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来，自由主义已经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更是相互通约的相近学科所组成的松散联盟。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存在着以自由主义为互动平台的学术框架。自由主义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相关理念。当代中国思想界正在社会主义理念的基础上适度融合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主张，消化吸收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展示着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特征。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24-02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学科对民主､法治､人权､宪政论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逐渐渗透到讨论领域。1998年，自由主义公开浮出水面，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资源。
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启蒙的年代”。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张基本上仍是通过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来论述的。如:
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积极的态度追求消极自由，以消极的态度追求积极自由。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主张保障人们的自由，但不保障人们得到某种具体的东西，如幸福或福利，具体的成功或幸福只能由个人运用其自由､才华奋斗获取。自由主义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
理性。国内学者们引用伯克､哈耶克的“有限理性”言说来攻击“积极自由”的理性观。其论述路径是:为实现人们的积极自由，必然要求“理性超我”来抑制“经验自我”;理性自我因其抽象不定，常被集体代言，集体藉此获得宰制个体的权威。
人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如果将人性划分为自然性､社会性，必然导致将自然性的人性等同于动物，而将社会性的人性等同于理性，这又将带来对自然人性的压制(禁欲主义)。因此，自私是人的天性。对于掌权者，宜制约其行使权力之边界，而非高扬人性的社会性。
宪政。宪政的实质在于限政，即有限政府。[1]政府的活动范围只能限于公共领域，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公民以权利来制约权力。这就需要具体的可行性层面的互进论来补充。
分权。自由主义在默认“议行合一”的前提下，加大了对司法独立的诉求。如，因当代中国只实行“审判”独立，在法院的人事､财政皆要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的情况下，难以实行真正的公正审判。他们提出种种建议，如实行巡回法院制､打破法院与行政区域的重叠，中央政府统一财政等。
法治。自由主义认为，法治是个人自由最有力的保障。[2]在法治社会里，人们只服从抽象的规则，因此，可免于个人意志的强制。“法治”于上世纪80年代与“人治”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学者们多认可法治，中国政府于90年代在宪法中确立了依法治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之一。
民主。中国的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不能成为政治活动的目标。对“文革”之直接民主的反思，使得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观深入人心。顾准､朱学勤､徐友渔､王小波等人的反思成果尤其引人注目。[3]
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传统有二，一是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二是康德的“国家高于社会”。[4]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选择了洛克，频频引用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以论证市民社会对个人的关怀。其间，尤以邓正来､梁治平､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5]学术界开始热衷于第三部门､中介组织的研究。到了90年代末期，有些自由主义者开始认识到简单的学术移植之弊端。
经济自由。90年代初，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异军突起，它们在经济改革､公共政策方面争取到不断扩大的发言权。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张维迎､张五常､林毅夫､樊纲､茅于轼､汪丁丁等经济学者积极鼓吹市场经济。其后，中国政府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若干特征
“宽容”。即主张文化多元。他们有意识地避开政治上层建筑，而选择民间领域。在这里，自由主义已从西方的全社会的平台回缩为民间文化的一支。在宽容的氛围中，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学说达成松散的联盟。
“批判”。以个人自由为追求目标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更能在社会中找到标靶。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论题都是从破中立(如宪政､法治､市场经济)。既然选择了民间话语的地位，批判注定要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工作。
“渐进”。由于“文革”及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央集权似的庞大社会工程已不被官方以及民间认可。但与保守的坚守自生自发秩序的哈耶克式的消极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钟情于波普的试错式的零星社会工程。
“传统”。鉴于中国第一､二代自由主义者的历史教训，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努力发展儒教自由主义:代议制､宪政､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仁政作风;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既引进个人权利､自立自主和竞争精神，又保留儒教的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6]
“去社群”。社群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一支，现在风头正健。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个人主义尚不发达，不具备社群主义生发的环境。[7]
三､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发因素
