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月28日，薛宝琨先生走了。在寒风瑟瑟的津城里，这个消息无疑让很多曲艺人心中增添了更多的寒意。薛宝琨先生恐怕是现在大多数曲艺人第一个能想起的曲艺理论家。他的著作和观点一直指导着我们的研究方向。像如今很多观众都熟知的“侯宝林把相声变得文明了”“相声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其讽刺作用”等基本理论，都出自薛宝琨先生的著作。可以负责任地说，薛宝琨先生是中国曲艺理论的开创者，也是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美学理论相结合的第一人。先生走了，我们在惊叹他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薛宝琨先生是怎样的一位长者。
对曲艺，他有一份难舍的情怀
薛宝琨先生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创作组。在那里，他写过相声、写过鼓词，更重要的是他与老一代的相声大家们结下了深厚的情义。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等等都是他的忘年交，也正是这些大家的指点，使他对儿时记忆中的民间说唱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奠定他日后对相声艺术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的基础。由此，他与中国曲艺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先生的曲艺情缘，在于他不仅把曲艺作为自己的工作，而是把对曲艺的研究和传播当作自己的职责。就像他的很多著作一样，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相声艺术的崇敬和老一代相声艺术家艺术成就的赞赏。在很多薛宝琨先生的采访中，我们都能感受侯宝林的文明相声给他带来的美的享受，马三立的段子里对世态炎凉的嬉笑怒骂给他带来的思想启迪和骆玉笙铿锵曲调赋予他的人生力量。
作为一名教师，薛宝琨先生把这份对曲艺的深厚情怀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他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希望把更多的知识带给他们，也希望听到青年人对艺术的新理解、新感悟。当年，年近古稀的薛先生受北方曲校大专部约请，为学生教授《艺术概论》，每周一次课。他上课不带书，出口成章，信手拈来。一日鹅毛大雪，同学们都认为先生不会来了，没想上课铃未响时先生已带着满身的雪片走进了教室，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今天晚了，今天晚了……”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课后全班同学一起将先生送出校门外，直到先生上了出租车走远，大家才肯散去。薛宝琨对曲艺的情怀也激励着青年人不断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进。
对理论，他有一份寂寞的坚守
薛宝琨先生是闲不住的，他直到去世前还在忙着为尚未付梓的《中国曲艺大词典》做最后的编辑工作，从《相声大词典》到《曲艺大词典》共计640万字，凝聚了薛先生太多的心血。每天还会有很多人向他请教问题、征求意见。薛宝琨先生又是孤独的，他孤独地坚守着对曲艺理论的深入研究，坚守着对曲艺艺术美学价值的追求。所有人都明白，做艺术理论是个苦差事，既不出名，也不挣钱，但理论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缺少了理论支撑，艺术发展之路就会走偏。作为老一代的曲艺理论工作者，薛宝琨先生在很多活动和研讨会上的发言是振聋发聩的，让人时刻记住曲艺是什么、曲艺要做什么。
笔者曾经多次与薛先生参加各种研讨、纪念活动，当很多人都在讨论如今曲艺市场多么繁荣、节目多么花哨的时候，薛宝琨老师都会提出相声时刻不要忘记讽刺作用、曲艺应该具备高度审美价值等这样深刻的观点，有人会说：这样的观点有点过时了，现在人们需要的是市场，殊不知这是一位老曲艺人对这门艺术几十年深入思考的结晶，是曲艺繁荣的真正根基。如今，我们惊奇地发现，薛老的这些观点正在我们的曲艺舞台上重新绽放出时代的光芒。一大批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的相声作品和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曲艺节目丰富着我们的文化生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宣传武器。直到先生晚年，还一直在众多媒体上刊发专栏、发表文章，把自己的新认识及时地和大家分享。
正如他在马三立诞辰一百周年时就写下了自己对于“三立”精神的新解：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以“立德、立功、立言”——“三立”获名果然名不虚传。而我则自出机杼变异为“德”之卓然而立，“功”之淡然独立，“言”之孑然自立。戏解其在我心中“三立”的生动形象。不难看出，此“三立新解”是薛宝琨先生的人生感悟也是其治学之道。
对曲艺人，他有一份特殊的关爱
薛宝琨先生爱曲艺，更爱曲艺人。无论是前辈大家还是新生力量，在他看来都是曲艺传承的桥梁，是艺术领域的宝贵财富，他们理应受到关注和支持。薛宝琨先生去世后，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给媒体讲了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薛老在一篇文章中夸奖了当时还是青年演员的籍薇，并用了青年艺术家这个称呼。结果，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几度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青年人的艺术一定要肯定，不能单纯按照年龄来衡量艺术。籍薇老师到今天说起来这件事都是十分感动，她说：“我要感谢薛先生的提携和认可。”这就是一位理论大家的广博胸襟，同时也是他对曲艺人的一份厚爱。他不允许任何事情阻挡青年人的发展和进步，为此他不惜一切力量。
