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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在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栏目，再度“火爆”了一位名叫钱文忠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他讲述的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十二讲播出不久，钱文忠的风采和口才便使全国上千万观众记住了这个学识渊博的年轻学者，也让他成为全国熟知的名副其实的“明星教授”。
其实，早在十年前，学术界就已经对他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赞誉。最先介绍推荐钱文忠是在1999年7月，名为《香港书评》的一本刊物上，以专辑重点推介钱文忠，标题是：钱文忠——中国学界的希望。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陆学界兴起一阵陈寅恪热，很多人感叹像这样的人物现在的时代很难再出现了。去年底钱钟书仙逝，同样的感叹再次发出。但现在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的。”
被季羡林赞誉为“语言天才小子”
在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如约来到他下榻的酒店进行了采访。寒暄过后，记者便开门见山地求证，您是否如传说的那样，精通英、法、德、日、荷兰语、西班牙语、梵文、巴利文、阿委斯塔语、古伊朗语、古藏语、阗语和吐火罗语等十几种语言，您又是如何掌握的？钱文忠听后微微笑言，这些语言基本上的确都学过和掌握了，但说实在的有的也不是很熟练，因为它只是做学术研究需要的。至于是如何掌握它的，那就是死记硬背，没其他捷径可走。季羡林先生说过，学语言，要最聪明的人，下最笨的功夫。
钱文忠出生于上海，高中就读于华东师大一附中。钱文忠说，对梵文最早的接触和兴趣，首先应感谢附中的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他最早听说“梵文”、“印度学”、“季羡林先生”都是在郝老师的课堂上。从高二开始，钱文忠就一直跟季羡林先生联系，向季先生表示自己对梵文有兴趣，想跟季先生学梵文。当时季羡林先生72岁，是北京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识才爱才的季先生亲笔回信给予鼓励，这使得钱文忠非常感动。1984年，钱文忠以外语类文科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两人之间的通信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季老决定恢复招收梵文、巴利文本科生。
季羡林在“文革”前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只招收过一次梵文班，之后就中断了。在钱文忠入学后不久，季先生就在北大东语系开办了一个梵文班，一共招收了8个学生。后来，这8个学生中途或改行或出国，目前坚持到底的只剩下钱文忠一人。
钱文忠说，他学梵文是因为觉得这门语言很神秘，就像密码一样，当它的意思你搞懂后，你会很快乐，此时的感受很奇妙，无法用语言表述。事实上，当年风华正茂的钱文忠不但聪明，而且专注。18岁时就在名师指点熏染下，写就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文章《试论马鸣〈佛本行经〉》。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辅修伊朗学、藏学。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译作有《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绘画与表演》（合译）；编集各类文集及古籍校理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余篇。
季先生曾夸赞他，“这小东西，是我50年教学生涯遇到过的最具语言天才的人”。
选择做学问出于家族的教养
吴越钱氏，是中国数得上的名门望族。名贯寰宇的钱穆、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都出自这个家族，如今，又出了一个年轻的钱文忠。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属实，他说，确实是一个族谱的，在血缘上有关系，但钱穆先生他根本就没见过，钱穆在台湾，去世也在台湾；钱钟书先生是见过的，作为他们的晚辈，跟他们的关系，也就是一般年轻人和一个大学者的关系，自己主要也是通过长辈们的书来了解他们。他选择做学问主要是一种家族的氛围，或者说一种家族的教养，比如对学问要尊重。钱文忠说他从小就不会按照财富多少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他会根据一个人的知识多少来决定对他的尊重程度。
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想成为自己前辈或恩师季先生那样的学术大师，甚至是超越时，钱文忠沉思了片刻，郑重地回答说，不是每一代都能出“大师”的，“大师”是让人从内心“心悦诚服”的人。像季先生这样的人，像古代的屈原、李白及国外的莎士比亚等此类人物多少年才可以出一个呀。事实上，他们的成就有些方面任何人都难以超越。这些巅峰级人物，你不要想着去超越他，只要努力去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在进步。比如李白和屈原是两座高峰，但不能说谁能够包含谁，谁比谁更厉害，这样的人物是不能去做比较的。
谈到恩师季羡林，钱文忠说季先生对自己恩重如山，他们有着祖孙般的感情。追随恩师是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一段人生履历。在每年恩师的生日时他都会登门恭行叩拜大礼。他表示能够有幸进入季羡林先生门生弟子之列，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钱文忠还对记者透露了一个信息，目前他正在筹划另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讲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准备播讲12集。季先生对此表示同意，但是也对他提了三个字的要求：别夸大！钱文忠表示，一定如实地把一个国学大师的真实风貌展示出来，因为钱文忠从十六七岁开始就和季先生通信，然后成为他的门生，一直追随季先生，这使得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季先生。
