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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宋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经过苏轼等文人的努力，宋词终于从最初不登大雅之堂的娱情歌曲变成了闻名宋代的文学形式，其间宋词发展的困境源于它面临的是一个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那就是词的言情功能所蕴含的阴柔之气同士大夫之气的矛盾，由此引发的争论一直贯穿了整个词史，伴随着身体叙事的主体在词中地位的转变和文人美学追求上的不自安。
【关键词】宋词 不自安 叙事主体
正如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待宋词的态度一样，宋词中对待“情”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绮筵公子”是宋词经典的男性形象，在很多词人身上都有显露，而它更多的会同一种感伤、放浪的气质形成关联，其内在的“儿女情长”往往为道学家所不齿。因此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提出来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是否会有损其阳刚之气？
虽然张耒认为抒情不会妨碍他们的大丈夫气概，但这一症结始终是曲子词同传统文化的背离之处；情感的刚柔之辩始终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出于一种对上述气质的不能自安，苏轼进行了对词风的探索，最后到了周邦彦这种变化逐渐走向了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不少文人也做出过努力，后来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分便为其提出了一种解决途径。①
北宋诗评家范温认为应该杜绝绝对的二分法。传统的二分法如雅俗之辩前人也早有定论，而词相较于诗，原先也曾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背后操纵的痕迹。“雅”始终处在主流地位，“贬俗扬雅”造成了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疏离，这种渐行渐远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单纯的教化限制了身体和私人情感的独立。②
到了宋代，随着大众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雅俗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美学结构也得到了重新审视。针对宋朝重文轻武的现象，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美的焦虑》里区分了君子之“文”和词人之“文”的含义，面对其中存在的“大丈夫”气概与“感伤”气质的矛盾，他不禁发出疑问：“难道诱人之美真的不能与体面道德相容？”③
一、宋代词坛格局
“词”作为一种教坊依曲演唱的文学形式，自唐朝、五代开始盛行，在宋代达到了鼎盛。虽然宋词如今被认为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但在当时，由于词工于艳，更适合情感的倾注，因而艳词便成了宋词早期的中流砥柱，却也因此一直受到士大夫和道学家的诟病，连文人都不齿于人；然而这种不可言说的问题，却在宋代吸引了大批的文人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争相创作，不得不说其本身的魅力是道德所无法掩盖的。终于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漫长过程后，宋词才得以为世人接受。因此在词和词人苦苦挣扎之时，怎样突破诗言志传统给这个社会形成的思维定势，让文学界接受词的美学价值，是文人墨客面对的共同问题。
宋初少有词论，就连苏轼对张先的评价也是抑词扬诗。由于词对歌妓歌唱的依附性和传播的随意性，词在民间迅速风靡一时，契合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经过宋代文人的努力，宋词最终成为了宋代文化“精雅”和格调的象征。他们将宋词变成了一种特别适合对唯美世界进行诗性解读的文体，发扬了宋词表达情感和体察物美的优势。④
二、词人的探索与刚柔之辨
词的滥觞是以柔为主导的，着重情感的抒怀与婉约，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开了词评的先声。《花间集》是今存最早的文人词集，它收录的词人大部分都是朝中官员。这部词集虽然并不符合士大夫的标准，但其词风词调对北宋影响很大，开创了北宋文坛的先声。
闺怨主题是《花间集》最重要的内容，它主要以思妇贞妇为描写对象，因而是婉约词的鼻祖，虽然它被归为艳词，描写的笔法还是相当节制的。“由于早期之小词大多属于艳歌之性质，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因长久被拘束于伦理道德的限制之中，因此遂一直无人敢于正式面对小词中所续写的美女与爱情之内容，对其意义与价值做出正面的肯定性探讨。”⑤
于是到了宋词逐渐兴盛的阶段，身体叙事的内容也进一步增多，不过这一时期主要是男子以女性为主角进行叙述。固然花间词文笔华美，字里行间充满了感官物象之美，但技巧上的堆砌并无法掩盖其内容的浮薄。因而仅仅在文辞上雕琢是远远不够的，怎样脱离内容的局限性，成为了一个困扰宋代文人的难题。
到了晏殊的时代，他的《浣溪沙》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已与五代时期的文人心态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感受到享受性时代价值取向在词中分量的提升。⑥晏殊虽然承袭花间词的词风，但他笔法含蓄，开了北宋词坛演化的先声。
如果说，前人的词风书写总是充满了“妇人气”，那么到了柳永，在以“柔”为主导的叙事手法中，增加了以“刚”为代表的男性叙事角色。柳永言情多取男性视角，一改花间词的含蓄词风，直抒胸臆。这一创新显得格外大胆，也是主流文化空间的必然趋势，因为“女性身体叙事的繁盛只是由于男性文化内在的需求所决定的，而女性纯粹的身体叙事是不可能持续存在的。”⑦
尽管柳永做了如此多的创举，他依旧没有改变词在文学体裁中的卑微地位，词的发展主要还是由士大夫文人推动的。苏轼批判柳词过度的情感和秦观“销魂”的笔调时，他本人也陷入了一种作词的不自安。苏轼是第一个将词的创作正式引入文坛的革弊者，但在革弊的同时，他又试图拉开同艳词的距离，苏轼此时的探索还处在一个摇摆不定的过程之中。⑧
东坡居士的“豪放派”文风诞生之后，男性的阳刚之气在词中得到了提升。唯有把词本身拔高到美学高度，才能摆脱花间词的阴柔给人形成的萎靡印象。但是让人唏嘘的是，虽然苏轼在词中增添了“刚”的成分，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言情传统的背离，虽然他转变了世人对词的态度，但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對他的新词风产生了质疑，甚至回归了传统艳词的创作，利用词现已提升的地位来表达自己。⑨
