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之时，担任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委兼湘西区党委书记的周赤萍所著的《擒魔记——湘西剿匪回忆录》一书，196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记录剿灭湘西匪患的回忆录著作。
史称湘西匪患起自明朝初年，延绵600年，止于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进剿。周赤萍身为四十七军政委兼湘西区党委书记，是主持剿匪事务的最高指挥员之一（另一位是军长曹里怀），写作时间距事情发生为时较近，刚满10年。《擒魔记》由此成为记录和研究湘西剿匪的必读历史著作。这部书是怎么撰写出来的呢？
第四十七军湘西剿匪
周赤萍是江西宜春人，1914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逐步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解放战争大决战的辽沈战役中，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委周赤萍指挥黑山阻击战，挡住10余万人的国民党廖耀湘集团，使东北野战军实现了战役包围，将敌全歼。解放东北后，周赤萍任第四十七军政委，于1949年9月进驻湖南常德。
10月25日，四野首长林彪、罗荣桓电令四十七军：“进驻湘西，经营好湘西，首先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为人民除害。”“决定你军兼湘西军区，军的下属部队兼分区，并根据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成立湘西区党委。”10月27日起，第四十七军兼湘西军区，军长曹里怀兼任司令员。同时，成立湘西区党委，政委周赤萍兼任湘西区党委书记。二人共同担负领导湘西剿匪和新政府建设的任务。
湘西剿匪主要战事历时一年多。第四十七军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围歼战法，反复清剿，至1950年12月，共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7.98万余支，为湘西350万人民消除了数百年匪患，人民安居乐业，新生政权亦得到巩固。由于及时剿灭土匪，拥有5.6万兵力的第四十七军腾出手来，于1951年奔赴朝鲜作战。
周赤萍于1951年初春调任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兼志愿军空军政委，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激战长天的两年多时光。正是朝鲜的空中征战，使周赤萍产生了提高文化水平的强烈愿望。
努力学习打好文化基础
周赤萍出生在江西宜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上过3年私塾。参加革命以后他刻苦读书，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长期政治工作的经历亦使他长于言表。担任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空军政委，让他直接体验了现代化战争方式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文化知识太不足了。1953年朝鲜停战后，39岁的周赤萍担任了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他下决心补习数理化知识。
沈空司令部为周赤萍调来两位有文化的干部臧文士和蒋公亮，教授他数理化课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周赤萍用4年时间完成了高中数理化课程的学习。1957年10月，已转任沈阳空军司令员的周赤萍又提出，要学习语文，请沈空政治部调配一个语文教员。
沈空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推荐23岁的政治部干事李文辉当周赤萍的语文教员。沈空政治部宣传部长郭锋向李文辉布置任务，说：“周司令已经学完高中数理化课程，又提出学习语文，黄主任决定要你去。周司令很好学，有基础，你要教好，完成任务。”
李文辉即赶往辽宁兴城疗养院，向刚到那里休假的周赤萍报到。
李文辉是湖北黄冈人，求学于著名的黄冈中学。父亲原本做小生意谋生，抗战胜利后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生意大有起色，有条件聘请名师提高孩子学业，即请来前清秀才何佑铸做不定期的家庭教师。这位何老先生是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的首批留学生之一，文史修养很深，赴日本留学时又接触到现代文化知识，因此很有见识。寒暑假期间，他来李家授课，使得李文辉的古典文学底子也比较扎实。
1949年12月，未满16周岁的李文辉离开黄冈中学，到武汉考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方及半年，东北军区为了加强部队文化建设，从湖北革大选调3000人到东北部队，李文辉是其中之一。
