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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李浩有着相当的理论自信。就像胡学文兄评价：李浩有个特别强的强项，就是能把任何问题迅速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接受土路兄邀请，在谈自己的文学标准之前，我认真阅读了第一期李浩的《确立以及重申》。尽管他引用了很多名人名言壮胆，但其实，这似乎并无必要，因为他的写作向来就是与无限的少数共鸣的。接下来我要谈的，可能接近更少数，也可能只是我一个人的，算不上标准，只能说好恶。
爱以及可能的爱
情人节那天，去看了《爱乐之城》。剧终良久，坐在影院的黑暗里，感伤依旧。影片的主线是爱情和梦想，覆盖于其上的是巨大而坚硬的现实。最后的感伤，并不是因为爱情不完满，而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始终是孤独的。
说回写作，木心说，艺术家都是分散的基督；李浩喜欢引用奥尼尔的说法，不与上帝发生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福楼拜认为，上帝在细节里；昆德拉则说，小说的艺术是作为上帝笑声的回声而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些观点，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上帝的视角。作为世俗生活及人类社会的对应物，上帝与文学艺术似乎有着天然的契约关系。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种说法，当米娅和小塞随着音乐在星空漫舞，当影片结尾塞巴斯汀再次演奏《繁星之城》时，我们都知道，那一刻，上帝与爱同在，只不过借助了音乐这座有声有形的桥梁。
生活并不是超验的戏剧，世界也不是晶莹剔透的艺术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文学是一种隐藏，也是一种发现。如纳博科夫所言：“世界是真实的，却不是一般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大喝一声，开始！霎时，整个世界开始发光、融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纳博科夫的核心题旨在于作家是创造者，如同米兰·昆德拉强调的“作为存在的开掘者”。
和土路兄聊天说起，想写一篇文章，从他和李云雷、鬼金三个人的摄影看“70后”作家的艺术观。三个人都是诗人，热爱文字；也都颇具摄影大师气象，无限热爱镜头。有趣的是，无论是文字里的日常生活，还是镜头里的寻常景物，三个人的风格，真是殊为不同。云雷是生活的漫游者。他的文字和照片温暖宁静，情感基调是顾念珍惜。他信赖身处的世界，在世界之中漫游，心底和目光都饱含爱意。鬼金是灵魂的梦游者。他的文字、照片和绘画分裂焦灼，主色调是压抑疼痛。他怀疑全部的生活，在肉体和灵魂两个世界挣扎较量。土路是诗意的云游者。他的文字和照片慈悲灵动，富有禅静诗意。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平行世界，对俗世缺少执念，但仍旧愿意去爱去付出。
作为同一代人，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大家都在想什么，都愿意用文字表达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试图去塑造个人的时代感。尽管有的写作者更喜欢过去，在回溯型写作里，有一种更温和的审美理想或者文化理念。当然，超越式写作，可以移植很多方式实现审美置换，宗教、自然和哲学都是很容易借用的领域。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经由生活经验、情感体验、智性思考来参与写作者的创造，而这其中有一种不能被剥夺的选择，即爱及可能的爱。
在这里，想和大家聊聊云雷和鬼金近期的两篇小说。
前段时间，读了《乡村医生》，云雷的文字一如既往，温暖而真诚。就像那些有些灰暗的生活碎片，在他的镜头里，联结成一幅完整的水墨，如同一个完整的世界。常有评论家批评作家提纯生活。在云雷笔下，那些浓淡相宜的乡村生活和底层人物，也不是没有生死离别，也不是波平如镜，只是他写得心平气和，娓娓道来。与其说提纯，不如说是他内心的温暖照亮了他眼中的世界。《乡村医生》仍旧是散文笔法，类似乡间人物散记。小说把普通人那些生活的艰辛藏在字里行间，爱给了这些文字恒久的光亮和人世的信賴。在和云雷聊天时我说起：“每读你的小说，常想起祥夫君的文字，都是对生活饱含善意，他多了人世通达，你始终有种纯真。虽然世事无奈，也难免沧桑，怀旧里更多珍视和期许，那些所谓疏离和乡愁反倒无所谓了。”
鬼金《一场小而温暖的死》（见《南方文学》2017年第一期）也是普通人的生活，风格要凛冽峻急得多。在“四季评”中，我写了下面这段文字：生命里总有那样的瞬间，无论周围多么浮华热闹，我们还是会真切地感受到，活着，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我们不得不直面生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想扭过头去，对生活强加给我们的这一切不屑一顾或无动于衷。身体的欢欣不能缓解灵魂的痛苦，灵魂的舞蹈也无法去除身体的镣铐。这个世界如此残缺，残缺到了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们活在此岸的恐惧和彼岸的幻境之中。孤独绝望的冰面之下，是否隐藏着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春天，没有人知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一定能够战胜黑暗的绝望。枯萎的欲望里慢慢蔓延出来的那一丝微弱的光，是一个寓言。鬼金在小说里反复写到疾病，死亡，衰老，疼痛；写到黑暗，绝望，暴力，恐惧；写到灵魂和性爱。回到母体，沉入河流，异曲同工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情感困扰，逃避，缺乏安全感。塑料的玩偶，缺失的眼睛，逃逸的大象，溺水的肉体，囚禁的灵魂，都是自我的隐喻。公园里遗失的《局外人》，暴怒的出租车司机，则代表被生活之镜映照出的现实两面，冷漠和疯狂。
