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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前者认为人的智力和技能训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教育就是投资经济；后者认为教育仅仅是把天生能力强、天赋高的人筛选出来，以便将来人尽其才。因此，前者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后者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 筛选理论 信号功能
［作者简介］王川，男，四川成都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师资培训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广东广州510665）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08-0005-0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便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显学”，随着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大量涌现，其影响力开始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来解释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些困惑。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职业教育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教育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和各种在职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即增加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具有生产要素的性质，由教育投资形成的教育资本构成了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这就是随后影响西方各国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观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近代经济学家马歇尔等人都对此进行了相关论述。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重新认识了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
工业革命为一般人的本性改变提供了社会条件，而其中最有效、最直接的工具就是职业教育，因此，近代学校职业教育在工业革命时期应运而生。具体而言，有三个因素促进了近代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是大工业机器生产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即要求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不仅能熟练地操作机器，还要能掌握大机器生产的科学原理。二是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艺学产生了。工艺学使得劳动者有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为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进行广泛的培训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人才储备，为职业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教育人才的基础。职业教育把人们总结、积累起来的技能技巧保存、传递下去，从而使社会分工和大机器生产更有效率。马克思在谈到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这五个因素，都要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表现出来。因此，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杠杆，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人力资源。
教育投资对社会而言，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对个人而言，可以使受教育者未来获得较高收入以及适应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转换。舒尔茨、丹尼森等经济学家还用不同方法计量了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培养蓝领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直接与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有关，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职业技术教育加大投资力度，重视职业学校的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贡献是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复归。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在现代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文明面前，人们开始逐渐迷恋于资本的力量。在这种状态中，土地几乎退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劳动也成了资本的附庸。而人力资本理论重新证明了人（特别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高质量的人）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意义是促使许多发达国家把职业教育发展纳入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发展规划之中。由于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和高等教育投资巨大，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把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集中在职业教育方面。
二、筛选理论与职业教育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就致力于“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研究，为创立信息经济学奠基了基础。此后，这些研究成果迅速扩展到其他研究领域。其中斯宾塞和莱斯特·瑟罗关于教育信号机制的开创性工作直接促成了筛选理论的建立与兴起。斯宾塞和瑟罗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扩展并未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受教育者大量失业，这说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教育并不能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它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可以为选择和识别那些能力较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雇员提供一种“信号”，因此，教育的作用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所具有的不同能力进行筛选。
筛选理论认为，雇主总是希望从众多求职者中挑选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但是，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了解求职者的能力和人品，只好转而求助于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属性和品性：一类是先天的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被称为“标识”；另一类是后天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被称为“信号”。雇主可以凭借“标识”和“信号”，特别是教育信号了解求职者的能力。教育之所以具有这种“信号功能”，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与他获得“信号”所花费的成本成反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鉴别求职者能力、对他们进行筛选并安排在不同职位上的主要依据。反过来，教育水平较高者因为能力水平也比较高，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当雇员开始工作后，其劳动生产率与教育水平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雇员能力与劳动生产率是通过筛选这一过程发生关系的。尽管教育是筛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仅仅是起“信号”作用，但教育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换句话说，教育的根本作用是给受教育者贴上“标签”，最终供劳动力市场挑选。
究其原因，在于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是内在的，教育的作用更多是区分、筛选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使得人尽其能，从而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人才的配置效益。因此，在教育投资上，只有本身具备高劳动生产率的人才会热衷于投资教育，因为个人内在的劳动生产率与改变自身受教育状况所付出的信号成本是负相关的关系，接受更多的教育必然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劳动生产率高的个体改变自身受教育状况的信号成本较低。对高劳动生产率的个体来讲，在合理工资的结构下，个人投资更高级别教育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因此，会做出进一步投资教育的理性选择。但对于低劳动生产率的个体而言，由于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对接受过同一教育级别的劳动者所付工资相同的条件下，进一步投资教育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从而会理性地选择不对教育进行进一步的追加投资。