20世纪80年代被学术界称为“思想的年代”，“思想”多是自反思“文革”灾难开始。其中，反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公民心目中更具亲和力。80年代末期，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冲破现有框架，在遭到打压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度低落，许多人步胡适的后尘，整理国故去了。在执政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自由主义挟海外新儒家又“重返”大陆。因苏东剧变而更有说服力的哈耶克式自由主义的流行，使得古典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中国也有了一定的市场。又由于产权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隆盛，经济自由被广为认可，自由主义祛除了中国30-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缺乏经济自由理念的弊端，在经济､政治､文化各层面皆成相当气候，一时间竟成为民间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资源。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影响
影响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化范围之内。如在哲学领域内，人们开始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个体的存在(如存在主义的焦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语言哲学､后现代､女权主义等多家流派并存。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受自由主义影响极大，前述诸论题，皆由这些学科首倡并论证。自由主义在最易接近大众的文学领域内也很有市场。如伤痕文学之代表人物张贤亮､王小波等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精神(朱学勤甚至说“王小波热”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契机)。在史学领域内，人们摆脱了原来的单线思维方式，开始了解构历程:古史分期､儒法之争､秦始皇､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國)､李鸿章等一连串的反思性论题，向人们昭示:“历史”不再只是政治史，而是社会史，需注视被大写的真理压抑着的微小个人，这是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在“历史”中的复苏。艺术界在拥护主流(以崇高的作品塑造人)的同时，也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天地(如行为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市井小说､新体验､朦胧派､印象派､达达派，真个是众神狂欢于中华大地!这不正是提倡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吗?
自由主义所引发的“现代性”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引发学术争论。本次论争表现出来的逻辑的简单化､理论的教条化､语言的情绪化，让许多同仁失望，但论争本身正表明当代中国的“多元主义”平台已经建立起来。
总之，自由主义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8]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其所居时代的不平等现象的抗议者。[9]目前，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在相互借鉴。有人走得更远，声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乃人类通途。以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地位与影响，我们坚信会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意识形态，而不必然步某派之后尘。
参考文献:
[1][6]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哈耶克.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G].北京:三联书店，2000.
[3]顾准.顾准文集[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7]俞可平.自由与社群[G].北京:三联书店，1998.
[8][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M].杨军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9]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责任编辑荀福文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24-02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学科对民主､法治､人权､宪政论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逐渐渗透到讨论领域。1998年，自由主义公开浮出水面，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资源。
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启蒙的年代”。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张基本上仍是通过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来论述的。如:
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积极的态度追求消极自由，以消极的态度追求积极自由。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主张保障人们的自由，但不保障人们得到某种具体的东西，如幸福或福利，具体的成功或幸福只能由个人运用其自由､才华奋斗获取。自由主义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
理性。国内学者们引用伯克､哈耶克的“有限理性”言说来攻击“积极自由”的理性观。其论述路径是:为实现人们的积极自由，必然要求“理性超我”来抑制“经验自我”;理性自我因其抽象不定，常被集体代言，集体藉此获得宰制个体的权威。
人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如果将人性划分为自然性､社会性，必然导致将自然性的人性等同于动物，而将社会性的人性等同于理性，这又将带来对自然人性的压制(禁欲主义)。因此，自私是人的天性。对于掌权者，宜制约其行使权力之边界，而非高扬人性的社会性。
宪政。宪政的实质在于限政，即有限政府。[1]政府的活动范围只能限于公共领域，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公民以权利来制约权力。这就需要具体的可行性层面的互进论来补充。
分权。自由主义在默认“议行合一”的前提下，加大了对司法独立的诉求。如，因当代中国只实行“审判”独立，在法院的人事､财政皆要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的情况下，难以实行真正的公正审判。他们提出种种建议，如实行巡回法院制､打破法院与行政区域的重叠，中央政府统一财政等。
法治。自由主义认为，法治是个人自由最有力的保障。[2]在法治社会里，人们只服从抽象的规则，因此，可免于个人意志的强制。“法治”于上世纪80年代与“人治”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学者们多认可法治，中国政府于90年代在宪法中确立了依法治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之一。
民主。中国的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不能成为政治活动的目标。对“文革”之直接民主的反思，使得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观深入人心。顾准､朱学勤､徐友渔､王小波等人的反思成果尤其引人注目。[3]
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传统有二，一是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二是康德的“国家高于社会”。[4]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选择了洛克，频频引用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以论证市民社会对个人的关怀。其间，尤以邓正来､梁治平､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5]学术界开始热衷于第三部门､中介组织的研究。到了90年代末期，有些自由主义者开始认识到简单的学术移植之弊端。