这批学员到沈阳后，有大专学历者分配去了齐齐哈尔“二七”步校，李文辉等大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分到了辽东军区。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秋天，辽东军区机关成建制地组建成沈阳空军领导机关，李文辉被分配到沈空政治部宣传部。当时，从北京分来一批干部参加抗美援朝，有10多人进入沈空政治部机关。其中有一位青年女教师芦荻很有才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扎实的功底，李文辉时常向她请教，水平也获得了提高。芦荻在朝鲜停战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毛泽东晚年时，芦荻曾为他诵读古文作品。
在兴城，李文辉站到周赤萍司令员面前时有点紧张，但司令员的平和态度使他放下心来。周赤萍对他说：“我已经学完了高中数理化课程，现在的重点是学习古典文学课程。我小时候读书少，古文不太好，需要教师指点。过去，我只读过一些古典小说名著，尤其是喜欢《三国演义》。”
说到这里，周赤萍大段背诵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篇章，一气呵成且颇有声势，听得李文辉暗暗称奇，感到自己对《三国演义》还不如司令员熟悉。
李文辉很快发现，周司令对一些古典名篇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也是熟悉的，古典文学已有相当基础。
李文辉报到时带来了一些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课本，到任后，他发现不那么适用。好在当年的家庭教师何佑铸老先生讲授了许多《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与周赤萍的要求大致吻合。
这时，周赤萍接到通知，将在1958年春节后到北京红山口军事学院指挥系学习。他抓紧入学前离职休息的几个月时间，更加自觉地学习文化，对文史的爱好越加明显。在兴城的日子里，电影故事片《黑山阻击战》在当年的辽沈战场实地拍摄，编剧之一毛烽正是当年十纵的干部，周赤萍则是当年指挥黑山阻击战的纵队政委。借此机缘，周赤萍亲自到拍摄现场观看，导演和演员都非常尊重周赤萍的意见。特别是在影片中饰演纵队政委的演员，看到原型“真身”来现场，知道加深体验的绝好机会来了，陪同周赤萍进进出出，两人进行了多次交谈。 来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让周赤萍想起了征战东北的许多往事，突然激发了他动笔写作的情怀。当晚，他就在摄制组的简易住房里铺开纸笔，写下了山东抗日回忆录《被围十八天》的片段。
怀念战争岁月 激发写作热情
1957年底，周赤萍带着李文辉住进北京西单堂子胡同的华北军区招待所，后转入东单的空军招待所，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入学。李文辉继续为他讲授古文和古典诗词。这时，李文辉知道芦荻转业回京，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教师，曾找过她几回，商量怎么对周赤萍进行古典文学辅导，并向她借阅一些古典文学读本。此时，周赤萍已可以背诵几十篇《古文观止》中的古文，对古典诗词也下了很大功夫，并认真钻研，甚至已开始练习写古体诗。
1958年春节过后，周赤萍到军事学院报到。这时他听接待人员说，因为新学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教授预定学习课程有困难，校方计划先用半年时间补习中学数理化，再开始正式上课。
周赤萍即向校方反映说，我已经学完了高中数理化，不用重复了，不如由我安排自学。院领导很快了解到，周赤萍确已具有高中毕业的数理化水平，同意他不跟班上课。周赤萍回到空军招待所，由李文辉继续帮助学习古典文学。
学习了几个月后，1958年5月至7月间，周赤萍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有些人在会场贴出一些“大字报”表达意见。周赤萍有所思考，口授一文，由来到北京的蒋公亮和李文辉记录、整理。周赤萍定稿后，李文辉拟写了标题，叫做《为虎添翼》，再由书法较好的蒋公亮抄成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
大字报主要意思是，要在现代化条件下建设高技术兵种。这是周赤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的切身体会。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陆军，陆军有丰富的战役和战斗经验，而且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检验，证明我们的陆军是强大的。然而，朝鲜战场经验也说明，今后的军队建设应该把目光看得远一些，要大力发展军事科学，建设高技术兵种，更进一步地发展空军和海军，同时要大力发展核武器。”
没有想到，周赤萍的大字报受到众多老战友的批评。有人说话很尖刻，说：“就算是你当了空军，对陆军就这样忘本？”这些批评使周赤萍难以招架，生了一肚子气，索性提出，他不在军队干了，要转业到地方搞建设。
地方工作也需要像周赤萍这样有文化的高级领导人，他的要求得到批准，即于1958年10月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李文辉也一同转业，到云南工作。
