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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能赚钱，这点是举世公认的。他们能赚钱的原因肯定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即区别于其他地方人的独特原因，也就是南方人为什么能赚钱的“天赋”。
历史文化的差异
南方人能赚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文化的差异而造就的。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南北方对农和商的认识就不同。南方人一直很重视商，所以出现了粤商、闽商，从春秋时期的范蠡到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南方人的经商活动一直不断，而北方人重农抑商，认为弃农经商是懒惰、投机，是本末倒置，这种思想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就开始了，这种重农抑商的观念一直束缚着北方人的思维。
再看中国历史上的整个经济布局，经济中心最先在北方，在黄河流域，从东晋开始，每一次战乱，就会有不少人南迁，所以经济中心开始慢慢向南方转移。到南宋结束，南宋皇帝高宗赵构跑到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经济中心就完全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后来的元、明、清三个朝代，虽然政治中心又回到了北方，但经济中心仍然在南方。所以从南宋以来，南方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而江浙一带更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故有“两浙之富，国之所恃”的说法。历史上的陶朱公，就是春秋时代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以后，就泛舟江湖去经商了，他是第一个成功的商人，南方人的经商传统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北方，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信奉的是“勤于教子，耻于经商”、“君子不言利”、“无商不奸”等儒家信条。
儒家重礼、重义、重仁、轻利、蔑商等思想导致了北方的经济落后。北方人重仕轻商，就是重视当官，轻视经商，即官本位思想，以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个人价值高低、进步快慢的唯一标准。直到现在，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而在南方，南宋以后，“浙东学派”对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南方人经商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南宋永嘉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人陈亮等“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主张“功利之学”、“经世济物”，强调“义利双行”、“农商并举”、“道不离物”。这种理论与“儒家学派”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朱程理学”的“穷天理，去人欲”、“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家主流观点直接相悖。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在义利观、本末观、理财观、富民观、人地观、货币观等观点上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他主张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
有趣的是，叶适的治学之地就是现在的温州，他的“义利双行”的理论，长期影响了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温州经济在今天能得到这么飞速的发展，温州人在商业活动中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是与几百年前的叶适不无关系的。
恶劣的自然条件
当时的南方，还是偏僻、荒芜的“南夷”之地，自然条件相当恶劣，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人们的生存是一个大问题。贫穷培养了他们冒险、创新、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特别能吃苦耐劳的毅力。加上历代南迁的人群都具有无拘无束、独立思考、敢冒风险和不满足现状的共性，决定了他们不循规蹈矩，敢于叛逆的性格。这些“历史基因”，遇到改革开放的东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便成为这些“历史基因”发育成长的“温床”。在这张“温床”上，南方人干事业所具有的先发性、开放性、灵活性的天资，善于发现商机、捕捉商机的天资快速生长。当有的人就姓“社”姓“资”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南方人就开始埋头苦干，悄悄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独特的地理位置
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就有差异，那是因为南北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