经济自由。90年代初，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异军突起，它们在经济改革､公共政策方面争取到不断扩大的发言权。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张维迎､张五常､林毅夫､樊纲､茅于轼､汪丁丁等经济学者积极鼓吹市场经济。其后，中国政府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若干特征
“宽容”。即主张文化多元。他们有意识地避开政治上层建筑，而选择民间领域。在这里，自由主义已从西方的全社会的平台回缩为民间文化的一支。在宽容的氛围中，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学说达成松散的联盟。
“批判”。以个人自由为追求目标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更能在社会中找到标靶。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论题都是从破中立(如宪政､法治､市场经济)。既然选择了民间话语的地位，批判注定要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工作。
“渐进”。由于“文革”及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央集权似的庞大社会工程已不被官方以及民间认可。但与保守的坚守自生自发秩序的哈耶克式的消极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钟情于波普的试错式的零星社会工程。
“传统”。鉴于中国第一､二代自由主义者的历史教训，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努力发展儒教自由主义:代议制､宪政､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仁政作风;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既引进个人权利､自立自主和竞争精神，又保留儒教的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6]
“去社群”。社群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一支，现在风头正健。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个人主义尚不发达，不具备社群主义生发的环境。[7]
三､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发因素
20世纪80年代被学术界称为“思想的年代”，“思想”多是自反思“文革”灾难开始。其中，反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公民心目中更具亲和力。80年代末期，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冲破现有框架，在遭到打压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度低落，许多人步胡适的后尘，整理国故去了。在执政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自由主义挟海外新儒家又“重返”大陆。因苏东剧变而更有说服力的哈耶克式自由主义的流行，使得古典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中国也有了一定的市场。又由于产权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隆盛，经济自由被广为认可，自由主义祛除了中国30-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缺乏经济自由理念的弊端，在经济､政治､文化各层面皆成相当气候，一时间竟成为民间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资源。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影响
影响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化范围之内。如在哲学领域内，人们开始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个体的存在(如存在主义的焦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语言哲学､后现代､女权主义等多家流派并存。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受自由主义影响极大，前述诸论题，皆由这些学科首倡并论证。自由主义在最易接近大众的文学领域内也很有市场。如伤痕文学之代表人物张贤亮､王小波等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精神(朱学勤甚至说“王小波热”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契机)。在史学领域内，人们摆脱了原来的单线思维方式，开始了解构历程:古史分期､儒法之争､秦始皇､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國)､李鸿章等一连串的反思性论题，向人们昭示:“历史”不再只是政治史，而是社会史，需注视被大写的真理压抑着的微小个人，这是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在“历史”中的复苏。艺术界在拥护主流(以崇高的作品塑造人)的同时，也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天地(如行为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市井小说､新体验､朦胧派､印象派､达达派，真个是众神狂欢于中华大地!这不正是提倡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吗?
自由主义所引发的“现代性”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引发学术争论。本次论争表现出来的逻辑的简单化､理论的教条化､语言的情绪化，让许多同仁失望，但论争本身正表明当代中国的“多元主义”平台已经建立起来。
总之，自由主义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8]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其所居时代的不平等现象的抗议者。[9]目前，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在相互借鉴。有人走得更远，声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乃人类通途。以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地位与影响，我们坚信会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意识形态，而不必然步某派之后尘。
参考文献:
[1][6]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哈耶克.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G].北京:三联书店，2000.
[3]顾准.顾准文集[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7]俞可平.自由与社群[G].北京:三联书店，1998.
[8][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M].杨军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9]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责任编辑荀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