从这个角度推敲，词的本质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比起诗言志，词的言情功能其实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平衡，即刚柔的平衡，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上述这种悖论的出现最终并没有引发巨大的冲突。
【关键词】宋词 不自安 叙事主体
正如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待宋词的态度一样，宋词中对待“情”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绮筵公子”是宋词经典的男性形象，在很多词人身上都有显露，而它更多的会同一种感伤、放浪的气质形成关联，其内在的“儿女情长”往往为道学家所不齿。因此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提出来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是否会有损其阳刚之气？
虽然张耒认为抒情不会妨碍他们的大丈夫气概，但这一症结始终是曲子词同传统文化的背离之处；情感的刚柔之辩始终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出于一种对上述气质的不能自安，苏轼进行了对词风的探索，最后到了周邦彦这种变化逐渐走向了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不少文人也做出过努力，后来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分便为其提出了一种解决途径。①
北宋诗评家范温认为应该杜绝绝对的二分法。传统的二分法如雅俗之辩前人也早有定论，而词相较于诗，原先也曾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背后操纵的痕迹。“雅”始终处在主流地位，“贬俗扬雅”造成了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疏离，这种渐行渐远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单纯的教化限制了身体和私人情感的独立。②
到了宋代，随着大众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雅俗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美学结构也得到了重新审视。针对宋朝重文轻武的现象，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美的焦虑》里区分了君子之“文”和词人之“文”的含义，面对其中存在的“大丈夫”气概与“感伤”气质的矛盾，他不禁发出疑问：“难道诱人之美真的不能与体面道德相容？”③
一、宋代词坛格局
“词”作为一种教坊依曲演唱的文学形式，自唐朝、五代开始盛行，在宋代达到了鼎盛。虽然宋词如今被认为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但在当时，由于词工于艳，更适合情感的倾注，因而艳词便成了宋词早期的中流砥柱，却也因此一直受到士大夫和道学家的诟病，连文人都不齿于人；然而这种不可言说的问题，却在宋代吸引了大批的文人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争相创作，不得不说其本身的魅力是道德所无法掩盖的。终于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漫长过程后，宋词才得以为世人接受。因此在词和词人苦苦挣扎之时，怎样突破诗言志传统给这个社会形成的思维定势，让文学界接受词的美学价值，是文人墨客面对的共同问题。
宋初少有词论，就连苏轼对张先的评价也是抑词扬诗。由于词对歌妓歌唱的依附性和传播的随意性，词在民间迅速风靡一时，契合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经过宋代文人的努力，宋词最终成为了宋代文化“精雅”和格调的象征。他们将宋词变成了一种特别适合对唯美世界进行诗性解读的文体，发扬了宋词表达情感和体察物美的优势。④
二、词人的探索与刚柔之辨
词的滥觞是以柔为主导的，着重情感的抒怀与婉约，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开了词评的先声。《花间集》是今存最早的文人词集，它收录的词人大部分都是朝中官员。这部词集虽然并不符合士大夫的标准，但其词风词调对北宋影响很大，开创了北宋文坛的先声。
闺怨主题是《花间集》最重要的内容，它主要以思妇贞妇为描写对象，因而是婉约词的鼻祖，虽然它被归为艳词，描写的笔法还是相当节制的。“由于早期之小词大多属于艳歌之性质，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因长久被拘束于伦理道德的限制之中，因此遂一直无人敢于正式面对小词中所续写的美女与爱情之内容，对其意义与价值做出正面的肯定性探讨。”⑤
于是到了宋词逐渐兴盛的阶段，身体叙事的内容也进一步增多，不过这一时期主要是男子以女性为主角进行叙述。固然花间词文笔华美，字里行间充满了感官物象之美，但技巧上的堆砌并无法掩盖其内容的浮薄。因而仅仅在文辞上雕琢是远远不够的，怎样脱离内容的局限性，成为了一个困扰宋代文人的难题。
到了晏殊的时代，他的《浣溪沙》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已与五代时期的文人心态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感受到享受性时代价值取向在词中分量的提升。⑥晏殊虽然承袭花间词的词风，但他笔法含蓄，开了北宋词坛演化的先声。
如果说，前人的词风书写总是充满了“妇人气”，那么到了柳永，在以“柔”为主导的叙事手法中，增加了以“刚”为代表的男性叙事角色。柳永言情多取男性视角，一改花间词的含蓄词风，直抒胸臆。这一创新显得格外大胆，也是主流文化空间的必然趋势，因为“女性身体叙事的繁盛只是由于男性文化内在的需求所决定的，而女性纯粹的身体叙事是不可能持续存在的。”⑦
尽管柳永做了如此多的创举，他依旧没有改变词在文学体裁中的卑微地位，词的发展主要还是由士大夫文人推动的。苏轼批判柳词过度的情感和秦观“销魂”的笔调时，他本人也陷入了一种作词的不自安。苏轼是第一个将词的创作正式引入文坛的革弊者，但在革弊的同时，他又试图拉开同艳词的距离，苏轼此时的探索还处在一个摇摆不定的过程之中。⑧
东坡居士的“豪放派”文风诞生之后，男性的阳刚之气在词中得到了提升。唯有把词本身拔高到美学高度，才能摆脱花间词的阴柔给人形成的萎靡印象。但是让人唏嘘的是，虽然苏轼在词中增添了“刚”的成分，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言情传统的背离，虽然他转变了世人对词的态度，但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對他的新词风产生了质疑，甚至回归了传统艳词的创作，利用词现已提升的地位来表达自己。⑨
从这个角度推敲，词的本质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比起诗言志，词的言情功能其实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平衡，即刚柔的平衡，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上述这种悖论的出现最终并没有引发巨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