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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一夜长灵芽。又是一年的春暖茶萌！繁忙的茶季，早已在江南地区缓缓铺开，而武夷山却还在绵绵的春雨里沉睡，等待着谷雨后的厚积薄发。
这个以出产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而闻名海内外的古老茶区，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搜尽诗肠。而在77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他，就是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虽然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在近代中国茶业史上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这里，他创立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开启了“实业救国，科技兴茶”之路。他始终倡导“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带领科研人员对武夷茶的栽培、采摘、制作、化验等领域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编撰了《武夷茶讯》《茶叶研究》《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等学术专著，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茶业的发展与振兴指明了方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时光蹁跹，茶香依旧。就在他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在他曾生活工作过的碧水丹山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除了延续茶缘，寄托思念，还承载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峥嵘岁月。当我们回望、走近这段岁月时，能真切感觉到他的身影及思想与精神，从未走远，且历久弥新。
从万川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二战”的硝烟弥漫到大半个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随着香港的沦陷，抗战大后方的出海口也被封锁。此时，由吴觉农、孙寒冰等人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才刚刚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然而，愈发艰难的时势，加之日益险恶的政治处境。，重庆恐怕不宜久留。海上通道的堵塞，茶不再是“那些无止境地贪婪地发国难财的官商们的争夺对象了”。销路阻滞，茶园荒芜，茶业凋敝，不论目睹，还是耳闻，对于视茶业为自己“第二生命”的吴觉农来说，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邹秉文正拟筹设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茶叶、桐油、蚕丝三个研究所，为战后扩大外销奠定基础。邹氏曾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与吴觉农亦师亦友。吴觉农在商检局工作期间，就深得邹的赏识。无疑，筹建茶叶研究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邹氏的鼓励下，吴觉农将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托付给胡浩川后，就动身离开重庆，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振兴华茶，造福农民”的抱负。
其实，早在1941年春天，吴觉农就曾带领他的技术团队，一路跋涉到浙江衢州，在一个叫万川（今属柯城区航埠镇）的山村里设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美丽宁静的浙西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技术人员一边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一边联合“中茶公司”、“国家银行”茶贷部门开展制茶合作运动，让茶农们实实在在地受益。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吴觉农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已获准改组为财政部贸易委员茶叶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所址就设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夷山麓的企山。
天赐“良缘”结武夷
偌大的中国茶区，为何独钟武夷？殊不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所址，吴觉农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作為抗战后方的云、贵、川西南三省都有生产少量茶叶，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顺宁（今凤庆县）及四川灌县已设有茶厂，贵州湄潭县还设有茶业改良场，而且以大叶种制作优质红茶的技术也颇为成熟，因而后方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当时出口茶几乎来自东南各省，而佛海、顺宁又地处边境，交通很不便利。更关键的是，盘踞一方的地方军人势力也不允许设置中央性质的机构。几经比较权衡，吴觉农还是把目光转向了东南茶区。
都说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茶叶研究所也不例外。1941年，当他再到东南接洽推行茶树更新计划并联系勘定所址时，一个机遇的出现，让困扰已久的所址问题得以迎刀而解。其时，正值崇安“福建示范茶厂”改组。该茶厂成立于1939年9月，由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联合创办，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王学文和陈椽分别任武夷所、星村所和政和所主任。下设岩茶制所2个、内山岩厂12个，并建有机械初、精制茶叶加工厂。
这，无异于天赐良机。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就产有腊面茶，宋时成为北苑贡茶的主产区之一，元代朝廷曾在此处设“御茶园”。明清时代，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也是在这里滥觞。而且，这一带茶场众多，奇种、名丛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
望着巍峨的厂房、散落于山的岩厂和企山广阔的茶场，吴觉农的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经省府同意，茶厂厂址及所属茶场、设备均由茶叶研究所接管。“在烽火遍地的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在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接下来的事件，就更充分地证明了吴觉农的慧眼独具。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铁蹄踏遍了浙西，金华、衢州等地相继沦陷。万分危急之中，研究所的人员、资料与设备都已安全地转移到了武夷山而免于战火。
当年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终于在武夷山落地。
困难重重
场地有了着落，人才引进与设备购置这两个问题又摆在了吴觉农的面前。
设备尚可因陋就简，而人却是万万不可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险阻的情况，从各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来建设研究所根本不可能。
