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学西医的时候，仙台医专有一个解剖学教授“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对中国来的这个“周树人君”非常照顾，认真给他修改课堂笔记，关心他的语言障碍，关心他的食宿问题，还时时鼓励他。
　　然而到第三年时，周树人决定退学。藤野先生很是惋惜，周树人君很是愧对恩师。
　　离别的时候，藤野送给周树人君一张自己的相片，并且在背后题字。周树人君当时没有合适相片回赠，说日后照了寄过来，还说会时时通信告知先生自己的状况。
　　然而他这一走，相片没寄，信也不见一封。 他自己对此的描述是：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他所谓的“状况也无聊”，是指状况很不好。“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状况失望。他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墙上，承诺的照片却没有寄，信也没有写，就这样歉疚地记在心里。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迈出了文豪的第一步。1926年，45岁的鲁迅先生发表散文《藤野先生》。1931年，有朋友写信问他，藤野严九郎是否真名？鲁迅回信说是真名，然后说自己很想念藤野先生，曾经托日本的朋友打听先生的近况，却被告知十几年前仙台医专被并入东北帝国大学，缩减教授编制，藤野先生“辞职”，如今下落不明。 很是可惜。
　　1934年，日本出版商岩波书店的老板来上海拜访鲁迅先生，请求准许翻译鲁迅文集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文章你们来选就是了，只是有一篇《藤野先生》一定要包含在内，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找到藤野先生。
　　1935年文集在日本出版，鲁迅多次打听是否有藤野先生的消息，但是都一无所获。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死前床头还摆着藤野的那张照片。
　　1936年底，鲁迅的日本同学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
　　藤野严九郎生于1874年，1903年到1915年期间，他在仙台医专任解剖学教授，期间教过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君”。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藤野严九郎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而失业。他尝试去别的学校找个教授职务，都被拒绝。藤野严九郎只好回到老家福井县，开了个小诊所。

　　山村居民贫穷，藤野严九郎收费便非常低廉。病人没钱的时候，他就干脆不收费了。他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在当地颇受人尊重。
　　1935年，藤野严九郎的儿子藤野恒弥在读高中，语文老师菅好春交给他一本书，说：“这是中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写的人叫藤野严九郎，你拿回去问问你父亲是不是他。”
　　那年，藤野先生读到了30年前的自己在仙台给学生上课时的样子。
　　那本文集的卷首印有鲁迅先生的照片，藤野拿放大镜慢慢看，说：“真的是周君啊！”合上书卷，他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对儿子说：“写的是我。但你不要跟别人说。”
　　于是，虽然藤野严九郎的大名在中日两国被读书人津津乐道，却没人知道真正的藤野严九郎仍然在偏僻的山村勉强谋生。
　　1936年底，鲁迅的朋友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藤野这才知道魯迅这些年里一直在找他，一直想见他一面，哪怕能见他后人一面。
　　藤野先生追悔莫及。
　　他写了一篇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在藤野先生的回忆里，32年前的周树人君是这样的：周君身材不高，脸园园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至于为啥对周君这样特别照顾，藤野的解释是：我少年时代，曾经学习过汉文，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认为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可是，1935年他读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却没有联系鲁迅，也不让外人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呢？他说：周君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早些和周君联系的话，周君该会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
　　“偏僻”有什么要紧？为什么要提自己“不懂文学”？ 这其实是他心里有个潜意识：人家是两国闻名的大文豪，而他这个先生，现在如此落魄潦倒。
　　自1907年两人离别之后，先是周树人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藤野；后来是藤野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周君。
　　两厢自卑之下，这30 年的跨国师生友谊，只落得两个字：惜别。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那时日军大量购买药品。藤野先生的诊所囤有不少药，便有药商来高价求购，并说这是军队前线需要的。藤野虽然缺钱，却一点都不卖，只推说当地村民还需要。
　　药商走后，藤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记着，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
　　1945年8月，藤野先生与世长辞。
　　（摘自“痴妄集”微信公众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