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去40多年，我仍记得第一次买巴金著作的情景。
　　那天，我兴冲冲地来到徐家汇，直奔新华书店。坐落在上海衡山路上的这家书店，真是气派啊！我选了一大摞书，其中当头的就有这本巴金的《爝火集》。这本书的封面就很吸引人，干干净净的白底面，套色小版画点缀其上，简洁素雅，一眼就惹人喜欢。
　　这是1979年，我工作的第一年，每月工资36元，兜里進账这笔钱，真有富翁的感觉。几毛钱一本的书，拎一大捆一结账，还不到10元。
　　《爝火集》是巴金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选集，时间跨度是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具有特别的意义。该书由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和女儿李小林帮助初选，1978年巴金就写下了该书的序言。他说，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迎接建国10周年，编辑了一套文学创作选集，其中有《新声集》。“我绝对想不到过了7年这些文章会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接下来巴金说：“明年是我国建国30周年的大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编一套30年的散文选集，又约我参加，我这次欣然答应了，因为经过前几年大会小会的批斗之后，我反而有了这样的信心：我至少比有些人更爱我们的时代，更爱我们的生活，更爱我们的国家。我在新的散文集里保留了《新声集》中选过的大部分文章。今天的读者不妨回顾我所反映的那一个时期和那一段生活，看看我的文章究竟是歪曲，是攻击，是抹杀，还是热情的歌颂！”
　　这本散文集共收入40篇文章，分为8辑。说是30年的选集，其实“只有不到20年的作品，因为从1967年到1976年整整10年中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在那个时期，不仅是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地被迫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还不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我的爱人萧珊就是其中之一”（巴金语）。
　　这篇序言的写作于1978年11月26日，这说明，《爝火集》已经基本编定了。但是巴金没有马上交给出版方，到12月20日，巴金又为《爝火集》写了后记。他回顾了当年写作《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的遭遇，补上了被删节部分，说“彭总的英雄形象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诚恳，那么平易近人。想到他已离开了我们，我感到悲痛。人的一生是有限的，然而为人民立下的功勋却将与世长存”。这个时期，巴金开始了更深层的思考，他要反思，他要“说真话”。过了四五天，巴金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想法，提笔写下了《随想录》总序，他说：“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同一天，巴金写下了《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之后，巴金连续5年写了150篇文章，结集成《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最终合订为一部大书《随想录》。
　　《爝火集》的后记写于1978年12月20日，写完后，巴金仍没有急着交出书稿。一直到次年1月15日写出《怀念萧珊》，3月9日写了《关于丽尼同志》，将这两文补入集子中。这两文原本是为《随想录》而写的，巴金觉得特别重要，在《随想录》出版前，先编入《爝火集》。所以，巴金的《爝火集》书稿交给出版社，不会早于1979年3月9日。
　　在《爝火集》出版前的一两年里，中国禁锢十年的文学已逐步“解冻”，尤其是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持续出版，供不应求。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中短篇小说《海的梦》，反映抗美援朝内容的《英雄的故事》，已先后得以重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近作》，收入巴金1977年5月至1978年8月的短文11篇。虽然这几本书出版在《爝火集》之前，我却是后来陆续购买的。《爝火集》才是我买的第一本巴金的书，我十分珍惜它，因为该书的序言和后记，以及补入的1979年写的两篇文章，都明显体现出巴金最早的反思精神，这与后来《随想录》的写作主题是一致的。可以说，《随想录》不是无本之木，它是巴金水到渠成的思想结晶，是敢说真话的思辨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