就当吴觉农为此一筹莫展时，许多师友、学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譬如，浙大老教授蒋芸生，在吴的敦请下，毅然辞去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的职务，来崇安任副所长。曾留美的农学界老前辈，也欣然前来加盟，担任研究员。还有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和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一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国茶业的专家、教授，在战事日渐扩大、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来加入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令吴觉农甚为感动。曾是科研骨干之一的钱梁在追忆这段经历时，将吴觉农比作“三顾茅庐”的刘备，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早在1922年，他就对国外学者信口否认“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的谬说表示愤慨：“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情，实在无过于此了！”他还深情地说道：“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茶树原产地考》）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目的有二：建设现代化茶园和救济茶农。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战事吃紧和经费缩水两重困难，但茶树更新还是在浙、闽、皖、赣4省的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得到了推广。3年时间里，共更新茶树1000多万丛，培育茶苗200万株，并完成4省外销茶区的土壤调查。然而，这项计划终因负责经费的中茶公司当局的贪腐与漠视而不幸夭折。
点燃科技的星火
从研究所创立的第一天起，吴觉农对它就充满了信心：“讲到本所所负的使命，比较别的更有前途。因为别的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没有配合，工作都是单独进行，我们的事业则在中央实施茶业编制以来，已形成了直的一个体系……现在则是集体研究，一有结果，便可交各省的研究及业务机构推行，所以这是最进步的，最合乎联系性的。”（《茶叶研究所的工作方针》，1942年9月28日）
吴觉农的自信来自他背后那批总是默默支持他的老战友们。在吴觉农主持下，科研骨干们卯足了劲，拧成了一股绳，在战火纷飞的危境中点燃了中国茶业科技的星火。1942～1944年，研究所从栽培、制造、化验和推广四个方面展开，在武夷茶区名丛培育、新品种推广、茶园建设、土壤化验、生产制作等方面成果颇丰，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近代茶业科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书中，他对武夷茶区的环境、武夷茶业兴衰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详致的阐述，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夷茶区整理的目标与实施办法。对于武夷山茶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光大武夷”的构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超前，且鲜活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倡导茶与旅游相结合（“修建胜迹”、“招攬游客”）、保护茶园生态（“培养林木”）等等。
副所长蒋芸生带领研究^员，通过品种观察、单株选育的方法确定了不少茶树品种和名丛，以杂交、压条、扦插等方法繁育了多个茶树良种，并针对茶树遗传因子及茶花杂交方法等做了大量工作。
武夷所主任林馥泉经长年调查、走访、收集资料，编写了《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一书，成为研究武夷岩茶的经典力作。
吴觉农还组织土壤专家王泽农深入武夷岩茶产区对土壤进行了调研。王氏的研究成果《武夷茶岩土壤》，至今对武夷茶岩土壤、茶树生长、岩茶品质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陈舜年、徐锡堕、俞庸器、向馨合著《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3年），则以优美的语言向读者们展现了武夷山水茶交相辉映的风采。
除开展试验研究外，吴觉农亦是笔耕不辍。由他衢州创办的《万川通讯》，迁往崇安后更名《武夷通讯》半月刊，成为向全国介绍茶界新动态的信息窗口。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科研报告》等学术刊物刊登最新科研成果，并有不定期刊物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宣传小册子6种。应特别指出的是，1944年秋，他邀集了全所研究人员对战后茶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建设方针、生产、制造、贸易、茶业经济和茶业金融、茶业行政、茶叶研究与推广七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写成5.4万字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刊发在《茶叶研究》第3卷上。这为后来新中国茶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武夷山及武夷茶在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也再一次突显了他思想、行动之超前，令人钦佩。此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武夷一家人
虽然日寇肆虐，但崇安还是颇为安宁的。除本所职工和少数家属外，日常生活几乎被科研所占据，可在茶研所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工作，大家并没有什么落寞之感，更何况搞科研本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身为茶研所一把手的吴觉农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非常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据吴觉农次子吴甲选回忆，因为生活单调，吴觉农规定，全体职工每两三周就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并邀家属参加，“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他也不忘“小家”。自抗战开始，夫人陈宣昭和吴家四兄妇就跟着吴觉农的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吴觉农在崇安建所安定下来后，家小也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安徽屯溪等地抵达，团圆。
这个坐落在碧水丹山间的新家，给吴甲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风景那样田园牧歌，尤其是在战时，条件还是颇为清苦的。且不说伙食简单，还缺医少药，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去看。如果遇到大问题，就要跨省去医治了。1943年，在邵武中学读书的吴甲选放寒假回家，不小心被狂犬咬了。吴觉农深知，这片刻都不能耽搁，立即动身带儿子搭车去桂林治病。返闽时，吴觉农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学生陈君鹏。临别前夜，他对儿子们说：“抗战就快胜利了，但日寇必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不排除他们会大举进攻广西，你们要有心里准备。”后来，果不其然，日寇一路向西逼近，兄弟俩随着陈君鹏沿漓江下游逃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响彻了全国，而茶研所及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却在喧腾的凯旋歌声中戛然而止，曾二度更名的《茶叶研究》（前身为《武夷通讯》，再前为《万川通讯》）也宣告停刊。短暂的武夷岁月，令“大家”和“小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难以忘怀。在《茶叶研究》的暂别词中，吴觉农依然热情饱满地说：“本所结束了，但不是死亡，而是更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不会停顿的，我们这个刊物也不会终止的……这不是永别，，我们还会相见的，我们一定会重见的。”
