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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谢甫琴科(Liz Sevcenko)是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的创会理事，该组织是一个促进就当下紧迫问题开展公共对话的历史遗址网络。她与90多个国家合作。帮助规划项目与实践，以推进对历史斗争的反思，并鼓励民众参与当代遗产事务在联合会启动之前，她曾任纽约市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项目部副主任，推出过促进全美城市对话的公共历史项目、谢甫琴科分别在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历史学硕士学位。
我曾在多家博物馆接受过培训，每到一处，那里的文化遗产冲突都会让我觉得意外，这就好像每年人夏的第一个热天，人们总是会对事实上很合时宜的温度感到有些震惊。但是，不管结果如何，遗产为反映和解决更大的社会冲突提供了主要阵地。如果我们把遗产冲突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克服的障碍，或许会深感沮丧，但如果转而将此类历史争议视为一个契机，利用它来开展关于当代问题的关键性对话，那么遗产地将为公民生活带来新的可能。
在移民公寓博物馆的体验
我初次认识到这些可能性是我在纽约市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的时候。下东区有着历史悠久的移民文化，这里的一切由世界各地的数代移民造就和重塑。移民公寓博物馆的成立，其初衷在于“促进相互包容，提升历史眼光”。为完成使命，博物馆对社区的多样性加以表现，保留了一幢5层高的公寓楼——在1863年至1935年间，此楼为来自20多个国家的7,000余名移民提供住所，并且讲述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居住家庭的故事。
博物馆成立后不久，管理者们即意识到，如果仅仅再现过去的多样性，只会激化当今的矛盾。许多民族群体的代表指责博物馆没有突出其特点，并声称各自群体在定义社区特点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像许多关于谁拥有过去的争议一样，上述冲突源于眼下对资源的争夺。比如，为了给同胞争抢新住宅，华裔和犹太裔移民协会已经苦战了30年。
下东区的移民群体有100多个，博物馆并不打算向每个群体分配具体的表现空间，而是开始提供论坛，使不同的社群参与对话，讨论比表现上的冲突更为基本的问题。通过下东区社区保护项目，社区领袖走进博物馆，交流个人故事和社区历史，探讨共同关心的当代问题，并合作发展社区遗产项目以解决那些问题。为了推出一个服饰业中的移民展(展览当时，服饰业是社区劳工冲突的主战场)，博物馆将工人、承包商、零售商和工会领袖聚集到一起，了解行业历史，探讨可以为今所用的经验教训。它记录下了不同人群的争论，并将其融入展览，以开启一种“厨房会话”——博物馆参观者之间关于一些开放式的历史性问题的公开对话，比如讨论“谁是美国人?”以及“我们如何为彼此负责?”
此体验提出了一种思考遗产冲突的新方法。我们与其对遗产地冲突做出防卫性的反应，不如找出冲突背后的问题，让遗产地成为解决冲突的一种资源，因为它们拥有帮助人们应对分歧的独特条件，提供过去人们与冲突打交道的范例，连接着不同环境下的人群，并为学习新观点提供可信赖的空间。
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
为了探寻这些可能性，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联系了世界各地的其他机构，询问它们是否认同自己在当下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令人尊敬的遗产机构做出回应，比如美国国家公园署(NPS)和英国国民信托组织(National Trust)，它们正努力让自己的工作与社区联系得更紧密。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导机构也给出回应，比如阿根廷的人权组织“公开的记忆”(Memoria Abierta)和俄罗斯的古拉格博物馆(GulagMuseum)，它们见证了记忆的惊人力量，这种力量鼓动人们改变，并开始修补社会中的主要裂痕。这些机构构成一个差异极大的群体，并提出了共同的“良心遗址”——促进关于当代问题的对话的遗产地——的愿景。它们创建了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意在支持全世界所有社区的此类遗址。
“良心遗产”由什么组成?它如何应对冲突?通过保留某些暴行的发生地，可以确保记忆中的凌辱不再发生?这还不够。比如捷克共和国的犹太人大屠杀遗址特雷辛集中营(Terezin Memorial)或塞内加尔的格雷岛奴隶城堡(Maison des Esclaves)，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仅凭这些遗址自身的故事无法遏止种族暴力。再者，在很多情况下，种族冲突长期存在，一个种族认定的暴行遗址对另一个种族却未必是。最终，创建者们相信，良心可以而且必须由全面的人类经验和伦理困境激发而出。良心遗址包括致力于探究社会变革运动的博物馆，如罗斯福国家历史遗址(E-leanor Roosevelt National Historic Site)，或者像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一样关注日常体验——如贫穷或移民等社会问题——的机构。
