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数十次回到家乡湖南，身在故园，仍日理万机，操劳党和国家大事，关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随时处理了不少的国事外事。他先后在长沙12次会见各国宾客，促进了中国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支持亚非拉人民的独立解放
中国共产党自从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根据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解放斗争，一直给予声援和支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外交事業、从事外事活动中，给予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的事业以特别的关注。毛泽东认为，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
1961年4月13日，毛泽东第一次在湖南接见外宾，就是会见亚非拉国家的朋友。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和他的儿子——左派革命运动主席成员、内科医生埃斯皮诺萨，在长沙十分高兴地见到了毛泽东，并合影留念。陪同会见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热烈支持。
从20世纪60年代走过的中国人都晓得，中国在非洲有两个很有名的友好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坦赞两国的发展和建设以无私的援助。1963年10月24日《新湖南报》头版报道，1963年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和秘书姆瑟克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陪同，宾主相晤甚欢。
1964年4月16日，周恩来陪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来到长沙。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及张平化会见了刚果客人。两个刚果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比较友好，因为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注重同非洲国家发展友谊，赢得各新独立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敬意和亲近。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时，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11月16日，毛泽东又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及其随行人员。李先念、王海容、章含之陪同。
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扎伊尔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于1972年11月24日起建交。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也多次会见他。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外交活动中，不论强国、弱国，不论大国、小国，一视同仁，都是友好相待。这赢得了第三世界广大弱小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好感。1975年1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一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陪同。1972年1月31日，马耳他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一直关注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和帮助。所以尽管在重病之中，他仍然同意会见弹丸小国、只有30多万人口的地中海国家的领导人，亲切接见了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同他进行了友好、坦诚的交谈，给外宾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鼓励非洲人民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做过的事
阿尔及利亚在19世纪30年代沦为法国的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在1958年12月访问了中国。
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同团长马利克·本·纳比等人会谈。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以及国际共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同外宾进行长时间坦率交谈。毛泽东首先说：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是非洲，对亚洲、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的帝国主义军队。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说：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比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教益。你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40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广州，现在又到长沙。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80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
对于当前中国执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毛泽东并不急于向外宾介绍和推广，他中肯地说：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最后同全体阿尔及利亚外宾合影留念。
这次同阿尔及利亚外宾的长篇谈话，集中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层思考，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其中不乏辩证的哲理的闪光。 决断中国出兵援越抗美
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颗原子弹在西北地区空爆成功。毛泽东正在长沙，听到汇报，笑着说：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个月，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胡志明75岁生日快到了。
这时胡志明到了长沙，听说毛泽东要会见他，特别高兴。一见面，他快步上前拥抱毛泽东问好。他发现，毛泽东嗓音沙哑。“毛同志，你病了吗？”
毛泽东说：“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请你少讲话。”胡志明请毛泽东保重身体，说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国际正义事业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笑了，说：一个美国老朋友斯诺，今年元月9日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问我，中国有原子弹后，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我告诉他，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类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在越南，美国的不少武器已经成了纸老虎嘛！
胡志明对毛泽东讲：我这次到中国来，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
毛泽东说：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人们感谢我们。
中越两位主要领导人还就越南战场形势和具体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他们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对眼前的困难充满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在吃饭时的谈话中，毛泽东突然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美机常轰炸。”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紧接着说，就是要去看看被敌人轰炸的地方，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仍不同意，毛泽东的想法还是没有实现，但是充分表现出他对越南人民的关心和支持。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在南方接见胡志明，但是1965年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规模，使越南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与胡志明更加义愤填膺，更加相互理解和支持，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更深更厚。
根据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紧握着胡志明的手说：胡主席，我们一家人嘛！你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于是，胡志明从自己穿的中山装口袋中掏出一张条子，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12条战略公路和示意图的绝密文件，请求中国党和人民予以支援。毛泽东当即答应了胡志明代表越方提出的要求。
由于这张条子，便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万部队陆续秘密出境，参加抗美援越战斗的一页光辉战史。1965年4月，中国、越南合签了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有关协定。从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32万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入越参战，其中伤亡5000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战歌。
离开长沙时，胡志明去向毛泽东告别，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无私支援表示衷心感谢，并提出把自己一根精美的拐杖同毛泽东那根普通的竹拐杖交换，作为纪念品。毛泽东笑着说：用我这根打狗棍跟你换，不合算，我不能让你吃这个亏。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作罢。
同西方政要纵论国际大趋势
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卓越政治家、外交家的领导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新中国外交逐步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建交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令世人瞩目。毛泽东虽届晚年，但是仍然是各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时特别想一见的领袖人物。
1974年10月，毛泽东来到长沙，休养了114天，期间先后6次在长沙会见外宾。从1974年10月20日至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会见毛泽东。李先念先后陪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利用这些机会，毛泽东同西方国家的政要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纵论国际大趋势、世界大变化，他的潇洒谈吐和真知灼见，令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宾也深为佩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及随行人员。
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次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在祝酒词中说：“我，我的夫人和我的几位随行人员昨天非常荣幸地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我们进行了十分友好和深有兴味的谈话。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伟大的经历，我们把它作为友谊的重要标志，我们将铭记不忘。”
1975年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是多党制的德国主要政党之一，简称基社盟，它代表着一些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的利益，是带有保守右翼色彩的政党。
以毛泽东的斗争性格，他很乐意也很善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打交道。1972 年2 月，毛泽东初次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见时说，我总说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他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