来到云南，周赤萍感到很舒心，工作十分投入。他的写作热情也被彩云之南的绮丽风光激发了。他对战争岁月分外怀念，经过一番思索，决定撰写长篇战争回忆录，描写第四十七军的湘西剿匪之战。
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述，周赤萍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写作班子起草书稿，最后由自己改定。
周赤萍最初的想法，还是由李文辉执笔起草初稿。但这时李文辉已经到云南省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创造》杂志当编辑，而且当时下乡当工作队员去了。周赤萍向云南省文联提出，请他们物色两人来帮助写作。
省文联领导非常重视，很快派出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边疆文艺》的两个编辑洛汀和彭允怀前来协助。
《擒魔记》的编撰和出版
要完成湘西剿匪回忆录，周赤萍心里有底。他是一个做事细致，留心保存档案资料的人，又长年坚持写日记。他本人是湘西剿匪的最高指挥员之一，各种汇报、文件、资料都要向他汇总，对湘西剿匪的决策、实施过程都了然于胸。他向两位协作者讲述了自己的总体构思，提供了大量档案性文件，还提供了自己的日记。
写作于1960年夏天开始。
周赤萍对这部作品的行文有整体构想，而且明确要以章回体方式叙述。这可能与他非常爱读《三国演艺》《水浒传》有关系。两位协助者中的洛汀更熟悉这种写法，因此不久后彭允怀离去，留下洛汀一人协助周赤萍起草书稿。
洛汀，原名陆伯勋，浙江湖州人。洛汀是一个老革命，早在1938年就参加了浙西抗日游击队，编辑宣传抗战的刊物。日军进入浙江后，他辗转进入江西赣州等地，从事抗日文艺活动和新闻采访，由此认识了当时曾经担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的蒋经国的秘书，彼此有交往。如此一来，便有一封检举洛汀与蒋经国有关系的信件放进了洛汀的档案。尽管抗战以来他始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工作，1949年参军成为新华社记者进入云南，却始终没能入党，反而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断接受审查，1955年从军队转业。
对洛汀的情况，周赤萍肯定清楚，但他充分信任洛汀，否则不可能将协助著书的工作始终交给他。洛汀也对获得的这份信任十分感激。
洛汀起草书稿主要在家中完成，周赤萍根据在构思时拟定的提纲，定期向他口述内容等。洛汀每写出一两章，即由周赤萍秘书取走交由周赤萍审阅，一旦提出意见，马上修改。
由于材料充分，进展比较快。为了核对事实和采集到更加鲜活的材料，周赤萍安排洛汀前往湖南访问。周赤萍是湘西的老首长，有他的安排，洛汀的访问也相当顺利，获得了大量史料。因此，前后写作了约一年时间，全书初稿就完成了。
周赤萍认真批阅、修改，或加以核对，书中出现人名均为真实人物。书中集中叙述了湘西剿匪战斗中的故事和涌现的战斗英雄。全书于1962年7月定稿，周赤萍将书名确定为《擒魔记》，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11月公开发行，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此后，有过许多文章介绍湘西剿匪，也出版过不少专著，但没有一位作者像周赤萍那样，是当年这场剿匪战争的高级指挥者。周赤萍的著作具有唯一性，而且成书最早。
周赤萍的《擒魔记》也有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尽管作者身为大规模剿匪战争的指挥者，但是对湘西剿匪作战的决策和指挥，却缺少全局层面的描述。他将描写的重点放在一个个战斗进程的细部，着重描写在剿匪作战中涌现的战斗英雄，而对于高层级指挥人员的活动，除对本人活动有一些回忆之外，缺乏介绍。
另一个明显不足是对湘西剿匪中的重大经验教训未作总结。任何一个历史过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不可能完美，总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湘西剿匪在大部分时段，进行得比较谨慎，计划周密，得到人民衷心拥护。但在后期与大规模“镇反”运动相交融，则有调查不足，操之过急之处。对这个问题，事隔60年后的历史研究者是有叙述的。
周赤萍《擒魔记》中出现这样的不足和缺点，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和局限，而且随着作者本人最终离开历史舞台，已经无法弥补了。
后记：周赤萍征战一生，历经大小战斗无数，但是湘西剿匪给他的戎马生涯印下深深印记。建国10年后，他开始酝酿并写作湘西剿匪回忆录《擒魔记》，于1962年出版，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该书也是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湘西剿匪的著作。由于时间距离近，作者又是湘西剿匪的最高指挥员之一，作品自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改革开放年代里，以《擒魔记》为重要蓝本，摄制了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拥有众多观众。
周赤萍晚年受九一三事件影响，受降职处分，退出现役，保留党籍。《乌龙山剿匪记》播出过程中，没有提到周赤萍的名字。