不止于怀念
3月侣日，历时三年的筹备，当代茶圣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在星村镇福莲生态茶庄园正式开馆。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同沪闽两地的茶人，出席了开馆典礼。这是位于上海的吴觉农纪念馆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分馆。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说，“在中国，至少有三位与茶有关的人物被当之无愧地誉以为圣者一一神农、陆羽和吴觉农。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三个阶段一一—茶的发现、茶的兴盛和茶的现代化。”诚然，以吴觉农为代表的现代茶人展示了与以往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是他们开启了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进程，而“科技兴茶”正是茶业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所在。
循着吴觉农一生的时间轴，漫步纪念馆。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当读到武夷山这一“章”时，仿佛时空发生了错落交织：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吴觉农和他的战友们也一定走过！
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与茶人精神，具有跨时代甚至跨国界的影响力。武夷山馆馆长、“80后”茶人魏莉宁在接过吴甲选馈赠的吴觉农随身钢笔时说：“吴觉农在武夷山生舌工作过四年，这段历史恐怕鲜为人知。我們创设纪念馆的初衷不只是为了呈现这段历史，让人们去了解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他的茶学思想和茶人品格，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而远在法兰克福的“茶道一中国茶与艺术中心”创始人、德国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盖哈德·塔姆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的贺电中满怀崇敬地说：“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吴觉农先生的思想所吸引，被吴觉农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茶人精神，代代相传。
“当代茶圣”吴觉农人生的九个“第一”
1921年，撰写《茶树原产地考》，首次权威论述了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
1921年，撰写《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首次提出振兴华茶的改革方准
1931年，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出口茶叶检验标准》
1940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
1942年，在武夷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
1949年，自费出版了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的中文版
1949年，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
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茶经》的权威著作——《茶经述评》
1987年，首倡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这个以出产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而闻名海内外的古老茶区，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搜尽诗肠。而在77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他，就是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虽然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在近代中国茶业史上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这里，他创立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开启了“实业救国，科技兴茶”之路。他始终倡导“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带领科研人员对武夷茶的栽培、采摘、制作、化验等领域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编撰了《武夷茶讯》《茶叶研究》《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等学术专著，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茶业的发展与振兴指明了方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时光蹁跹，茶香依旧。就在他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在他曾生活工作过的碧水丹山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除了延续茶缘，寄托思念，还承载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峥嵘岁月。当我们回望、走近这段岁月时，能真切感觉到他的身影及思想与精神，从未走远，且历久弥新。
从万川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二战”的硝烟弥漫到大半个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随着香港的沦陷，抗战大后方的出海口也被封锁。此时，由吴觉农、孙寒冰等人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才刚刚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然而，愈发艰难的时势，加之日益险恶的政治处境。，重庆恐怕不宜久留。海上通道的堵塞，茶不再是“那些无止境地贪婪地发国难财的官商们的争夺对象了”。销路阻滞，茶园荒芜，茶业凋敝，不论目睹，还是耳闻，对于视茶业为自己“第二生命”的吴觉农来说，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邹秉文正拟筹设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茶叶、桐油、蚕丝三个研究所，为战后扩大外销奠定基础。邹氏曾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与吴觉农亦师亦友。吴觉农在商检局工作期间，就深得邹的赏识。无疑，筹建茶叶研究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邹氏的鼓励下，吴觉农将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托付给胡浩川后，就动身离开重庆，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振兴华茶，造福农民”的抱负。
