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阅读，许知远说，如今图书市场和读者的注意力“都给了垃圾书”，可见“这是一个坏品位的时代”（见2月19日《阅读周刊》）。他这话说得很痛心，却是真话，是合乎事实的真话。
　　垃圾书之所以被视为垃圾，原因之一便是少有真话，多有假话或过头话，这在纪实、自述和传记一类作品中尤其是不可忍受的缺点。有的作者名位既崇，已经没有歪曲事实讲违心话的必要，也许是受定势思维支持，习惯了照本宣科，按统一口径说事的缘故吧，写出来的东西亦每每不顾事实，悖于常理，实在可叹。我阅读时，遇见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为了逢迎说过头话的，便只能弃而不顾，也就是视之为垃圾了。
　　亦有虽不能称为垃圾，却也令人看了觉得不合事实的，如3月31日《文汇报·笔会》摘刊的杨振宁著《曙光集》，记述了1962年杨的父亲去日内瓦劝杨回国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就说得过了头，使我无法看下去。
　　杨氏父子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因为爱国，父亲才不远万里去找儿子，给他写“每饭不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宏疑当作隆）”（引号内均系原文，下同），悬诸座右；因为爱国，儿子才在今天来出书，复述父亲的话，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但他父子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家之可贵重，正在其比常人更富有科学的精神，更尊重事实，更不该说不顾事实的过头话。
　　杨氏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说“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当然都是事实；他们“灵魂深处的愿望”是“有生应感国恩宏”，也当然是事实。但说什么“从前不会做一根针”，说什么“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过头话，近乎大赞“文革”了。
　　杨氏所谓“从前”，是指“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之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如果“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几千年来缝衣裳打鞋底的针难道都是从芝加哥、普林斯顿进口的么？事实上，《礼记·内则》中便有“纫针请缝”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即公元前589年，鲁国为了向楚国请盟（求和），送给楚国数百名工匠，其中便有“执针”（缝纫女工）百人，这么多针更非舶来。我也是生于“从前”的人，抗战前所见机制钢针，也都是汉口或长沙本地的产品，怎能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呢？
　　至于水旱天灾，本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避免的事，去年欧洲大雪，美国暴风，还有海啸地震，也造成了巨大损失。“从前”中国因灾死人，史书上倒是秉笔直书的，统计数字早就有了。古时人口基数少，如果“动辄死去几百万人”，汉族怎能蕃息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族群，怎能留下那么多人一下子“站起来”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氏说因灾死人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了”时，正是难忘的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虽未明文公布，不敢随便乱说，即使没有超过几百万，无论如何总不会“完全没有”吧。
　　这些过头话当然是杨老先生“原创”，杨老太太亦曾叫他“不要专讲这些”，并以自己摸黑起床买豆腐仅得两块不完整的为例，说是如今“有什么好”。但杨先生写书时的看法，仍是父母“二位的话都有道理”，对于父亲的过头话，至今仍未表示丝毫不认同。
　　杨氏父子“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拳拳之心，无人能够怀疑。他们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自不忘随时随地为“今天”讲好话。但即使是好心讲好话，亦需尊重事实，不悖常理，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才能得到大众的尊重，写出来的书也才有好一点的品位，不致为许君所笑，企予望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