（压题照片：1961年4月13日，毛泽东在湖南会见委内瑞纳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
支持亚非拉人民的独立解放
中国共产党自从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根据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解放斗争，一直给予声援和支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外交事業、从事外事活动中，给予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的事业以特别的关注。毛泽东认为，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
1961年4月13日，毛泽东第一次在湖南接见外宾，就是会见亚非拉国家的朋友。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和他的儿子——左派革命运动主席成员、内科医生埃斯皮诺萨，在长沙十分高兴地见到了毛泽东，并合影留念。陪同会见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热烈支持。
从20世纪60年代走过的中国人都晓得，中国在非洲有两个很有名的友好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坦赞两国的发展和建设以无私的援助。1963年10月24日《新湖南报》头版报道，1963年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和秘书姆瑟克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陪同，宾主相晤甚欢。
1964年4月16日，周恩来陪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来到长沙。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及张平化会见了刚果客人。两个刚果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比较友好，因为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注重同非洲国家发展友谊，赢得各新独立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敬意和亲近。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时，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11月16日，毛泽东又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及其随行人员。李先念、王海容、章含之陪同。
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扎伊尔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于1972年11月24日起建交。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也多次会见他。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外交活动中，不论强国、弱国，不论大国、小国，一视同仁，都是友好相待。这赢得了第三世界广大弱小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好感。1975年1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一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陪同。1972年1月31日，马耳他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一直关注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和帮助。所以尽管在重病之中，他仍然同意会见弹丸小国、只有30多万人口的地中海国家的领导人，亲切接见了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同他进行了友好、坦诚的交谈，给外宾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鼓励非洲人民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做过的事
阿尔及利亚在19世纪30年代沦为法国的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在1958年12月访问了中国。
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同团长马利克·本·纳比等人会谈。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以及国际共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同外宾进行长时间坦率交谈。毛泽东首先说：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是非洲，对亚洲、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的帝国主义军队。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说：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比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教益。你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40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广州，现在又到长沙。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80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
对于当前中国执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毛泽东并不急于向外宾介绍和推广，他中肯地说：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最后同全体阿尔及利亚外宾合影留念。
这次同阿尔及利亚外宾的长篇谈话，集中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层思考，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其中不乏辩证的哲理的闪光。 决断中国出兵援越抗美
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颗原子弹在西北地区空爆成功。毛泽东正在长沙，听到汇报，笑着说：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个月，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胡志明75岁生日快到了。
这时胡志明到了长沙，听说毛泽东要会见他，特别高兴。一见面，他快步上前拥抱毛泽东问好。他发现，毛泽东嗓音沙哑。“毛同志，你病了吗？”
毛泽东说：“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请你少讲话。”胡志明请毛泽东保重身体，说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国际正义事业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笑了，说：一个美国老朋友斯诺，今年元月9日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问我，中国有原子弹后，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我告诉他，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类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在越南，美国的不少武器已经成了纸老虎嘛！
胡志明对毛泽东讲：我这次到中国来，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
毛泽东说：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人们感谢我们。
中越两位主要领导人还就越南战场形势和具体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他们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对眼前的困难充满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在吃饭时的谈话中，毛泽东突然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美机常轰炸。”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紧接着说，就是要去看看被敌人轰炸的地方，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仍不同意，毛泽东的想法还是没有实现，但是充分表现出他对越南人民的关心和支持。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在南方接见胡志明，但是1965年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规模，使越南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与胡志明更加义愤填膺，更加相互理解和支持，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更深更厚。
根据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紧握着胡志明的手说：胡主席，我们一家人嘛！你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于是，胡志明从自己穿的中山装口袋中掏出一张条子，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12条战略公路和示意图的绝密文件，请求中国党和人民予以支援。毛泽东当即答应了胡志明代表越方提出的要求。
由于这张条子，便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万部队陆续秘密出境，参加抗美援越战斗的一页光辉战史。1965年4月，中国、越南合签了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有关协定。从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32万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入越参战，其中伤亡5000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战歌。
离开长沙时，胡志明去向毛泽东告别，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无私支援表示衷心感谢，并提出把自己一根精美的拐杖同毛泽东那根普通的竹拐杖交换，作为纪念品。毛泽东笑着说：用我这根打狗棍跟你换，不合算，我不能让你吃这个亏。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作罢。
同西方政要纵论国际大趋势
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卓越政治家、外交家的领导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新中国外交逐步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建交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令世人瞩目。毛泽东虽届晚年，但是仍然是各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时特别想一见的领袖人物。
1974年10月，毛泽东来到长沙，休养了114天，期间先后6次在长沙会见外宾。从1974年10月20日至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会见毛泽东。李先念先后陪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利用这些机会，毛泽东同西方国家的政要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纵论国际大趋势、世界大变化，他的潇洒谈吐和真知灼见，令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宾也深为佩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及随行人员。
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次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在祝酒词中说：“我，我的夫人和我的几位随行人员昨天非常荣幸地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我们进行了十分友好和深有兴味的谈话。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伟大的经历，我们把它作为友谊的重要标志，我们将铭记不忘。”
1975年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是多党制的德国主要政党之一，简称基社盟，它代表着一些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的利益，是带有保守右翼色彩的政党。
以毛泽东的斗争性格，他很乐意也很善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打交道。1972 年2 月，毛泽东初次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见时说，我总说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他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
（压题照片：1961年4月13日，毛泽东在湖南会见委内瑞纳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