其实，早在1941年春天，吴觉农就曾带领他的技术团队，一路跋涉到浙江衢州，在一个叫万川（今属柯城区航埠镇）的山村里设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美丽宁静的浙西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技术人员一边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一边联合“中茶公司”、“国家银行”茶贷部门开展制茶合作运动，让茶农们实实在在地受益。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吴觉农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已获准改组为财政部贸易委员茶叶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所址就设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夷山麓的企山。
天赐“良缘”结武夷
偌大的中国茶区，为何独钟武夷？殊不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所址，吴觉农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作為抗战后方的云、贵、川西南三省都有生产少量茶叶，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顺宁（今凤庆县）及四川灌县已设有茶厂，贵州湄潭县还设有茶业改良场，而且以大叶种制作优质红茶的技术也颇为成熟，因而后方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当时出口茶几乎来自东南各省，而佛海、顺宁又地处边境，交通很不便利。更关键的是，盘踞一方的地方军人势力也不允许设置中央性质的机构。几经比较权衡，吴觉农还是把目光转向了东南茶区。
都说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茶叶研究所也不例外。1941年，当他再到东南接洽推行茶树更新计划并联系勘定所址时，一个机遇的出现，让困扰已久的所址问题得以迎刀而解。其时，正值崇安“福建示范茶厂”改组。该茶厂成立于1939年9月，由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联合创办，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王学文和陈椽分别任武夷所、星村所和政和所主任。下设岩茶制所2个、内山岩厂12个，并建有机械初、精制茶叶加工厂。
这，无异于天赐良机。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就产有腊面茶，宋时成为北苑贡茶的主产区之一，元代朝廷曾在此处设“御茶园”。明清时代，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也是在这里滥觞。而且，这一带茶场众多，奇种、名丛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
望着巍峨的厂房、散落于山的岩厂和企山广阔的茶场，吴觉农的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经省府同意，茶厂厂址及所属茶场、设备均由茶叶研究所接管。“在烽火遍地的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在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接下来的事件，就更充分地证明了吴觉农的慧眼独具。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铁蹄踏遍了浙西，金华、衢州等地相继沦陷。万分危急之中，研究所的人员、资料与设备都已安全地转移到了武夷山而免于战火。
当年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终于在武夷山落地。
困难重重
场地有了着落，人才引进与设备购置这两个问题又摆在了吴觉农的面前。
设备尚可因陋就简，而人却是万万不可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险阻的情况，从各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来建设研究所根本不可能。
就当吴觉农为此一筹莫展时，许多师友、学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譬如，浙大老教授蒋芸生，在吴的敦请下，毅然辞去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的职务，来崇安任副所长。曾留美的农学界老前辈，也欣然前来加盟，担任研究员。还有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和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一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国茶业的专家、教授，在战事日渐扩大、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来加入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令吴觉农甚为感动。曾是科研骨干之一的钱梁在追忆这段经历时，将吴觉农比作“三顾茅庐”的刘备，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早在1922年，他就对国外学者信口否认“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的谬说表示愤慨：“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情，实在无过于此了！”他还深情地说道：“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茶树原产地考》）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目的有二：建设现代化茶园和救济茶农。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战事吃紧和经费缩水两重困难，但茶树更新还是在浙、闽、皖、赣4省的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得到了推广。3年时间里，共更新茶树1000多万丛，培育茶苗200万株，并完成4省外销茶区的土壤调查。然而，这项计划终因负责经费的中茶公司当局的贪腐与漠视而不幸夭折。
点燃科技的星火
从研究所创立的第一天起，吴觉农对它就充满了信心：“讲到本所所负的使命，比较别的更有前途。因为别的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没有配合，工作都是单独进行，我们的事业则在中央实施茶业编制以来，已形成了直的一个体系……现在则是集体研究，一有结果，便可交各省的研究及业务机构推行，所以这是最进步的，最合乎联系性的。”（《茶叶研究所的工作方针》，1942年9月28日）
吴觉农的自信来自他背后那批总是默默支持他的老战友们。在吴觉农主持下，科研骨干们卯足了劲，拧成了一股绳，在战火纷飞的危境中点燃了中国茶业科技的星火。1942～1944年，研究所从栽培、制造、化验和推广四个方面展开，在武夷茶区名丛培育、新品种推广、茶园建设、土壤化验、生产制作等方面成果颇丰，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近代茶业科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书中，他对武夷茶区的环境、武夷茶业兴衰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详致的阐述，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夷茶区整理的目标与实施办法。对于武夷山茶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光大武夷”的构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超前，且鲜活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倡导茶与旅游相结合（“修建胜迹”、“招攬游客”）、保护茶园生态（“培养林木”）等等。
副所长蒋芸生带领研究^员，通过品种观察、单株选育的方法确定了不少茶树品种和名丛，以杂交、压条、扦插等方法繁育了多个茶树良种，并针对茶树遗传因子及茶花杂交方法等做了大量工作。
武夷所主任林馥泉经长年调查、走访、收集资料，编写了《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一书，成为研究武夷岩茶的经典力作。
吴觉农还组织土壤专家王泽农深入武夷岩茶产区对土壤进行了调研。王氏的研究成果《武夷茶岩土壤》，至今对武夷茶岩土壤、茶树生长、岩茶品质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陈舜年、徐锡堕、俞庸器、向馨合著《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3年），则以优美的语言向读者们展现了武夷山水茶交相辉映的风采。