以温州与广东为例，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面的末端，不仅远离自古为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中原腹地，也远离浙江本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省会杭州，甚至在交通的意义上远离其邻近的市县。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即使是到邻近市县也要翻山越岭。这种交通格局使温州处于相对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所谓“山高皇帝远”，与其它地方相比，温州难受到外界的影响。广东与温州类似，南岭将广东与中国腹地分隔开来，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权威对广东一地也有点鞭长莫及。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使得两地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这为民营经济兴起提供了在中国其他地方难有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所以，当年全国在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的时候，两地才有条件率先发展民营经济，才有恃无恐地与当时的“主流”分道扬镳。另外，两地的语言都十分独特，非本地人不能听懂，而其他地方的方言虽然与普通话有所区别，但还能根据普通话勉强听明白。这也成了一种他们得以互相认同，并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人的文化密码。两地语言的特殊性，相当于为其民营经济披上了迷彩装。
精明务实的性格
南方人的共性是：生性快活随和，喜欢耍小聪明或来点小小的恶作剧；崇尚智慧谋略，相信柔能克刚；交友不以豪爽见长，而以善解人意为胜；遇事少冲动，多权衡；轻莽撞，重坚韧；曲里求直，淡中见奇；讲究心灵的自由，惮于细细地琢磨；对新鲜事物趋之若鹜，对传统却缺乏卫道的热忱……
有学者认为人的性格与土壤有关系：北方是黄土高原与黑土地，赋予了北方人的豪迈；南方红土地，赋予了南方人奔放的热情；北方地形旷野漠漠，一望无际，这使得北方人坚韧、刚强。南方则是“小桥流水人家”，这赋予了南方人的敏捷。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乘船导致乘船者“见风使舵”的性格，骑马使得骑马者具有“天地之间任我驰骋”的气概。
还有学者认为人的性格与饮食有关：在苏锡常、沪宁杭一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由于北方人吃面食，自然就满脑子糨糊，所以就愚钝粗鄙懒惰，而且越吃越糊涂。北方人总觉得米饭吃不饱，所以北方人就像面团儿，迟滞木讷中却透着一种坚忍和大度。而南方人呢?就像粒粒分明的米饭，处处透着一种精明和麻利，当然也脱不掉一些琐碎和斤斤计较的小气。
《人文中国》有这样的描述：北方人的食物是高粱、大豆与白面，因而培育了北方人的刚强。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与人的协作，于是合作精神与政治意念就突出出来。而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大米养育了南方人的灵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语)，于是南方人对政治不甚热情。所以林语堂曾断言：“吃大米的南方人不可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
有一个笑话说：如果路遇强盗，南方人马上会掏出所有家当拱手相送，然后在笑声里“开溜”；而北方人则会奋勇搏斗，哪怕最后遍体鳞伤。这笑话讲的也是南方人的机敏和北方人的执着。以上大体可以看出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差异。
总的来说，南方人更多一些社会性，北方人更多一些自然性；南方人精明，北方人憨厚；南方人狡狭，北方人豪爽；南方人小肚，北方人直肠。
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各有优点缺点，但就赚钱而言，南方人的性格更适合经商。
历史文化的差异
南方人能赚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文化的差异而造就的。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南北方对农和商的认识就不同。南方人一直很重视商，所以出现了粤商、闽商，从春秋时期的范蠡到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南方人的经商活动一直不断，而北方人重农抑商，认为弃农经商是懒惰、投机，是本末倒置，这种思想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就开始了，这种重农抑商的观念一直束缚着北方人的思维。
再看中国历史上的整个经济布局，经济中心最先在北方，在黄河流域，从东晋开始，每一次战乱，就会有不少人南迁，所以经济中心开始慢慢向南方转移。到南宋结束，南宋皇帝高宗赵构跑到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经济中心就完全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后来的元、明、清三个朝代，虽然政治中心又回到了北方，但经济中心仍然在南方。所以从南宋以来，南方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而江浙一带更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故有“两浙之富，国之所恃”的说法。历史上的陶朱公，就是春秋时代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以后，就泛舟江湖去经商了，他是第一个成功的商人，南方人的经商传统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北方，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信奉的是“勤于教子，耻于经商”、“君子不言利”、“无商不奸”等儒家信条。
儒家重礼、重义、重仁、轻利、蔑商等思想导致了北方的经济落后。北方人重仕轻商，就是重视当官，轻视经商，即官本位思想，以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个人价值高低、进步快慢的唯一标准。直到现在，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而在南方，南宋以后，“浙东学派”对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南方人经商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南宋永嘉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人陈亮等“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主张“功利之学”、“经世济物”，强调“义利双行”、“农商并举”、“道不离物”。这种理论与“儒家学派”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朱程理学”的“穷天理，去人欲”、“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家主流观点直接相悖。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在义利观、本末观、理财观、富民观、人地观、货币观等观点上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他主张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