湘西剿匪已成历史，周赤萍亦已辞世，记述这位将军与湘西剿匪和写作《擒魔记》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对湘西剿匪进程和历史人物命运的了解。
史称湘西匪患起自明朝初年，延绵600年，止于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进剿。周赤萍身为四十七军政委兼湘西区党委书记，是主持剿匪事务的最高指挥员之一（另一位是军长曹里怀），写作时间距事情发生为时较近，刚满10年。《擒魔记》由此成为记录和研究湘西剿匪的必读历史著作。这部书是怎么撰写出来的呢？
第四十七军湘西剿匪
周赤萍是江西宜春人，1914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逐步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解放战争大决战的辽沈战役中，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委周赤萍指挥黑山阻击战，挡住10余万人的国民党廖耀湘集团，使东北野战军实现了战役包围，将敌全歼。解放东北后，周赤萍任第四十七军政委，于1949年9月进驻湖南常德。
10月25日，四野首长林彪、罗荣桓电令四十七军：“进驻湘西，经营好湘西，首先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为人民除害。”“决定你军兼湘西军区，军的下属部队兼分区，并根据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成立湘西区党委。”10月27日起，第四十七军兼湘西军区，军长曹里怀兼任司令员。同时，成立湘西区党委，政委周赤萍兼任湘西区党委书记。二人共同担负领导湘西剿匪和新政府建设的任务。
湘西剿匪主要战事历时一年多。第四十七军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围歼战法，反复清剿，至1950年12月，共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7.98万余支，为湘西350万人民消除了数百年匪患，人民安居乐业，新生政权亦得到巩固。由于及时剿灭土匪，拥有5.6万兵力的第四十七军腾出手来，于1951年奔赴朝鲜作战。
周赤萍于1951年初春调任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兼志愿军空军政委，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激战长天的两年多时光。正是朝鲜的空中征战，使周赤萍产生了提高文化水平的强烈愿望。
努力学习打好文化基础
周赤萍出生在江西宜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上过3年私塾。参加革命以后他刻苦读书，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长期政治工作的经历亦使他长于言表。担任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空军政委，让他直接体验了现代化战争方式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文化知识太不足了。1953年朝鲜停战后，39岁的周赤萍担任了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他下决心补习数理化知识。
沈空司令部为周赤萍调来两位有文化的干部臧文士和蒋公亮，教授他数理化课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周赤萍用4年时间完成了高中数理化课程的学习。1957年10月，已转任沈阳空军司令员的周赤萍又提出，要学习语文，请沈空政治部调配一个语文教员。
沈空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推荐23岁的政治部干事李文辉当周赤萍的语文教员。沈空政治部宣传部长郭锋向李文辉布置任务，说：“周司令已经学完高中数理化课程，又提出学习语文，黄主任决定要你去。周司令很好学，有基础，你要教好，完成任务。”
李文辉即赶往辽宁兴城疗养院，向刚到那里休假的周赤萍报到。
李文辉是湖北黄冈人，求学于著名的黄冈中学。父亲原本做小生意谋生，抗战胜利后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生意大有起色，有条件聘请名师提高孩子学业，即请来前清秀才何佑铸做不定期的家庭教师。这位何老先生是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的首批留学生之一，文史修养很深，赴日本留学时又接触到现代文化知识，因此很有见识。寒暑假期间，他来李家授课，使得李文辉的古典文学底子也比较扎实。
1949年12月，未满16周岁的李文辉离开黄冈中学，到武汉考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方及半年，东北军区为了加强部队文化建设，从湖北革大选调3000人到东北部队，李文辉是其中之一。