按照筛选理论的观点，学校教育对人的能力只有确定作用，而没有提高作用或提高的作用不大，人的劳动生产率完全不受劳动者所学专业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学校里是否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拿到了文凭顺利地毕业。同时，由于获得了较高教育文凭便可以获得较理想的职业岗位和优厚待遇，大大刺激了人们获得较高教育文凭的需求。
三、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理论选择
目前，我国衡量教育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均不否认教育和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承认较高的教育水平为个人带来较高的收入，但在对这种关系的解释方面存在差异。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个人收入的差别，就要缩小人们在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教育投资提高了个人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他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如图1所示；筛选理论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解释如图2所示。
两图的区别主要在连接阶段。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连接阶段是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收入是对较高生产能力的报偿。筛选模型中，连接阶段仅仅是证书或者文凭。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但是，社会各行各业并不是都可以准确测定劳动生产率的。在竞争性比较强的行业，管理者能较快地识别劳动者真实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者的工资与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符合；在非竞争性行业，如科层、官僚体制较为明显的公共行政部门和高度垄断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易被确定，工资与边际劳动生产率之间会存在偏差。许多事例都表明，在中国竞争性行业的个人收入要低于非竞争性行业的个人收入，即前者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后者。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竞争性行业低于非竞争性行业的话，说明教育的筛选作用较强；反之，则说明教育的人力投资作用较强。
上述对于在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的不同就业环境下，教育的信号作用促使个体有动力投资更多的教育以获取更强的信号，甚至使得人们倾向于过度投资教育的分析，是当前整个社会盲目追求高学历，致使个人的教育投资可能归于零功能甚至负功能、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远远低于普通教育的最好佐证。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教育的筛选作用大于人力资本作用、信号功能强于生产功能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是一种必然。
即使是在竞争性行业中，由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即供大于求，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许多用人单位在不了解求职者的前提下，只好将教育体系看成是一种有效的信号系统，在对求职者信息了解很少的情况下，将不得不着重关注求职者的教育水平。即使对求职者信息了解较多，为体现公平、公开和公正，也必须制定出起码的入职条件，如学历、专业等。
只要教育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其信号的作用是不会降低的，因为其他社会机制所传递的个人能力信息将与教育传递的信息相一致。从目前来看，教育的信号功能表明教育是目前人类社会最好的信号机制，暂时不可通过其他办法替代。从就业与收入来考察职业教育的信号功能，在于其抓住了筛选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即教育之所以能够充当信号，是由于求职者与潜在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至少教育给人们提供了整个社会所默认的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多优点的信号。可能正是由于教育的信号功能不可或缺，雇主并不仅仅由于求职者提供了其他更多的信息，而降低对求职者教育程度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职业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 筛选理论 信号功能
［作者简介］王川，男，四川成都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师资培训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广东广州510665）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08-0005-0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便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显学”，随着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大量涌现，其影响力开始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来解释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些困惑。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职业教育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教育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和各种在职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即增加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具有生产要素的性质，由教育投资形成的教育资本构成了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这就是随后影响西方各国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观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近代经济学家马歇尔等人都对此进行了相关论述。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重新认识了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
工业革命为一般人的本性改变提供了社会条件，而其中最有效、最直接的工具就是职业教育，因此，近代学校职业教育在工业革命时期应运而生。具体而言，有三个因素促进了近代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是大工业机器生产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即要求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不仅能熟练地操作机器，还要能掌握大机器生产的科学原理。二是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艺学产生了。工艺学使得劳动者有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为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进行广泛的培训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人才储备，为职业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教育人才的基础。职业教育把人们总结、积累起来的技能技巧保存、传递下去，从而使社会分工和大机器生产更有效率。马克思在谈到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这五个因素，都要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表现出来。因此，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杠杆，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人力资源。