“薛老师对我说，千万不要拿自己当学生，你就是艺术家，作为传承人，你的责任就是把艺术留存下去”，单弦名家刘秀梅回忆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刘秀梅在去年9月10日开山门收徒，薛宝琨先生抱病前去祝贺，再次体现了他对于曲艺艺术接班人的殷切期望和高度重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薛宝琨先生都在用他的实际行动激励着青年人前进。有一次北京电视台做节目，邀请薛宝琨先生现场讲解马氏相声。薛宝琨先生对年轻的马六甲（马三立之孙）说：“你一定要把你们家的艺术传下去，不仅要演，还有做理论，出文章，写出来我给你发。”这句话在外人看来有点“走后门”了，可这正是薛宝琨对曲艺人特殊的厚爱，他相信曲艺艺术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更相信年轻的曲艺人能够接好班，把曲艺做得更好。为了这些曲艺接班人，薛宝琨甘当他们的开路先锋，用自己的能量去无私地帮助他们。
对生活，他有一份无悔的担当。
薛先生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理论家，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曲艺理论研究事业。同时，他对家庭也有着一份有口皆碑的担当。薛宝琨先生的爱人四十多岁时就重病卧床了，三十多年里，薛先生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发妻，而三十多年这样的生活也从来没有让他觉得是负担，即使有苦有累也都是暗地里自己在撑着。这些年老先生几乎不出差，参加学术会议总是第一个发言，说完马上就走，朋友聚会、婚礼、曲艺圈拜师仪式，薛先生有请必到，但也是坐一会儿就走，几乎不在外面吃饭，原因就是老伴离不开他。
老伴离不开他，中国曲艺更离不开他！薛宝琨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将本处于碎片化的理论研究整合到了一起。从他开始，中国曲艺的理论尤其是相声理论才变得系统化专业化完整化。他真的是中国曲艺一个不离不弃的老伙伴，在曲艺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着薛宝琨先生为之付出的心血。
正如薛宝琨自己说的“艺术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再以一个新的高度去重新审视生活。相声艺术对生活的提炼和讽刺批评，是这门艺术的社会担当。”他的一生，完成了一个曲艺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担当起了曲艺发展铺路基石的作用，也为无数青年人指明了前进方向。薛宝琨先生走了，留下了多部尚未付梓的华瀚。不过，我们欣慰地看到，由他负责的《中国曲艺大词典》和曲艺高等教材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编审阶段，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走上曲艺研究的道路，继承他留给我们的事业。
对曲艺，他有一份难舍的情怀
薛宝琨先生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创作组。在那里，他写过相声、写过鼓词，更重要的是他与老一代的相声大家们结下了深厚的情义。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等等都是他的忘年交，也正是这些大家的指点，使他对儿时记忆中的民间说唱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奠定他日后对相声艺术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的基础。由此，他与中国曲艺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先生的曲艺情缘，在于他不仅把曲艺作为自己的工作，而是把对曲艺的研究和传播当作自己的职责。就像他的很多著作一样，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相声艺术的崇敬和老一代相声艺术家艺术成就的赞赏。在很多薛宝琨先生的采访中，我们都能感受侯宝林的文明相声给他带来的美的享受，马三立的段子里对世态炎凉的嬉笑怒骂给他带来的思想启迪和骆玉笙铿锵曲调赋予他的人生力量。
作为一名教师，薛宝琨先生把这份对曲艺的深厚情怀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他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希望把更多的知识带给他们，也希望听到青年人对艺术的新理解、新感悟。当年，年近古稀的薛先生受北方曲校大专部约请，为学生教授《艺术概论》，每周一次课。他上课不带书，出口成章，信手拈来。一日鹅毛大雪，同学们都认为先生不会来了，没想上课铃未响时先生已带着满身的雪片走进了教室，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今天晚了，今天晚了……”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课后全班同学一起将先生送出校门外，直到先生上了出租车走远，大家才肯散去。薛宝琨对曲艺的情怀也激励着青年人不断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进。
对理论，他有一份寂寞的坚守