这批学员到沈阳后，有大专学历者分配去了齐齐哈尔“二七”步校，李文辉等大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分到了辽东军区。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秋天，辽东军区机关成建制地组建成沈阳空军领导机关，李文辉被分配到沈空政治部宣传部。当时，从北京分来一批干部参加抗美援朝，有10多人进入沈空政治部机关。其中有一位青年女教师芦荻很有才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扎实的功底，李文辉时常向她请教，水平也获得了提高。芦荻在朝鲜停战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毛泽东晚年时，芦荻曾为他诵读古文作品。
在兴城，李文辉站到周赤萍司令员面前时有点紧张，但司令员的平和态度使他放下心来。周赤萍对他说：“我已经学完了高中数理化课程，现在的重点是学习古典文学课程。我小时候读书少，古文不太好，需要教师指点。过去，我只读过一些古典小说名著，尤其是喜欢《三国演义》。”
说到这里，周赤萍大段背诵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篇章，一气呵成且颇有声势，听得李文辉暗暗称奇，感到自己对《三国演义》还不如司令员熟悉。
李文辉很快发现，周司令对一些古典名篇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也是熟悉的，古典文学已有相当基础。
李文辉报到时带来了一些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课本，到任后，他发现不那么适用。好在当年的家庭教师何佑铸老先生讲授了许多《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与周赤萍的要求大致吻合。
这时，周赤萍接到通知，将在1958年春节后到北京红山口军事学院指挥系学习。他抓紧入学前离职休息的几个月时间，更加自觉地学习文化，对文史的爱好越加明显。在兴城的日子里，电影故事片《黑山阻击战》在当年的辽沈战场实地拍摄，编剧之一毛烽正是当年十纵的干部，周赤萍则是当年指挥黑山阻击战的纵队政委。借此机缘，周赤萍亲自到拍摄现场观看，导演和演员都非常尊重周赤萍的意见。特别是在影片中饰演纵队政委的演员，看到原型“真身”来现场，知道加深体验的绝好机会来了，陪同周赤萍进进出出，两人进行了多次交谈。 来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让周赤萍想起了征战东北的许多往事，突然激发了他动笔写作的情怀。当晚，他就在摄制组的简易住房里铺开纸笔，写下了山东抗日回忆录《被围十八天》的片段。
怀念战争岁月 激发写作热情
1957年底，周赤萍带着李文辉住进北京西单堂子胡同的华北军区招待所，后转入东单的空军招待所，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入学。李文辉继续为他讲授古文和古典诗词。这时，李文辉知道芦荻转业回京，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教师，曾找过她几回，商量怎么对周赤萍进行古典文学辅导，并向她借阅一些古典文学读本。此时，周赤萍已可以背诵几十篇《古文观止》中的古文，对古典诗词也下了很大功夫，并认真钻研，甚至已开始练习写古体诗。
1958年春节过后，周赤萍到军事学院报到。这时他听接待人员说，因为新学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教授预定学习课程有困难，校方计划先用半年时间补习中学数理化，再开始正式上课。
周赤萍即向校方反映说，我已经学完了高中数理化，不用重复了，不如由我安排自学。院领导很快了解到，周赤萍确已具有高中毕业的数理化水平，同意他不跟班上课。周赤萍回到空军招待所，由李文辉继续帮助学习古典文学。
学习了几个月后，1958年5月至7月间，周赤萍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有些人在会场贴出一些“大字报”表达意见。周赤萍有所思考，口授一文，由来到北京的蒋公亮和李文辉记录、整理。周赤萍定稿后，李文辉拟写了标题，叫做《为虎添翼》，再由书法较好的蒋公亮抄成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
大字报主要意思是，要在现代化条件下建设高技术兵种。这是周赤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的切身体会。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陆军，陆军有丰富的战役和战斗经验，而且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检验，证明我们的陆军是强大的。然而，朝鲜战场经验也说明，今后的军队建设应该把目光看得远一些，要大力发展军事科学，建设高技术兵种，更进一步地发展空军和海军，同时要大力发展核武器。”
没有想到，周赤萍的大字报受到众多老战友的批评。有人说话很尖刻，说：“就算是你当了空军，对陆军就这样忘本？”这些批评使周赤萍难以招架，生了一肚子气，索性提出，他不在军队干了，要转业到地方搞建设。
地方工作也需要像周赤萍这样有文化的高级领导人，他的要求得到批准，即于1958年10月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李文辉也一同转业，到云南工作。
来到云南，周赤萍感到很舒心，工作十分投入。他的写作热情也被彩云之南的绮丽风光激发了。他对战争岁月分外怀念，经过一番思索，决定撰写长篇战争回忆录，描写第四十七军的湘西剿匪之战。
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述，周赤萍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写作班子起草书稿，最后由自己改定。