有些遗产地将成为解决冲突的有效资源，它们必须不断从自身历史中发掘看待新问题的观点，以促成讨论新问题的对话。例如，智利的格里马尔迪村和平公园(Villa Grimaldi Peace Park)是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一个秘密拘留营的遗址，公园管理方与当地师生合作，确定了当今课堂上最应迫切关注的问题，比如学生暴力或种族歧视。对今天的青年来说，军政府时期最具破坏性的遗产之一便是激进主义文化的严重枯竭，因为许多参加过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的青年“失踪”、受刑并被拘留。格里马尔迪村的最新计划利用青年激进运动的成功范例，帮助年轻人设计出可在校内实施的项目，以解决他们认为最为紧要的问题。
1995年，南非宪法法院刚刚成立，法官们决定将新法院大楼建在古堡监狱旧址，那里是种族隔离时期司法公正受到最严重践踏的地方。在新建的“宪法山”综合大楼里，参观者在观摩法官当庭辩论南非当前面临的新问题之前，先受邀参观一座博物馆，了解监狱历史和种族隔离时期人们为司法公正而作的抗争。博物馆团队意识到，对许多南非人来说——包括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和受益者——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民主状况饱受争议。博物馆力求创造一个空间，以不断探索如何定义司法公正。在展区，不同囚犯的简介上方都挂着一个问题：“谁是罪犯?”参观者应邀贴上他们的书面回答，并参与法院面临的最新问题的“lekgotla”对话。“lekgotla”一词源自塞索托语，是指博茨瓦纳村庄的社区议会，在博茨瓦纳，决定社区内的重要议题需要经过辩论和形成共识。比如，在法院做出有争议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决议之后，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展览，主题是体验种族隔离时期以及现今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变性人社区，并为学生和其他公众群体组织了相应的“lek-gotla”讨论。
“良心遗址”正在探索如何让当地遗址联合起 来，就共同的冲突问题建立国家或区域性的对话。在美国，纪念不同移民历史的13处国家级遗址——从纽约的艾利斯岛移民拘留所到旧金山的天使岛移民拘留所——聚到一起，寻找促成更为人性化的移民问题对话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一年，每处遗址开发了一个项目，邀请参观者亲身感受移民的处境，了解移民曾参与过的全国性讨论，然后请他们参加促进性对话，讨论历史为他们的社区问题提供了哪些视角。
欧洲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从柏林至贝尔法斯特，17处遗产地组成了“良心遗址欧洲联合会”，许诺共同应对欧洲的仇外与排外问题。这些遗址包括主要的大屠杀遗址，如捷克共和国的特雷辛集中营，同时，这个群体力图开发广义上的欧洲遗产，包括近期冲突(北爱尔兰的“在回忆中治愈”组织)和双向移民问题(比利时的卡齐尔森林矿)。这些遗址还提出计划，邀请存在移民和种族冲突的社区利用自身的遗产启动促进性对话。通过欧洲联合会，这些遗址的当地对话借助展览走出国境，许多遗址已推出参观者的对话展，记录并分享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评论。
遗产政策与实践的趋势和争论
很多遗产界人士公开声明自己有义务避免涉及政治，从而避免引发当代问题。然而，应对当代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为了党派目的而让历史被工具化。遗产问题不可能抛开政治——前者总是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变化着的权力关系。有时，政治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波黑地区的16世纪古桥莫斯塔尔桥在20世纪90年代毁于战火，后于2001年至2004年间重建，其重建项目负责人曾解释道，“我们想让(桥)连接的不仅仅是河的两岸，桥通常都能做到这个。我们想让它连接莫斯塔尔的各个民族。”，政治无所不在，只是有时不被承认，其影响力见诸于标志性古遗址——比如，吉萨金字塔——的准许进人、管理和融资决策。
问题可能在于：遗产政治学在协调人际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不让历史被工具化、没有任何特定立场的情况下，遗产地可以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开放空间。如果这样理解我们的政治角色，争论就可以被视为机遇而非障碍了。遗产管理者可以找出是哪些问题造成他们的社区分歧。随着人们的迁进迁出、新一代在自身记忆和经验中的成长，以及周遭环境的改变，那些问题将不断地变化和发展。遗址能够为社区提供什么以帮助其解决成员间的分歧?譬如，有没有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观点的历史故事?遗址能否为人们聚集到一起交流有争议的观点提供安全的空间?