小说的意义隐含在细节里，生命同样如此，如果文字、影像、呼吸、心跳，不能够成为一种召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去写作？为什么要去拍摄？列举这两篇小说，并不是想例证什么标准，而是好奇两个人这种巨大的差异性的由来。就如同当他们的镜头对准同一棵树，咔嚓一声快门，两个人为我们呈现的世界完全不同，而正是这二者之间感觉的巨大差异，是艺术带给我们的神秘的诱惑和召唤。
沉默以及可以打破的沉默
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影片，影片中的沉默有多重含义。鲁迅当年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就个人而言，写作，其实是对沉默的打破。大约所有写作者都曾经自问过无数个为什么。抵御时间的荒芜，抗拒孤独的吞噬，自救或者救赎，是近乎于哲学或者宗教式的表达；喜欢汉字的排列组合，迷恋结构的错综复杂，沉醉于文字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是更本源于文学的表述；当然，也不乏因为拒绝与现实苟合，对抗谎言、伪装和遗忘的使命感而奋笔疾书。无论何者，写作，都是把沉默的世界带到能够标示出刻度的意义空间，换句话说，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原则或尺度。 从内心的信仰到外化的理性，文学具有已知的世界、寻找的过程和未知的世界三位一体的本质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牢不可破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答案。命运自身沉默如迷，普鲁斯特的诗意再现，塔可夫斯基的光影变幻，荒木经惟的离经叛道，莫迪利亚尼的色彩线条，表达的都是不甘沉默又拒绝合唱的态度。
那么，就像影片《沉默》所引发的思考，在备受摧残和迫害的年代，面对上帝并不在场的信仰，内心沉默的坚持，是否还有意义？还是说，如萨特所说，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乔治·奥威尔则给出了一个悖论：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村上春树认为：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更是广为人知。
有时候好多人围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聊天，自己从偶尔的三言两语，到慢慢沉默下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分歧，忽然就沉默了，这种情形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叔本华认为，在人群中保持适度的孤独，更接近理性的生活态度。写作者在喧哗的时代声浪中，同样应该保持适度的疏离，沿着独立的思想轨迹，去观察和追问，才有可能保持理性的写作态度和基本的良知。索尔·贝娄在谈到小说家的职责时说：“艺术家必须为生活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因为这二者已受到机械化和官僚化的威胁。这并不是意在劝告小说家赶快冲进政治领域里去。但是在开始的这个阶段，小说家必须开始发挥自己那长期得不到使用的聪明才智。如果他要拒绝政治，那就必须懂得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东西。他必须开始思考，而且不只是要思考自己那狭隘的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浓重的沉默，弥漫在机械化的生活流里，写作，是对这种生活的反抗，也是对沉默的打破。
说说李浩最新短篇小说《匮乏的生活》吧。也是写在“四季评”中的一小段文字：看过鬼金的《一场小而温暖的死》，再读到《匮乏的生活》，就觉得很有趣。是加缪《局外人》对这一代作家影响深远，还是说我们都处于生活外部，找不到进入的门？这种置身其外，是主动选择，还是被世界的离心力甩出了生活的常轨？因为热情匮乏，所以无法与生活彼此相容；还是因为活在超现实里，令自己面对的现实生活看起来更加匮乏？我们与这个世界并不容易做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是太多时候不得不与生活沆瀣一气或貌合神离，这一点，才是最令人颓唐和灰心的。李文敏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心理崩溃，也没有因为重回自由而欢欣鼓舞，生命的无聊感淹没了那些看起来挺重要的人生变故。妻子和家庭，同学和友情，同事和工作，都无所谓获得或失去，一切有形的支点虚化之后，内在的自我并没有因此被强调和释放出来。小说在这里提供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思考。当自我驱逐出生活的领地，孤独的精神背景上，还有逃逸两个字。没有诗歌，没有激情，平静地活着，游戏，电影，都不是解药，唯有时间包容了一切。在这样的状态里，逃逸是对热闹的世俗生活的一种反讽，是对表演式的人生的一种拒绝。赵晓玉（和妻子赵晓渝显然是一种互文）的欲言又止，肖瑛的突然死亡，都对李文敏没有触动，这个生活的失败者，在他和肖瑛乏味的聊天中，在他和晓玉尴尬地面对时，在他和自我干涸的对话里，隐藏着太多生活的烙印和曾经的过往。但小说中没有任何忧郁的影子，李文敏内心的这种淡漠来得相当的明快，与周遭面目模糊的门窗、行人、霧霾，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对这个匮乏的世界，保持理性的距离感，不再相信所谓完美，无论对于社会理想还是个人生活，也许并不算是无可救药吧。