周赤萍最初的想法，还是由李文辉执笔起草初稿。但这时李文辉已经到云南省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创造》杂志当编辑，而且当时下乡当工作队员去了。周赤萍向云南省文联提出，请他们物色两人来帮助写作。
省文联领导非常重视，很快派出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边疆文艺》的两个编辑洛汀和彭允怀前来协助。
《擒魔记》的编撰和出版
要完成湘西剿匪回忆录，周赤萍心里有底。他是一个做事细致，留心保存档案资料的人，又长年坚持写日记。他本人是湘西剿匪的最高指挥员之一，各种汇报、文件、资料都要向他汇总，对湘西剿匪的决策、实施过程都了然于胸。他向两位协作者讲述了自己的总体构思，提供了大量档案性文件，还提供了自己的日记。
写作于1960年夏天开始。
周赤萍对这部作品的行文有整体构想，而且明确要以章回体方式叙述。这可能与他非常爱读《三国演艺》《水浒传》有关系。两位协助者中的洛汀更熟悉这种写法，因此不久后彭允怀离去，留下洛汀一人协助周赤萍起草书稿。
洛汀，原名陆伯勋，浙江湖州人。洛汀是一个老革命，早在1938年就参加了浙西抗日游击队，编辑宣传抗战的刊物。日军进入浙江后，他辗转进入江西赣州等地，从事抗日文艺活动和新闻采访，由此认识了当时曾经担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的蒋经国的秘书，彼此有交往。如此一来，便有一封检举洛汀与蒋经国有关系的信件放进了洛汀的档案。尽管抗战以来他始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工作，1949年参军成为新华社记者进入云南，却始终没能入党，反而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断接受审查，1955年从军队转业。
对洛汀的情况，周赤萍肯定清楚，但他充分信任洛汀，否则不可能将协助著书的工作始终交给他。洛汀也对获得的这份信任十分感激。
洛汀起草书稿主要在家中完成，周赤萍根据在构思时拟定的提纲，定期向他口述内容等。洛汀每写出一两章，即由周赤萍秘书取走交由周赤萍审阅，一旦提出意见，马上修改。
由于材料充分，进展比较快。为了核对事实和采集到更加鲜活的材料，周赤萍安排洛汀前往湖南访问。周赤萍是湘西的老首长，有他的安排，洛汀的访问也相当顺利，获得了大量史料。因此，前后写作了约一年时间，全书初稿就完成了。
周赤萍认真批阅、修改，或加以核对，书中出现人名均为真实人物。书中集中叙述了湘西剿匪战斗中的故事和涌现的战斗英雄。全书于1962年7月定稿，周赤萍将书名确定为《擒魔记》，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11月公开发行，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此后，有过许多文章介绍湘西剿匪，也出版过不少专著，但没有一位作者像周赤萍那样，是当年这场剿匪战争的高级指挥者。周赤萍的著作具有唯一性，而且成书最早。
周赤萍的《擒魔记》也有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尽管作者身为大规模剿匪战争的指挥者，但是对湘西剿匪作战的决策和指挥，却缺少全局层面的描述。他将描写的重点放在一个个战斗进程的细部，着重描写在剿匪作战中涌现的战斗英雄，而对于高层级指挥人员的活动，除对本人活动有一些回忆之外，缺乏介绍。
另一个明显不足是对湘西剿匪中的重大经验教训未作总结。任何一个历史过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不可能完美，总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湘西剿匪在大部分时段，进行得比较谨慎，计划周密，得到人民衷心拥护。但在后期与大规模“镇反”运动相交融，则有调查不足，操之过急之处。对这个问题，事隔60年后的历史研究者是有叙述的。
周赤萍《擒魔记》中出现这样的不足和缺点，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和局限，而且随着作者本人最终离开历史舞台，已经无法弥补了。
后记：周赤萍征战一生，历经大小战斗无数，但是湘西剿匪给他的戎马生涯印下深深印记。建国10年后，他开始酝酿并写作湘西剿匪回忆录《擒魔记》，于1962年出版，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该书也是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湘西剿匪的著作。由于时间距离近，作者又是湘西剿匪的最高指挥员之一，作品自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改革开放年代里，以《擒魔记》为重要蓝本，摄制了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拥有众多观众。
周赤萍晚年受九一三事件影响，受降职处分，退出现役，保留党籍。《乌龙山剿匪记》播出过程中，没有提到周赤萍的名字。
湘西剿匪已成历史，周赤萍亦已辞世，记述这位将军与湘西剿匪和写作《擒魔记》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对湘西剿匪进程和历史人物命运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