有趣的是，叶适的治学之地就是现在的温州，他的“义利双行”的理论，长期影响了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温州经济在今天能得到这么飞速的发展，温州人在商业活动中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是与几百年前的叶适不无关系的。
恶劣的自然条件
当时的南方，还是偏僻、荒芜的“南夷”之地，自然条件相当恶劣，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人们的生存是一个大问题。贫穷培养了他们冒险、创新、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特别能吃苦耐劳的毅力。加上历代南迁的人群都具有无拘无束、独立思考、敢冒风险和不满足现状的共性，决定了他们不循规蹈矩，敢于叛逆的性格。这些“历史基因”，遇到改革开放的东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便成为这些“历史基因”发育成长的“温床”。在这张“温床”上，南方人干事业所具有的先发性、开放性、灵活性的天资，善于发现商机、捕捉商机的天资快速生长。当有的人就姓“社”姓“资”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南方人就开始埋头苦干，悄悄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独特的地理位置
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就有差异，那是因为南北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
以温州与广东为例，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面的末端，不仅远离自古为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中原腹地，也远离浙江本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省会杭州，甚至在交通的意义上远离其邻近的市县。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即使是到邻近市县也要翻山越岭。这种交通格局使温州处于相对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所谓“山高皇帝远”，与其它地方相比，温州难受到外界的影响。广东与温州类似，南岭将广东与中国腹地分隔开来，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权威对广东一地也有点鞭长莫及。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使得两地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这为民营经济兴起提供了在中国其他地方难有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所以，当年全国在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的时候，两地才有条件率先发展民营经济，才有恃无恐地与当时的“主流”分道扬镳。另外，两地的语言都十分独特，非本地人不能听懂，而其他地方的方言虽然与普通话有所区别，但还能根据普通话勉强听明白。这也成了一种他们得以互相认同，并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人的文化密码。两地语言的特殊性，相当于为其民营经济披上了迷彩装。
精明务实的性格
南方人的共性是：生性快活随和，喜欢耍小聪明或来点小小的恶作剧；崇尚智慧谋略，相信柔能克刚；交友不以豪爽见长，而以善解人意为胜；遇事少冲动，多权衡；轻莽撞，重坚韧；曲里求直，淡中见奇；讲究心灵的自由，惮于细细地琢磨；对新鲜事物趋之若鹜，对传统却缺乏卫道的热忱……
有学者认为人的性格与土壤有关系：北方是黄土高原与黑土地，赋予了北方人的豪迈；南方红土地，赋予了南方人奔放的热情；北方地形旷野漠漠，一望无际，这使得北方人坚韧、刚强。南方则是“小桥流水人家”，这赋予了南方人的敏捷。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乘船导致乘船者“见风使舵”的性格，骑马使得骑马者具有“天地之间任我驰骋”的气概。
还有学者认为人的性格与饮食有关：在苏锡常、沪宁杭一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由于北方人吃面食，自然就满脑子糨糊，所以就愚钝粗鄙懒惰，而且越吃越糊涂。北方人总觉得米饭吃不饱，所以北方人就像面团儿，迟滞木讷中却透着一种坚忍和大度。而南方人呢?就像粒粒分明的米饭，处处透着一种精明和麻利，当然也脱不掉一些琐碎和斤斤计较的小气。
《人文中国》有这样的描述：北方人的食物是高粱、大豆与白面，因而培育了北方人的刚强。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与人的协作，于是合作精神与政治意念就突出出来。而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大米养育了南方人的灵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语)，于是南方人对政治不甚热情。所以林语堂曾断言：“吃大米的南方人不可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
有一个笑话说：如果路遇强盗，南方人马上会掏出所有家当拱手相送，然后在笑声里“开溜”；而北方人则会奋勇搏斗，哪怕最后遍体鳞伤。这笑话讲的也是南方人的机敏和北方人的执着。以上大体可以看出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差异。
总的来说，南方人更多一些社会性，北方人更多一些自然性；南方人精明，北方人憨厚；南方人狡狭，北方人豪爽；南方人小肚，北方人直肠。
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各有优点缺点，但就赚钱而言，南方人的性格更适合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