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向我推荐一本新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墨雨》。作者莫美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封底王鲁湘与王跃文先生的推荐语赫然入眼，使我对该书发生了兴趣。近年来，我也同样纠结于历史的文学表述之中，远近的往事一旦逝去，即可被重新阐释。我关注的不仅是《墨雨》所描述的20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在今天怎样用文学的方式被书写，而是当代作家是否能以穿透性的目光与认知，去重新审视近百年前这一段几乎已被“盖棺定论”的历史。
　　读完全书，颇感欣喜。莫美通过20世纪20年代一场诡异的墨雨，抵达大革命后北伐时期的湘南杨柳镇，为读者营造出一个时空的“虫洞”。年轻的共产党人梅思贤受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难度超出预想，发动不力，无奈之下将大权交于一个叫书落壳的二流子手中。书落壳当上了农会委员长，即以“革命”的名义胡作非为，杀猪宰羊吃排饭，开仓分谷打家劫舍，杀害了乡绅富户张麻子、猫贩子等人，还游斗了声望极高的乡村贤达——革命者梅思贤的父亲梅浩然。“运动”的疯狂与失控，为杨柳镇的各色人等提供了恶欲膨胀的土壤，也为人性之善恶美丑搭建了“声光电”交织的异样舞台。后来农运失败，张麻子的儿子张立功带兵回来清乡，杀了书落壳等人为父复仇。在这一场残忍血腥的劫难中，乡绅梅浩然侥幸得以保全性命，也从中悟得了农民运动的起因、中国农村的 “黑白”、“真假”之道。但新的历史轮回仍在众人的蒙昧中继续……
　　近年来，那些逐渐还原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已如雨丝雨帘雨雪一般，淋湿了干旱已久的土地。但莫美先生的这场旷世“墨雨”，还是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启迪。
　　《墨雨》注重人物的真实性。书中以朴素平实的叙事语言，逐一构建乡村场景、细细描写乡村人物、娓娓陈述乡村事件，从故事发生到终结，均给人以身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何谓真实？真实是那些无论曾经怎样被扭曲被改写，都会水落石出回复原初发生时那个模样的本来面目。然而，作者即便有勇气去颠覆“教科书”上的真实，也需要锐利的视角与扎实的素材，方能撕开历史坚硬的躯壳，直抵事物的深处。《墨雨》之所以能够征服读者，在于以极大的耐心与定力，解析了“农运”到来前后，杨柳镇士绅与乡人之间那种稳定有序的生产结构，如何被一种人为之力强行破坏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人物众生相。《墨雨》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血肉饱满的乡人。主人公梅浩然，知书达理乐善好施，是杨柳镇的灵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在“农运”中遭遇侮辱倾家荡产，依旧秉持公义良知。二流子书落壳，因好吃懒做赌博嫖娼败家而一贫如洗，借开展农运之机，登上了杨柳镇的权力顶峰，书落壳劣迹斑斑恶习累累，却成为革命狂潮中权力更替的主要依靠对象，彻底的无产者无所畏惧为所欲为，书落壳败家的本性不改，像多年前败他自己家一样，迅速败光了杨柳镇这个大“家”，制造了杨柳镇的种种灾难，最后自己死于非命。此前尚未有长篇小说把这样的“痞子”作为主要人物来塑造，“这一个”流氓无赖的书落壳，为当代文学史的人物长廊增添了丰富性；小说的其他人物，如此前执掌杨柳镇统治权的镇长张麻子、吝啬地主猫贩子、长工吴思齐、激进青年梅思贤等人，鲜活灵动；一些次要人物如张立功、桂师公、团防局长廖狗卵等，也各有特色。由于这些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人物形象，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加之故事的开端、发展、波折、高潮、结局，都建立在湘土的日常民俗、风俗、方言细节之上，为作品嵌入了活生生的血肉。阅读 《墨雨》，犹如走进了90年前的杨柳镇，亲见乡亲们如何插田收割、挖红薯、拉家常，原汁原味的劳动山歌、古朴醇厚的节庆习俗、细致生动的劳作场景，食物用具样样真切，具有较高的可感性与可信度。