除开展试验研究外，吴觉农亦是笔耕不辍。由他衢州创办的《万川通讯》，迁往崇安后更名《武夷通讯》半月刊，成为向全国介绍茶界新动态的信息窗口。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科研报告》等学术刊物刊登最新科研成果，并有不定期刊物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宣传小册子6种。应特别指出的是，1944年秋，他邀集了全所研究人员对战后茶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建设方针、生产、制造、贸易、茶业经济和茶业金融、茶业行政、茶叶研究与推广七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写成5.4万字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刊发在《茶叶研究》第3卷上。这为后来新中国茶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武夷山及武夷茶在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也再一次突显了他思想、行动之超前，令人钦佩。此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武夷一家人
虽然日寇肆虐，但崇安还是颇为安宁的。除本所职工和少数家属外，日常生活几乎被科研所占据，可在茶研所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工作，大家并没有什么落寞之感，更何况搞科研本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身为茶研所一把手的吴觉农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非常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据吴觉农次子吴甲选回忆，因为生活单调，吴觉农规定，全体职工每两三周就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并邀家属参加，“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他也不忘“小家”。自抗战开始，夫人陈宣昭和吴家四兄妇就跟着吴觉农的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吴觉农在崇安建所安定下来后，家小也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安徽屯溪等地抵达，团圆。
这个坐落在碧水丹山间的新家，给吴甲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风景那样田园牧歌，尤其是在战时，条件还是颇为清苦的。且不说伙食简单，还缺医少药，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去看。如果遇到大问题，就要跨省去医治了。1943年，在邵武中学读书的吴甲选放寒假回家，不小心被狂犬咬了。吴觉农深知，这片刻都不能耽搁，立即动身带儿子搭车去桂林治病。返闽时，吴觉农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学生陈君鹏。临别前夜，他对儿子们说：“抗战就快胜利了，但日寇必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不排除他们会大举进攻广西，你们要有心里准备。”后来，果不其然，日寇一路向西逼近，兄弟俩随着陈君鹏沿漓江下游逃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响彻了全国，而茶研所及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却在喧腾的凯旋歌声中戛然而止，曾二度更名的《茶叶研究》（前身为《武夷通讯》，再前为《万川通讯》）也宣告停刊。短暂的武夷岁月，令“大家”和“小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难以忘怀。在《茶叶研究》的暂别词中，吴觉农依然热情饱满地说：“本所结束了，但不是死亡，而是更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不会停顿的，我们这个刊物也不会终止的……这不是永别，，我们还会相见的，我们一定会重见的。”
不止于怀念
3月侣日，历时三年的筹备，当代茶圣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在星村镇福莲生态茶庄园正式开馆。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同沪闽两地的茶人，出席了开馆典礼。这是位于上海的吴觉农纪念馆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分馆。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说，“在中国，至少有三位与茶有关的人物被当之无愧地誉以为圣者一一神农、陆羽和吴觉农。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三个阶段一一—茶的发现、茶的兴盛和茶的现代化。”诚然，以吴觉农为代表的现代茶人展示了与以往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是他们开启了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进程，而“科技兴茶”正是茶业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所在。
循着吴觉农一生的时间轴，漫步纪念馆。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当读到武夷山这一“章”时，仿佛时空发生了错落交织：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吴觉农和他的战友们也一定走过！
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与茶人精神，具有跨时代甚至跨国界的影响力。武夷山馆馆长、“80后”茶人魏莉宁在接过吴甲选馈赠的吴觉农随身钢笔时说：“吴觉农在武夷山生舌工作过四年，这段历史恐怕鲜为人知。我們创设纪念馆的初衷不只是为了呈现这段历史，让人们去了解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他的茶学思想和茶人品格，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而远在法兰克福的“茶道一中国茶与艺术中心”创始人、德国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盖哈德·塔姆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的贺电中满怀崇敬地说：“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吴觉农先生的思想所吸引，被吴觉农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茶人精神，代代相传。
“当代茶圣”吴觉农人生的九个“第一”
1921年，撰写《茶树原产地考》，首次权威论述了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
1921年，撰写《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首次提出振兴华茶的改革方准
1931年，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出口茶叶检验标准》
1940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
1942年，在武夷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
1949年，自费出版了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的中文版
1949年，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
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茶经》的权威著作——《茶经述评》
1987年，首倡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