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本身已为当下的讨论提供了活跃的交流场所，在这些讨论中，历史遗址扮演着民主机构的角色，并且展现了民主进程。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采取的形式及实现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对于某些遗址而言，多重观点引发了道德相对主义。第六区博物馆(南非)、“公开的记忆”组织(阿根廷)和解放战争博物馆(孟加拉)的项目是寻找真相这一更宏大目标的组成部分，其负责人一直致力于证明危害人类的罪行曾经发生，致力于将罪犯绳之以法或者成立真相委员会。在维护人权的大背景下，这些遗址的具体目标是促使公众意识或接受某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其而言，揭露民主被完全剥夺的状况，并帮助公众形成对这种剥夺状况的强烈记忆，是建立民主文化目标的重中之重。这些遗址并不质疑侵犯人权的事实，而是邀请参观者公开讨论他们国家的未来，思考能够以哪些方式参与塑造未来。
总的说来，“良心遗址”不会为了达成最终共识而竭力压制争议，因为与其将争论视为有待克服的暂时性问题，倒不如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的机遇。这意味着，将对话融入遗产管理的每个阶段，从规划、维护到阐释，并且考虑有关情况的变化。
事实上，这也意味着，阶段性的维护计划需要用不同支持者的持续辩论来支撑，这些讨论既包括当前的维护问题，也包括它们背后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阐释工作不用围绕着线性叙事进行，而是针对当下的开放性议题，而且给人们以时间与空间来参与交流。
(张春美 译)
我曾在多家博物馆接受过培训，每到一处，那里的文化遗产冲突都会让我觉得意外，这就好像每年人夏的第一个热天，人们总是会对事实上很合时宜的温度感到有些震惊。但是，不管结果如何，遗产为反映和解决更大的社会冲突提供了主要阵地。如果我们把遗产冲突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克服的障碍，或许会深感沮丧，但如果转而将此类历史争议视为一个契机，利用它来开展关于当代问题的关键性对话，那么遗产地将为公民生活带来新的可能。
在移民公寓博物馆的体验
我初次认识到这些可能性是我在纽约市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的时候。下东区有着历史悠久的移民文化，这里的一切由世界各地的数代移民造就和重塑。移民公寓博物馆的成立，其初衷在于“促进相互包容，提升历史眼光”。为完成使命，博物馆对社区的多样性加以表现，保留了一幢5层高的公寓楼——在1863年至1935年间，此楼为来自20多个国家的7,000余名移民提供住所，并且讲述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居住家庭的故事。
博物馆成立后不久，管理者们即意识到，如果仅仅再现过去的多样性，只会激化当今的矛盾。许多民族群体的代表指责博物馆没有突出其特点，并声称各自群体在定义社区特点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像许多关于谁拥有过去的争议一样，上述冲突源于眼下对资源的争夺。比如，为了给同胞争抢新住宅，华裔和犹太裔移民协会已经苦战了30年。
下东区的移民群体有100多个，博物馆并不打算向每个群体分配具体的表现空间，而是开始提供论坛，使不同的社群参与对话，讨论比表现上的冲突更为基本的问题。通过下东区社区保护项目，社区领袖走进博物馆，交流个人故事和社区历史，探讨共同关心的当代问题，并合作发展社区遗产项目以解决那些问题。为了推出一个服饰业中的移民展(展览当时，服饰业是社区劳工冲突的主战场)，博物馆将工人、承包商、零售商和工会领袖聚集到一起，了解行业历史，探讨可以为今所用的经验教训。它记录下了不同人群的争论，并将其融入展览，以开启一种“厨房会话”——博物馆参观者之间关于一些开放式的历史性问题的公开对话，比如讨论“谁是美国人?”以及“我们如何为彼此负责?”