关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正义
蔡翔先生在《事关未来的正义——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一文中提到，“在我的感觉中，当代思想或者当代理论的深刻分歧，可能并不完全在于对社会现状的表面的感知、异议或批评上，相反，更多的冲突将来自历史领域。这一冲突也未必都因为知识层面的逻辑缠绕，甚至，无关个案的真实性”。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很多，多年前，与蔡翔老师交流过对革命和正义的理解。我们都很清楚，不仅仅是对历史认知的分歧，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清晰可见，包括对中国现状的表面的感知，其实也同样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立场。
去年春节，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言犹在耳；今年春节，厦门大学刘连泰教授的《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引发热议。唱衰中国，是否皆因文科博士太装，各种或赞同或反驳的文章，轮番在朋友圈刷屏。这一现象说明，对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乡村现状和社会发展路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群体的认识存在严重分裂，不唯现实中国如此，如何看待历史中国及未来中国，整个社会也早已经失去共识。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讲述中国故事？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看到武汉火车站杀人事件。心情非常压抑和复杂。这一暴力事件具有偶然性，不会每天发生，但是引发了很多讨论。之所以对公众有巨大的心理冲击，除了过程极端残忍，还有事件起因令人难以接受。一碗面，一块钱而已，转眼间，一条人命没有了。随后的各种深度剖析，我也翻看了几篇。无论是基于个案的多角度解读，还是社会整体问题的考量，都不能缓释我内心的郁结。回到蔡翔先生的文章，返回19世纪的起点也好，找到新的社会正义形态也好，这是学者审慎的研究理路。对于写作而言，无非还是最基本的三观问题。缺少正确的史观，所以写不好历史中国；缺少深刻的世界观，所以写不好现实中国；缺少正义的价值观，所以写不好未来中国。就这么简单。
文学有什么标准？是不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系，就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于我而言，真正的文学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写下的文字，打动了我。
爱以及可能的爱
情人节那天，去看了《爱乐之城》。剧终良久，坐在影院的黑暗里，感伤依旧。影片的主线是爱情和梦想，覆盖于其上的是巨大而坚硬的现实。最后的感伤，并不是因为爱情不完满，而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始终是孤独的。
说回写作，木心说，艺术家都是分散的基督；李浩喜欢引用奥尼尔的说法，不与上帝发生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福楼拜认为，上帝在细节里；昆德拉则说，小说的艺术是作为上帝笑声的回声而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些观点，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上帝的视角。作为世俗生活及人类社会的对应物，上帝与文学艺术似乎有着天然的契约关系。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种说法，当米娅和小塞随着音乐在星空漫舞，当影片结尾塞巴斯汀再次演奏《繁星之城》时，我们都知道，那一刻，上帝与爱同在，只不过借助了音乐这座有声有形的桥梁。
生活并不是超验的戏剧，世界也不是晶莹剔透的艺术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文学是一种隐藏，也是一种发现。如纳博科夫所言：“世界是真实的，却不是一般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大喝一声，开始！霎时，整个世界开始发光、融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纳博科夫的核心题旨在于作家是创造者，如同米兰·昆德拉强调的“作为存在的开掘者”。
和土路兄聊天说起，想写一篇文章，从他和李云雷、鬼金三个人的摄影看“70后”作家的艺术观。三个人都是诗人，热爱文字；也都颇具摄影大师气象，无限热爱镜头。有趣的是，无论是文字里的日常生活，还是镜头里的寻常景物，三个人的风格，真是殊为不同。云雷是生活的漫游者。他的文字和照片温暖宁静，情感基调是顾念珍惜。他信赖身处的世界，在世界之中漫游，心底和目光都饱含爱意。鬼金是灵魂的梦游者。他的文字、照片和绘画分裂焦灼，主色调是压抑疼痛。他怀疑全部的生活，在肉体和灵魂两个世界挣扎较量。土路是诗意的云游者。他的文字和照片慈悲灵动，富有禅静诗意。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平行世界，对俗世缺少执念，但仍旧愿意去爱去付出。
