国的亡国政策。所以说,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对,还更是汉奸周作人的卖国思想不对。鲁迅是何等样人,对这种思想暗流的日见显著,其不和是有由来的了。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计较个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国家民族气节的典型发挥到高度的、不可救药的程度的反面教材。后来他在北大投靠胡适,鲁迅就知道这人的不可救药。是对人们的教育有深刻意义的。鲁迅的被侮辱与损害,就在其次了。
《鲁迅回忆录》
许广平著周海婴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3
定价:32.00元
大家庭的开支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600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600上下(鲁迅300,周作人240),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
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注:手稿此处左旁白处标注有某人意见“首当其冲”)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信子的跋扈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从日记的记载,从鲁迅诗集的描写:“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诗和跋,印证以鲁迅日记与“二弟”通讯的频繁,寄书籍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弟兄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故亲日运筹帷幄,安排生活,劳累匪所计及。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而无愧。
这样过了无数的日子。
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寥寥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这就是她们的卖国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说法: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请日本人来治理中国的亡国政策。所以说,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对,还更是汉奸周作人的卖国思想不对。鲁迅是何等样人,对这种思想暗流的日见显著,其不和是有由来的了。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计较个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国家民族气节的典型发挥到高度的、不可救药的程度的反面教材。后来他在北大投靠胡适,鲁迅就知道这人的不可救药。是对人们的教育有深刻意义的。鲁迅的被侮辱与损害,就在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