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师说》中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苏教版的教材将“师道”解释为“从师学习的道理”，整句话可以理解为“从师学习的道理已经很久都不流传了”。笔者对此颇为疑惑，难道在科举制度已经成熟的唐代，读书人都不愿从师，甚至耻于从师了吗？
　　要判断“师道不传”的真伪，我以为首先要关注的是韩愈创作《师说》的时代背景。
　　韩愈于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第二年春（80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开始他真正的为官生涯。期后宦海沉浮，他又先后多次担任了与学校相关的职务。《师说》写于802年，正是韩愈初入仕途，踌躇满志，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时候。
　　唐朝的科举制度分常举和制举，且以常举为主。而常举中首推明经和进士两科。对于这二者，学者岑仲勉有如下评价：“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由此可见，明经科关注识记，比较简单，进士科要考查诗赋，注重个性，相对难度较大。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进士科比明经科更能体现个人才学。而当时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学，他们将儒家经典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这明显背离了进士科的考试要求，因此逐渐受到了太学学子的轻视。
　　另外，唐代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所保留。当时能进太学的学生，大多出身贵族，他们凭借高贵的出生，看不起官位低微的太学老师。韩愈曾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直陈国子监学生出身的情况：“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县工资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而国子监学官的官阶和任职却总体较低，即使是总管教育的国子祭酒也不过区区从三品的官职，更不用说在它之下的低阶学官了。老师的官阶普遍低，而其教授的学生们却大多出身豪门，如此巨大的反差导致太学中学生不尊重老师的现象频频出现。
　　作为初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面对太学中的这些现象自然痛心疾首，于是作《师说》希望引起人们对此的重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太学里的学生毕竟只是天下读书人中一小部分，太学里的学生不尊师，并不意味着所有读书人都不尊师。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这样写道“衡阳以南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新唐书·韩愈传》中也记载“成就后进士，往往有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这说明当时不管是柳宗元还是韩愈，他们都是有许多学生的，也有许多学生是愿意以他们为师的。这就再次印证“耻于从师”其实只是太学里的特殊现象，就整个社会而言，“师道”并不是“不传”。
　　既然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仍然愿意从师学习，那么将“师道”简单理解成“从师求学的道理”自然就显得不妥了。韩愈如果针对的只是太学里的特殊现象，他又为何要罔顾真实，剑指整个社会呢？如果“师道”不能简单理解成“从师学习的道理”，那么韩愈眼中的“师道”到底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唐朝皇室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为了巩固统治，提升皇室在民间的地位，于是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并大力支持道教的发展。而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佛教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佛道两教发展迅速，而儒家学说的地位遭到动摇。再加上八年安史之乱（755—763），整个盛唐时代一去不返，整个社会表面上稳定，实则暗流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要求复兴儒学，“适于时，救其弊”，意图中兴，其中就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
　　韩愈认为老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但他又说“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也就是说，他认可的“师”教授的不是“句读”之类的小学，而是孔孟大道，是儒家思想。因此，在此背景下写成的《师说》，其实是韓愈力图重振儒学的一次宣言。韩愈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其实不是一般地慨叹人们不愿从师，而是抱怨时人尤其是士大夫权贵对儒家道统的冷淡与背离，失去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主要是依托课本的注释，因此，课本的注解对于学生正确理解全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苏教版对“师道”一词的解释显得不够严谨，容易引发读者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