作为同一代人，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大家都在想什么，都愿意用文字表达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试图去塑造个人的时代感。尽管有的写作者更喜欢过去，在回溯型写作里，有一种更温和的审美理想或者文化理念。当然，超越式写作，可以移植很多方式实现审美置换，宗教、自然和哲学都是很容易借用的领域。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经由生活经验、情感体验、智性思考来参与写作者的创造，而这其中有一种不能被剥夺的选择，即爱及可能的爱。
在这里，想和大家聊聊云雷和鬼金近期的两篇小说。
前段时间，读了《乡村医生》，云雷的文字一如既往，温暖而真诚。就像那些有些灰暗的生活碎片，在他的镜头里，联结成一幅完整的水墨，如同一个完整的世界。常有评论家批评作家提纯生活。在云雷笔下，那些浓淡相宜的乡村生活和底层人物，也不是没有生死离别，也不是波平如镜，只是他写得心平气和，娓娓道来。与其说提纯，不如说是他内心的温暖照亮了他眼中的世界。《乡村医生》仍旧是散文笔法，类似乡间人物散记。小说把普通人那些生活的艰辛藏在字里行间，爱给了这些文字恒久的光亮和人世的信賴。在和云雷聊天时我说起：“每读你的小说，常想起祥夫君的文字，都是对生活饱含善意，他多了人世通达，你始终有种纯真。虽然世事无奈，也难免沧桑，怀旧里更多珍视和期许，那些所谓疏离和乡愁反倒无所谓了。”
鬼金《一场小而温暖的死》（见《南方文学》2017年第一期）也是普通人的生活，风格要凛冽峻急得多。在“四季评”中，我写了下面这段文字：生命里总有那样的瞬间，无论周围多么浮华热闹，我们还是会真切地感受到，活着，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我们不得不直面生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想扭过头去，对生活强加给我们的这一切不屑一顾或无动于衷。身体的欢欣不能缓解灵魂的痛苦，灵魂的舞蹈也无法去除身体的镣铐。这个世界如此残缺，残缺到了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们活在此岸的恐惧和彼岸的幻境之中。孤独绝望的冰面之下，是否隐藏着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春天，没有人知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一定能够战胜黑暗的绝望。枯萎的欲望里慢慢蔓延出来的那一丝微弱的光，是一个寓言。鬼金在小说里反复写到疾病，死亡，衰老，疼痛；写到黑暗，绝望，暴力，恐惧；写到灵魂和性爱。回到母体，沉入河流，异曲同工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情感困扰，逃避，缺乏安全感。塑料的玩偶，缺失的眼睛，逃逸的大象，溺水的肉体，囚禁的灵魂，都是自我的隐喻。公园里遗失的《局外人》，暴怒的出租车司机，则代表被生活之镜映照出的现实两面，冷漠和疯狂。
小说的意义隐含在细节里，生命同样如此，如果文字、影像、呼吸、心跳，不能够成为一种召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去写作？为什么要去拍摄？列举这两篇小说，并不是想例证什么标准，而是好奇两个人这种巨大的差异性的由来。就如同当他们的镜头对准同一棵树，咔嚓一声快门，两个人为我们呈现的世界完全不同，而正是这二者之间感觉的巨大差异，是艺术带给我们的神秘的诱惑和召唤。
沉默以及可以打破的沉默
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影片，影片中的沉默有多重含义。鲁迅当年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就个人而言，写作，其实是对沉默的打破。大约所有写作者都曾经自问过无数个为什么。抵御时间的荒芜，抗拒孤独的吞噬，自救或者救赎，是近乎于哲学或者宗教式的表达；喜欢汉字的排列组合，迷恋结构的错综复杂，沉醉于文字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是更本源于文学的表述；当然，也不乏因为拒绝与现实苟合，对抗谎言、伪装和遗忘的使命感而奋笔疾书。无论何者，写作，都是把沉默的世界带到能够标示出刻度的意义空间，换句话说，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原则或尺度。 从内心的信仰到外化的理性，文学具有已知的世界、寻找的过程和未知的世界三位一体的本质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牢不可破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答案。命运自身沉默如迷，普鲁斯特的诗意再现，塔可夫斯基的光影变幻，荒木经惟的离经叛道，莫迪利亚尼的色彩线条，表达的都是不甘沉默又拒绝合唱的态度。
那么，就像影片《沉默》所引发的思考，在备受摧残和迫害的年代，面对上帝并不在场的信仰，内心沉默的坚持，是否还有意义？还是说，如萨特所说，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乔治·奥威尔则给出了一个悖论：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村上春树认为：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更是广为人知。