教育投资对社会而言，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对个人而言，可以使受教育者未来获得较高收入以及适应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转换。舒尔茨、丹尼森等经济学家还用不同方法计量了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培养蓝领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直接与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有关，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职业技术教育加大投资力度，重视职业学校的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贡献是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复归。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在现代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文明面前，人们开始逐渐迷恋于资本的力量。在这种状态中，土地几乎退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劳动也成了资本的附庸。而人力资本理论重新证明了人（特别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高质量的人）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意义是促使许多发达国家把职业教育发展纳入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发展规划之中。由于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和高等教育投资巨大，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把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集中在职业教育方面。
二、筛选理论与职业教育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就致力于“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研究，为创立信息经济学奠基了基础。此后，这些研究成果迅速扩展到其他研究领域。其中斯宾塞和莱斯特·瑟罗关于教育信号机制的开创性工作直接促成了筛选理论的建立与兴起。斯宾塞和瑟罗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扩展并未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受教育者大量失业，这说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教育并不能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它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可以为选择和识别那些能力较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雇员提供一种“信号”，因此，教育的作用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所具有的不同能力进行筛选。
筛选理论认为，雇主总是希望从众多求职者中挑选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但是，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了解求职者的能力和人品，只好转而求助于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属性和品性：一类是先天的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被称为“标识”；另一类是后天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被称为“信号”。雇主可以凭借“标识”和“信号”，特别是教育信号了解求职者的能力。教育之所以具有这种“信号功能”，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与他获得“信号”所花费的成本成反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鉴别求职者能力、对他们进行筛选并安排在不同职位上的主要依据。反过来，教育水平较高者因为能力水平也比较高，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当雇员开始工作后，其劳动生产率与教育水平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雇员能力与劳动生产率是通过筛选这一过程发生关系的。尽管教育是筛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仅仅是起“信号”作用，但教育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换句话说，教育的根本作用是给受教育者贴上“标签”，最终供劳动力市场挑选。
究其原因，在于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是内在的，教育的作用更多是区分、筛选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使得人尽其能，从而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人才的配置效益。因此，在教育投资上，只有本身具备高劳动生产率的人才会热衷于投资教育，因为个人内在的劳动生产率与改变自身受教育状况所付出的信号成本是负相关的关系，接受更多的教育必然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劳动生产率高的个体改变自身受教育状况的信号成本较低。对高劳动生产率的个体来讲，在合理工资的结构下，个人投资更高级别教育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因此，会做出进一步投资教育的理性选择。但对于低劳动生产率的个体而言，由于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对接受过同一教育级别的劳动者所付工资相同的条件下，进一步投资教育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从而会理性地选择不对教育进行进一步的追加投资。
按照筛选理论的观点，学校教育对人的能力只有确定作用，而没有提高作用或提高的作用不大，人的劳动生产率完全不受劳动者所学专业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学校里是否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拿到了文凭顺利地毕业。同时，由于获得了较高教育文凭便可以获得较理想的职业岗位和优厚待遇，大大刺激了人们获得较高教育文凭的需求。
三、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理论选择
目前，我国衡量教育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均不否认教育和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承认较高的教育水平为个人带来较高的收入，但在对这种关系的解释方面存在差异。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个人收入的差别，就要缩小人们在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教育投资提高了个人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他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如图1所示；筛选理论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解释如图2所示。
两图的区别主要在连接阶段。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连接阶段是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收入是对较高生产能力的报偿。筛选模型中，连接阶段仅仅是证书或者文凭。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但是，社会各行各业并不是都可以准确测定劳动生产率的。在竞争性比较强的行业，管理者能较快地识别劳动者真实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者的工资与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符合；在非竞争性行业，如科层、官僚体制较为明显的公共行政部门和高度垄断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易被确定，工资与边际劳动生产率之间会存在偏差。许多事例都表明，在中国竞争性行业的个人收入要低于非竞争性行业的个人收入，即前者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后者。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竞争性行业低于非竞争性行业的话，说明教育的筛选作用较强；反之，则说明教育的人力投资作用较强。
上述对于在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的不同就业环境下，教育的信号作用促使个体有动力投资更多的教育以获取更强的信号，甚至使得人们倾向于过度投资教育的分析，是当前整个社会盲目追求高学历，致使个人的教育投资可能归于零功能甚至负功能、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远远低于普通教育的最好佐证。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教育的筛选作用大于人力资本作用、信号功能强于生产功能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是一种必然。
即使是在竞争性行业中，由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即供大于求，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许多用人单位在不了解求职者的前提下，只好将教育体系看成是一种有效的信号系统，在对求职者信息了解很少的情况下，将不得不着重关注求职者的教育水平。即使对求职者信息了解较多，为体现公平、公开和公正，也必须制定出起码的入职条件，如学历、专业等。
只要教育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其信号的作用是不会降低的，因为其他社会机制所传递的个人能力信息将与教育传递的信息相一致。从目前来看，教育的信号功能表明教育是目前人类社会最好的信号机制，暂时不可通过其他办法替代。从就业与收入来考察职业教育的信号功能，在于其抓住了筛选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即教育之所以能够充当信号，是由于求职者与潜在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至少教育给人们提供了整个社会所默认的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多优点的信号。可能正是由于教育的信号功能不可或缺，雇主并不仅仅由于求职者提供了其他更多的信息，而降低对求职者教育程度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