此体验提出了一种思考遗产冲突的新方法。我们与其对遗产地冲突做出防卫性的反应，不如找出冲突背后的问题，让遗产地成为解决冲突的一种资源，因为它们拥有帮助人们应对分歧的独特条件，提供过去人们与冲突打交道的范例，连接着不同环境下的人群，并为学习新观点提供可信赖的空间。
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
为了探寻这些可能性，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联系了世界各地的其他机构，询问它们是否认同自己在当下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令人尊敬的遗产机构做出回应，比如美国国家公园署(NPS)和英国国民信托组织(National Trust)，它们正努力让自己的工作与社区联系得更紧密。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导机构也给出回应，比如阿根廷的人权组织“公开的记忆”(Memoria Abierta)和俄罗斯的古拉格博物馆(GulagMuseum)，它们见证了记忆的惊人力量，这种力量鼓动人们改变，并开始修补社会中的主要裂痕。这些机构构成一个差异极大的群体，并提出了共同的“良心遗址”——促进关于当代问题的对话的遗产地——的愿景。它们创建了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意在支持全世界所有社区的此类遗址。
“良心遗产”由什么组成?它如何应对冲突?通过保留某些暴行的发生地，可以确保记忆中的凌辱不再发生?这还不够。比如捷克共和国的犹太人大屠杀遗址特雷辛集中营(Terezin Memorial)或塞内加尔的格雷岛奴隶城堡(Maison des Esclaves)，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仅凭这些遗址自身的故事无法遏止种族暴力。再者，在很多情况下，种族冲突长期存在，一个种族认定的暴行遗址对另一个种族却未必是。最终，创建者们相信，良心可以而且必须由全面的人类经验和伦理困境激发而出。良心遗址包括致力于探究社会变革运动的博物馆，如罗斯福国家历史遗址(E-leanor Roosevelt National Historic Site)，或者像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一样关注日常体验——如贫穷或移民等社会问题——的机构。
有些遗产地将成为解决冲突的有效资源，它们必须不断从自身历史中发掘看待新问题的观点，以促成讨论新问题的对话。例如，智利的格里马尔迪村和平公园(Villa Grimaldi Peace Park)是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一个秘密拘留营的遗址，公园管理方与当地师生合作，确定了当今课堂上最应迫切关注的问题，比如学生暴力或种族歧视。对今天的青年来说，军政府时期最具破坏性的遗产之一便是激进主义文化的严重枯竭，因为许多参加过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的青年“失踪”、受刑并被拘留。格里马尔迪村的最新计划利用青年激进运动的成功范例，帮助年轻人设计出可在校内实施的项目，以解决他们认为最为紧要的问题。
1995年，南非宪法法院刚刚成立，法官们决定将新法院大楼建在古堡监狱旧址，那里是种族隔离时期司法公正受到最严重践踏的地方。在新建的“宪法山”综合大楼里，参观者在观摩法官当庭辩论南非当前面临的新问题之前，先受邀参观一座博物馆，了解监狱历史和种族隔离时期人们为司法公正而作的抗争。博物馆团队意识到，对许多南非人来说——包括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和受益者——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民主状况饱受争议。博物馆力求创造一个空间，以不断探索如何定义司法公正。在展区，不同囚犯的简介上方都挂着一个问题：“谁是罪犯?”参观者应邀贴上他们的书面回答，并参与法院面临的最新问题的“lekgotla”对话。“lekgotla”一词源自塞索托语，是指博茨瓦纳村庄的社区议会，在博茨瓦纳，决定社区内的重要议题需要经过辩论和形成共识。比如，在法院做出有争议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决议之后，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展览，主题是体验种族隔离时期以及现今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变性人社区，并为学生和其他公众群体组织了相应的“lek-gotla”讨论。