薛宝琨先生是闲不住的，他直到去世前还在忙着为尚未付梓的《中国曲艺大词典》做最后的编辑工作，从《相声大词典》到《曲艺大词典》共计640万字，凝聚了薛先生太多的心血。每天还会有很多人向他请教问题、征求意见。薛宝琨先生又是孤独的，他孤独地坚守着对曲艺理论的深入研究，坚守着对曲艺艺术美学价值的追求。所有人都明白，做艺术理论是个苦差事，既不出名，也不挣钱，但理论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缺少了理论支撑，艺术发展之路就会走偏。作为老一代的曲艺理论工作者，薛宝琨先生在很多活动和研讨会上的发言是振聋发聩的，让人时刻记住曲艺是什么、曲艺要做什么。
笔者曾经多次与薛先生参加各种研讨、纪念活动，当很多人都在讨论如今曲艺市场多么繁荣、节目多么花哨的时候，薛宝琨老师都会提出相声时刻不要忘记讽刺作用、曲艺应该具备高度审美价值等这样深刻的观点，有人会说：这样的观点有点过时了，现在人们需要的是市场，殊不知这是一位老曲艺人对这门艺术几十年深入思考的结晶，是曲艺繁荣的真正根基。如今，我们惊奇地发现，薛老的这些观点正在我们的曲艺舞台上重新绽放出时代的光芒。一大批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的相声作品和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曲艺节目丰富着我们的文化生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宣传武器。直到先生晚年，还一直在众多媒体上刊发专栏、发表文章，把自己的新认识及时地和大家分享。
正如他在马三立诞辰一百周年时就写下了自己对于“三立”精神的新解：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以“立德、立功、立言”——“三立”获名果然名不虚传。而我则自出机杼变异为“德”之卓然而立，“功”之淡然独立，“言”之孑然自立。戏解其在我心中“三立”的生动形象。不难看出，此“三立新解”是薛宝琨先生的人生感悟也是其治学之道。
对曲艺人，他有一份特殊的关爱
薛宝琨先生爱曲艺，更爱曲艺人。无论是前辈大家还是新生力量，在他看来都是曲艺传承的桥梁，是艺术领域的宝贵财富，他们理应受到关注和支持。薛宝琨先生去世后，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给媒体讲了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薛老在一篇文章中夸奖了当时还是青年演员的籍薇，并用了青年艺术家这个称呼。结果，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几度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青年人的艺术一定要肯定，不能单纯按照年龄来衡量艺术。籍薇老师到今天说起来这件事都是十分感动，她说：“我要感谢薛先生的提携和认可。”这就是一位理论大家的广博胸襟，同时也是他对曲艺人的一份厚爱。他不允许任何事情阻挡青年人的发展和进步，为此他不惜一切力量。
“薛老师对我说，千万不要拿自己当学生，你就是艺术家，作为传承人，你的责任就是把艺术留存下去”，单弦名家刘秀梅回忆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刘秀梅在去年9月10日开山门收徒，薛宝琨先生抱病前去祝贺，再次体现了他对于曲艺艺术接班人的殷切期望和高度重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薛宝琨先生都在用他的实际行动激励着青年人前进。有一次北京电视台做节目，邀请薛宝琨先生现场讲解马氏相声。薛宝琨先生对年轻的马六甲（马三立之孙）说：“你一定要把你们家的艺术传下去，不仅要演，还有做理论，出文章，写出来我给你发。”这句话在外人看来有点“走后门”了，可这正是薛宝琨对曲艺人特殊的厚爱，他相信曲艺艺术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更相信年轻的曲艺人能够接好班，把曲艺做得更好。为了这些曲艺接班人，薛宝琨甘当他们的开路先锋，用自己的能量去无私地帮助他们。
对生活，他有一份无悔的担当。
薛先生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理论家，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曲艺理论研究事业。同时，他对家庭也有着一份有口皆碑的担当。薛宝琨先生的爱人四十多岁时就重病卧床了，三十多年里，薛先生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发妻，而三十多年这样的生活也从来没有让他觉得是负担，即使有苦有累也都是暗地里自己在撑着。这些年老先生几乎不出差，参加学术会议总是第一个发言，说完马上就走，朋友聚会、婚礼、曲艺圈拜师仪式，薛先生有请必到，但也是坐一会儿就走，几乎不在外面吃饭，原因就是老伴离不开他。
老伴离不开他，中国曲艺更离不开他！薛宝琨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将本处于碎片化的理论研究整合到了一起。从他开始，中国曲艺的理论尤其是相声理论才变得系统化专业化完整化。他真的是中国曲艺一个不离不弃的老伙伴，在曲艺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着薛宝琨先生为之付出的心血。
正如薛宝琨自己说的“艺术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再以一个新的高度去重新审视生活。相声艺术对生活的提炼和讽刺批评，是这门艺术的社会担当。”他的一生，完成了一个曲艺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担当起了曲艺发展铺路基石的作用，也为无数青年人指明了前进方向。薛宝琨先生走了，留下了多部尚未付梓的华瀚。不过，我们欣慰地看到，由他负责的《中国曲艺大词典》和曲艺高等教材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编审阶段，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走上曲艺研究的道路，继承他留给我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