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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的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900多元，每周平均工作56小时以上
据调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全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且80%的农民工月工资在千元以下，甚至有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及以下。农民工在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工人的情况下，平均劳动时间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市工人每周平均47.9小时的劳动时间要多8个小时。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通常被认为是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然而，调查发现，这一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造成的。从受教育情况看，83.4％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在城市工人中，约70％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从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水平来看，农民工中从事体力和半体力劳动的比例高达83.3%，而城市工人有近一半人（49.2%）从事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分析进一步证明：当引入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等因素来考察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时，农民工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消失了。受教育年数较多、能从事专业技能工作、就业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市区的农民工和城镇工人，都会得到较高的工资。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待遇差异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分析证明，即使在同样的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的条件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拥有的社会保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工人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报销的机会分别是农民工的2.99倍、3.22倍和1.62倍。
三、农民工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他们的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等均高于城市工人
第一，在社会安全感方面，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调查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相比，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私安全等6个方面，农民工的安全感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二，在社会公平感方面，农民工的总体感受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在14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中，农民工的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的有11个领域，包括义务教育、政治权利、财政税收政策、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地区/行业待遇等领域，只有在司法执法、社会保障、城乡待遇3个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就业、收入分配、发展有关的社会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之所在。
第三，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农民工总体上也同样高于城市工人。农民工对地方政府10个方面的总体满意度为68.65%，高出城市工人4.2个百分点。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方面，农民工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四，农民工在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方面，远不如城市工人强烈。农民工回答“有严重冲突”和“有较大冲突”的比例只有18.63%，仅为城市工人的一半；认为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绝对会激化”和“可能会激化”的比例为38.79%，也比城市工人低16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具有积极社会态度的原因
第一，与农民工对自身境遇的归因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低下，但他们认为这是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所致，而非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后果。面对这种境遇，要提升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因此，即便农民工为社会公众视为“弱势群体”，但他们自身还是认为存在着“个人发展”和“工作与就业”的机会公平，他们并未将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
第二，与农民工的生活期望与权利意识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期望也低，因而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等社会评价也就更加积极。相关分析表明，上述社会评价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对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感受就越弱，就越不容易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有强化的趋势，而农民工正是这样的对社会评价较高的群体。另一方面，农民工也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比如，根据调查结果，在民主意识方面，和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性，较高的权威服从。相关分析也表明，民主权利意识越低的人，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就越不敏感。
第三，与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有关。农民工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生活相比较。换句话说，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更容易产生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过去5年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和对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积极。有72.3%的农民工认为过去5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62.7%的农民工认为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五、关于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最重要渠道，是改善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职业培训以及提高工作技能。政府对农民工的财政投入应当更加集中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提升，以此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否则，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局面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非市场化差异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户籍体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相联系，它对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则是有限的。当前应当抓紧建立适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性障碍，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工会、妇联、共青团都应当把农民工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劳动保障部门应密切监测农民工的利益曲线变化，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农民工的收益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长。
第四，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归结点是，农村居民不再主要依靠土地种植收益也能过上城市水准的生活。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完全靠农民进城生活来解决。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青年农民纷纷出走，农村的住宅大量闲置，农村生活凋敝。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即由于城市中心区域的高房价，大量城市职工到周边农村居住，从而带动农村生活的繁荣；而农村生活的繁荣，则会吸引农村青年留在乡村，并且也能过上城市水平的生活。建议就如何盘活发达地区农村大量闲置房产、繁荣乡村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试点。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据调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全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且80%的农民工月工资在千元以下，甚至有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及以下。农民工在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工人的情况下，平均劳动时间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市工人每周平均47.9小时的劳动时间要多8个小时。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通常被认为是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然而，调查发现，这一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造成的。从受教育情况看，83.4％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在城市工人中，约70％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从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水平来看，农民工中从事体力和半体力劳动的比例高达83.3%，而城市工人有近一半人（49.2%）从事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分析进一步证明：当引入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等因素来考察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时，农民工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消失了。受教育年数较多、能从事专业技能工作、就业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市区的农民工和城镇工人，都会得到较高的工资。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待遇差异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分析证明，即使在同样的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的条件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拥有的社会保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工人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报销的机会分别是农民工的2.99倍、3.22倍和1.62倍。
三、农民工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他们的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等均高于城市工人
第一，在社会安全感方面，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调查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相比，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私安全等6个方面，农民工的安全感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二，在社会公平感方面，农民工的总体感受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在14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中，农民工的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的有11个领域，包括义务教育、政治权利、财政税收政策、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地区/行业待遇等领域，只有在司法执法、社会保障、城乡待遇3个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就业、收入分配、发展有关的社会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之所在。
第三，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农民工总体上也同样高于城市工人。农民工对地方政府10个方面的总体满意度为68.65%，高出城市工人4.2个百分点。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方面，农民工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四，农民工在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方面，远不如城市工人强烈。农民工回答“有严重冲突”和“有较大冲突”的比例只有18.63%，仅为城市工人的一半；认为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绝对会激化”和“可能会激化”的比例为38.79%，也比城市工人低16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具有积极社会态度的原因
第一，与农民工对自身境遇的归因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低下，但他们认为这是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所致，而非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后果。面对这种境遇，要提升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因此，即便农民工为社会公众视为“弱势群体”，但他们自身还是认为存在着“个人发展”和“工作与就业”的机会公平，他们并未将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
第二，与农民工的生活期望与权利意识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期望也低，因而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等社会评价也就更加积极。相关分析表明，上述社会评价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对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感受就越弱，就越不容易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有强化的趋势，而农民工正是这样的对社会评价较高的群体。另一方面，农民工也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比如，根据调查结果，在民主意识方面，和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性，较高的权威服从。相关分析也表明，民主权利意识越低的人，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就越不敏感。
第三，与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有关。农民工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生活相比较。换句话说，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更容易产生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过去5年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和对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积极。有72.3%的农民工认为过去5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62.7%的农民工认为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五、关于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最重要渠道，是改善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职业培训以及提高工作技能。政府对农民工的财政投入应当更加集中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提升，以此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否则，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局面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非市场化差异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户籍体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相联系，它对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则是有限的。当前应当抓紧建立适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性障碍，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工会、妇联、共青团都应当把农民工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劳动保障部门应密切监测农民工的利益曲线变化，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农民工的收益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长。
第四，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归结点是，农村居民不再主要依靠土地种植收益也能过上城市水准的生活。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完全靠农民进城生活来解决。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青年农民纷纷出走，农村的住宅大量闲置，农村生活凋敝。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即由于城市中心区域的高房价，大量城市职工到周边农村居住，从而带动农村生活的繁荣；而农村生活的繁荣，则会吸引农村青年留在乡村，并且也能过上城市水平的生活。建议就如何盘活发达地区农村大量闲置房产、繁荣乡村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试点。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