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速度快、危害性大、难以应对的特点，所以必须采取非常规方法来处理。此时，领导的现场处置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对领导在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赋予领导以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在场“特权”。关于在场“特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法律没有规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领导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精神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履行其法定职能来处理突发事件的权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突发事件显高发状态，所以对于亲临突发事件现场的领导来说，“特权”的正当运用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领导者的关注。
　　首先，“特权”的运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这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可见，只有为公众谋福利的权力运用，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特权”。这种“特权”的运用，是权责统一的体现，它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必须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特权”如有其它含义的运用，纵使我们有千万个理由，都将代表着权力的腐败，非正义的行为。突发事件的处理，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进而保护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显而易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最终的依归。任何“特权”都必须以公共利益而非有限的特殊利益（包括集团和个人）作为基础，必须以是否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标准来衡量突发事件处理正当性的唯一依据。用卢梭的话来讲，“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其次，保障公民的生命权是实施“特权”的优先选择。许多突发事件的处理都是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特权”的运用上，保障人的生命权必须处于首要和紧急的地位。第一，因为生命是一个人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人的任何其他权利均须附有生命才能存在，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一个人生命权的消失，其所拥有的其它一切权利或利益将随之而消失，所以生命权的损害是无法准确计量的，生命权价值的不可评估性是其重要的特征，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逻辑上不证自明。第二，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任何一种将人作为手段的企图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一种康德式的道德律—“绝对命令”，不能为处理事件而不择手段，生命权无条件的终极“目的”其价值地位之优越性不言而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宣称生命权是“每一个人固有的人权”、为“最高权利”，即便“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的时候”，生命权也属不得加以克减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但是，人的生命权一旦消失，后续的国家和社会所给予的损失和应得的救济都将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第三，人的生命价值不存在质的差别和量的比较。从质上来看，不能利用“特权”为保全自身生命权而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即便在紧急状态下也不例外。这种行为不具备免责效力，也不合乎法律要求。从量上来看，不能说为了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少数人负有牺牲生命的义务。即不得根据现场人生命的数量进行权衡。即便当数人共同陷入生命危险中，客观上已无法确保全体的共同生存，而任何一位或数位的牺牲都可能导致其他人的存活。此时，也无理性的标准确定危险共同体中的某人存在牺牲的义务。
　　第三，“特权”的运用应遵循比例的原则。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特权”的运用尽管有“特”的一面，仍是一种权力的实施，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比例原则就是对其限制的方法之一。比例原则即指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特权”手段的实施与达到的目的之间应保持某种适当比例，或称客观的对称性，否则会产生合法而不合理的结果。如在处理某种突发事件时，有可能对他人的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保持二者的适度比例。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也指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比例原则是处理突发事件时领导“特权”运用的一个重要法则。在现有的条件下，它是在突发事件中对公共利益和公民私权最大限度的保护，以防止“特权”的滥用。如果在现场处置中一项最不经济和效率低下的措施得以实施，并能“成功”化解冲突，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项“好的”或“善的”措施。
　　作者简介
　　尚水利，男，汉族，1967年生，河南辉县人，国际关系学院公管系副教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