其实，早在十年前，学术界就已经对他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赞誉。最先介绍推荐钱文忠是在1999年7月，名为《香港书评》的一本刊物上，以专辑重点推介钱文忠，标题是：钱文忠——中国学界的希望。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陆学界兴起一阵陈寅恪热，很多人感叹像这样的人物现在的时代很难再出现了。去年底钱钟书仙逝，同样的感叹再次发出。但现在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的。”
被季羡林赞誉为“语言天才小子”
在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如约来到他下榻的酒店进行了采访。寒暄过后，记者便开门见山地求证，您是否如传说的那样，精通英、法、德、日、荷兰语、西班牙语、梵文、巴利文、阿委斯塔语、古伊朗语、古藏语、阗语和吐火罗语等十几种语言，您又是如何掌握的？钱文忠听后微微笑言，这些语言基本上的确都学过和掌握了，但说实在的有的也不是很熟练，因为它只是做学术研究需要的。至于是如何掌握它的，那就是死记硬背，没其他捷径可走。季羡林先生说过，学语言，要最聪明的人，下最笨的功夫。
钱文忠出生于上海，高中就读于华东师大一附中。钱文忠说，对梵文最早的接触和兴趣，首先应感谢附中的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他最早听说“梵文”、“印度学”、“季羡林先生”都是在郝老师的课堂上。从高二开始，钱文忠就一直跟季羡林先生联系，向季先生表示自己对梵文有兴趣，想跟季先生学梵文。当时季羡林先生72岁，是北京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识才爱才的季先生亲笔回信给予鼓励，这使得钱文忠非常感动。1984年，钱文忠以外语类文科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两人之间的通信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季老决定恢复招收梵文、巴利文本科生。
季羡林在“文革”前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只招收过一次梵文班，之后就中断了。在钱文忠入学后不久，季先生就在北大东语系开办了一个梵文班，一共招收了8个学生。后来，这8个学生中途或改行或出国，目前坚持到底的只剩下钱文忠一人。
钱文忠说，他学梵文是因为觉得这门语言很神秘，就像密码一样，当它的意思你搞懂后，你会很快乐，此时的感受很奇妙，无法用语言表述。事实上，当年风华正茂的钱文忠不但聪明，而且专注。18岁时就在名师指点熏染下，写就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文章《试论马鸣〈佛本行经〉》。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辅修伊朗学、藏学。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译作有《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绘画与表演》（合译）；编集各类文集及古籍校理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余篇。
季先生曾夸赞他，“这小东西，是我50年教学生涯遇到过的最具语言天才的人”。
选择做学问出于家族的教养
吴越钱氏，是中国数得上的名门望族。名贯寰宇的钱穆、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都出自这个家族，如今，又出了一个年轻的钱文忠。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属实，他说，确实是一个族谱的，在血缘上有关系，但钱穆先生他根本就没见过，钱穆在台湾，去世也在台湾；钱钟书先生是见过的，作为他们的晚辈，跟他们的关系，也就是一般年轻人和一个大学者的关系，自己主要也是通过长辈们的书来了解他们。他选择做学问主要是一种家族的氛围，或者说一种家族的教养，比如对学问要尊重。钱文忠说他从小就不会按照财富多少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他会根据一个人的知识多少来决定对他的尊重程度。
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想成为自己前辈或恩师季先生那样的学术大师，甚至是超越时，钱文忠沉思了片刻，郑重地回答说，不是每一代都能出“大师”的，“大师”是让人从内心“心悦诚服”的人。像季先生这样的人，像古代的屈原、李白及国外的莎士比亚等此类人物多少年才可以出一个呀。事实上，他们的成就有些方面任何人都难以超越。这些巅峰级人物，你不要想着去超越他，只要努力去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在进步。比如李白和屈原是两座高峰，但不能说谁能够包含谁，谁比谁更厉害，这样的人物是不能去做比较的。
谈到恩师季羡林，钱文忠说季先生对自己恩重如山，他们有着祖孙般的感情。追随恩师是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一段人生履历。在每年恩师的生日时他都会登门恭行叩拜大礼。他表示能够有幸进入季羡林先生门生弟子之列，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钱文忠还对记者透露了一个信息，目前他正在筹划另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讲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准备播讲12集。季先生对此表示同意，但是也对他提了三个字的要求：别夸大！钱文忠表示，一定如实地把一个国学大师的真实风貌展示出来，因为钱文忠从十六七岁开始就和季先生通信，然后成为他的门生，一直追随季先生，这使得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