　　《墨雨》体现了历史的沉重感。那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运动潮涌而起，给当时的乡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与文明秩序轰然倒塌，农民运动贫农雇农富户豪绅均被席卷其中翻滚沉浮。从农运初起的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进而发展为“打倒土豪打倒劣绅”，最后演变成“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三次宣传口号的迅速“升级”，狂飙突起，使得原本“高大上”的运动宗旨，在短时间内演化为一场暴力革命，乡村烽烟火药气味越来越浓、打击面越来越宽。在“无绅不劣”的极端原则之下，乡绅被游团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痞子当道公报私仇、杀猪宰羊分光吃尽。一时人心惶然农事荒芜哀鸿遍野……尽管作者的叙事语言竭尽客观温和，故事的沉重感已如墨汁洇透纸背。当小说的后半部分，梅浩然终于对唐县长说出：“我不是说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机构不行，而是说一切权力归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行。”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时，《墨雨》一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已然彰显。读者由此所获，不仅是“原来如此”的感叹，而是恍然的醒悟及沉重的思考。
　　全书叙事从容，铺陈到位，多条线索时分时交，情节时张时弛，人物命运时起时落，形象地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农运的参与者，在利益重新分配的原动力驱使下，如何在“运动”中走向人格的沦丧与毁灭。《墨雨》写出了理想与蒙昧、愚钝与怯懦、文明与暴力的冲突。一个未经“启蒙”的民族，即便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道德顷刻间即被割裂垮塌，不堪一击，伤痕历久难弥。这一部文学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暗合了历次农民起义与暴民政治的基础生态，也是一部追究“运动”为何常常逆向演进为灾难的“革命前史”。
　　小说近结尾，云来法师点拨梅浩然的话，梅浩然训斥张立功的话，字字千钧，震撼人心，“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凝重的史诗风格。
　　“墨雨”艺术隐喻与象征具有深刻性。该书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借喻与象征。开场的杨柳镇那一场诡异的墨雨，营造出灾难来临前的恐怖气氛，具有统摄全书的魔幻意味。“墨雨”原为乡绅梅浩然高雅的文化追求，是“字如泼墨”、“墨如雨下”的写照。然而时运不济，梅浩然所向往的风雅诗书，在红色的狂飙运动中被粗暴抹黑，不可抗拒地走向其愿景的反面。无辜的鲜血凝成黑痂，他心目中的“墨雨”被四周的黑暗裹胁覆盖，成为黑色的代词。外来“墨雨”与内在“墨雨”，构成一种南辕北辙落差巨大的反讽。墨雨这一意象，在结尾处又一次出现在梅浩然的梦中：毛笔、墨汁、拖把、提桶、铺满地面的宣纸、欢呼雀跃的年轻人、饱吸墨汁的乌云……书落壳向他走来，嘿嘿笑着说：“我确实死了，但我又活了，我是不会死的。”历史的相似与重复，令人对墨雨产生更为恐惧的现实联想，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书中几次出现的来历不明的巨螺，外形有如漩涡，桂师公把游团的高帽子看成是田螺，而巨螺在运动即将过去时也死了……巨螺成谜，可作多种解读；千年古银杏树—中字树，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大树在墨雨中倒塌，暗喻传统文化的断裂，使情节呈现出多层次的美感。运动过后，梅浩然又在原址重新移栽了一棵大银杏树，《墨雨》一书布局之独具匠心，令人击节叹赏。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杨柳镇往昔的田园牧歌和农运的腥风血雨，在书中始终互相比照形成强烈的互文性，在隐喻之“虚”的神秘中，嵌入了“实”的底蕴与深意。
　　顺便提到该书美中不足的瑕疵：一部描寫20世纪20年代乡村往事的叙述语言，不应该出现例如 ：意象、机遇、沟通、单向思维、回报率……此类现代词汇。这个现象在当代小说中多有发生，乡村小说语言频用书面语及现代词，此为夹生饭之忌，本人亦当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