“良心遗址”正在探索如何让当地遗址联合起 来，就共同的冲突问题建立国家或区域性的对话。在美国，纪念不同移民历史的13处国家级遗址——从纽约的艾利斯岛移民拘留所到旧金山的天使岛移民拘留所——聚到一起，寻找促成更为人性化的移民问题对话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一年，每处遗址开发了一个项目，邀请参观者亲身感受移民的处境，了解移民曾参与过的全国性讨论，然后请他们参加促进性对话，讨论历史为他们的社区问题提供了哪些视角。
欧洲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从柏林至贝尔法斯特，17处遗产地组成了“良心遗址欧洲联合会”，许诺共同应对欧洲的仇外与排外问题。这些遗址包括主要的大屠杀遗址，如捷克共和国的特雷辛集中营，同时，这个群体力图开发广义上的欧洲遗产，包括近期冲突(北爱尔兰的“在回忆中治愈”组织)和双向移民问题(比利时的卡齐尔森林矿)。这些遗址还提出计划，邀请存在移民和种族冲突的社区利用自身的遗产启动促进性对话。通过欧洲联合会，这些遗址的当地对话借助展览走出国境，许多遗址已推出参观者的对话展，记录并分享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评论。
遗产政策与实践的趋势和争论
很多遗产界人士公开声明自己有义务避免涉及政治，从而避免引发当代问题。然而，应对当代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为了党派目的而让历史被工具化。遗产问题不可能抛开政治——前者总是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变化着的权力关系。有时，政治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波黑地区的16世纪古桥莫斯塔尔桥在20世纪90年代毁于战火，后于2001年至2004年间重建，其重建项目负责人曾解释道，“我们想让(桥)连接的不仅仅是河的两岸，桥通常都能做到这个。我们想让它连接莫斯塔尔的各个民族。”，政治无所不在，只是有时不被承认，其影响力见诸于标志性古遗址——比如，吉萨金字塔——的准许进人、管理和融资决策。
问题可能在于：遗产政治学在协调人际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不让历史被工具化、没有任何特定立场的情况下，遗产地可以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开放空间。如果这样理解我们的政治角色，争论就可以被视为机遇而非障碍了。遗产管理者可以找出是哪些问题造成他们的社区分歧。随着人们的迁进迁出、新一代在自身记忆和经验中的成长，以及周遭环境的改变，那些问题将不断地变化和发展。遗址能够为社区提供什么以帮助其解决成员间的分歧?譬如，有没有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观点的历史故事?遗址能否为人们聚集到一起交流有争议的观点提供安全的空间?
良心遗址国际联合会本身已为当下的讨论提供了活跃的交流场所，在这些讨论中，历史遗址扮演着民主机构的角色，并且展现了民主进程。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采取的形式及实现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对于某些遗址而言，多重观点引发了道德相对主义。第六区博物馆(南非)、“公开的记忆”组织(阿根廷)和解放战争博物馆(孟加拉)的项目是寻找真相这一更宏大目标的组成部分，其负责人一直致力于证明危害人类的罪行曾经发生，致力于将罪犯绳之以法或者成立真相委员会。在维护人权的大背景下，这些遗址的具体目标是促使公众意识或接受某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其而言，揭露民主被完全剥夺的状况，并帮助公众形成对这种剥夺状况的强烈记忆，是建立民主文化目标的重中之重。这些遗址并不质疑侵犯人权的事实，而是邀请参观者公开讨论他们国家的未来，思考能够以哪些方式参与塑造未来。
总的说来，“良心遗址”不会为了达成最终共识而竭力压制争议，因为与其将争论视为有待克服的暂时性问题，倒不如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的机遇。这意味着，将对话融入遗产管理的每个阶段，从规划、维护到阐释，并且考虑有关情况的变化。
事实上，这也意味着，阶段性的维护计划需要用不同支持者的持续辩论来支撑，这些讨论既包括当前的维护问题，也包括它们背后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阐释工作不用围绕着线性叙事进行，而是针对当下的开放性议题，而且给人们以时间与空间来参与交流。
(张春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