有时候好多人围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聊天，自己从偶尔的三言两语，到慢慢沉默下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分歧，忽然就沉默了，这种情形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叔本华认为，在人群中保持适度的孤独，更接近理性的生活态度。写作者在喧哗的时代声浪中，同样应该保持适度的疏离，沿着独立的思想轨迹，去观察和追问，才有可能保持理性的写作态度和基本的良知。索尔·贝娄在谈到小说家的职责时说：“艺术家必须为生活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因为这二者已受到机械化和官僚化的威胁。这并不是意在劝告小说家赶快冲进政治领域里去。但是在开始的这个阶段，小说家必须开始发挥自己那长期得不到使用的聪明才智。如果他要拒绝政治，那就必须懂得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东西。他必须开始思考，而且不只是要思考自己那狭隘的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浓重的沉默，弥漫在机械化的生活流里，写作，是对这种生活的反抗，也是对沉默的打破。
说说李浩最新短篇小说《匮乏的生活》吧。也是写在“四季评”中的一小段文字：看过鬼金的《一场小而温暖的死》，再读到《匮乏的生活》，就觉得很有趣。是加缪《局外人》对这一代作家影响深远，还是说我们都处于生活外部，找不到进入的门？这种置身其外，是主动选择，还是被世界的离心力甩出了生活的常轨？因为热情匮乏，所以无法与生活彼此相容；还是因为活在超现实里，令自己面对的现实生活看起来更加匮乏？我们与这个世界并不容易做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是太多时候不得不与生活沆瀣一气或貌合神离，这一点，才是最令人颓唐和灰心的。李文敏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心理崩溃，也没有因为重回自由而欢欣鼓舞，生命的无聊感淹没了那些看起来挺重要的人生变故。妻子和家庭，同学和友情，同事和工作，都无所谓获得或失去，一切有形的支点虚化之后，内在的自我并没有因此被强调和释放出来。小说在这里提供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思考。当自我驱逐出生活的领地，孤独的精神背景上，还有逃逸两个字。没有诗歌，没有激情，平静地活着，游戏，电影，都不是解药，唯有时间包容了一切。在这样的状态里，逃逸是对热闹的世俗生活的一种反讽，是对表演式的人生的一种拒绝。赵晓玉（和妻子赵晓渝显然是一种互文）的欲言又止，肖瑛的突然死亡，都对李文敏没有触动，这个生活的失败者，在他和肖瑛乏味的聊天中，在他和晓玉尴尬地面对时，在他和自我干涸的对话里，隐藏着太多生活的烙印和曾经的过往。但小说中没有任何忧郁的影子，李文敏内心的这种淡漠来得相当的明快，与周遭面目模糊的门窗、行人、霧霾，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对这个匮乏的世界，保持理性的距离感，不再相信所谓完美，无论对于社会理想还是个人生活，也许并不算是无可救药吧。
关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正义
蔡翔先生在《事关未来的正义——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一文中提到，“在我的感觉中，当代思想或者当代理论的深刻分歧，可能并不完全在于对社会现状的表面的感知、异议或批评上，相反，更多的冲突将来自历史领域。这一冲突也未必都因为知识层面的逻辑缠绕，甚至，无关个案的真实性”。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很多，多年前，与蔡翔老师交流过对革命和正义的理解。我们都很清楚，不仅仅是对历史认知的分歧，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清晰可见，包括对中国现状的表面的感知，其实也同样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立场。
去年春节，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言犹在耳；今年春节，厦门大学刘连泰教授的《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引发热议。唱衰中国，是否皆因文科博士太装，各种或赞同或反驳的文章，轮番在朋友圈刷屏。这一现象说明，对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乡村现状和社会发展路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群体的认识存在严重分裂，不唯现实中国如此，如何看待历史中国及未来中国，整个社会也早已经失去共识。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讲述中国故事？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看到武汉火车站杀人事件。心情非常压抑和复杂。这一暴力事件具有偶然性，不会每天发生，但是引发了很多讨论。之所以对公众有巨大的心理冲击，除了过程极端残忍，还有事件起因令人难以接受。一碗面，一块钱而已，转眼间，一条人命没有了。随后的各种深度剖析，我也翻看了几篇。无论是基于个案的多角度解读，还是社会整体问题的考量，都不能缓释我内心的郁结。回到蔡翔先生的文章，返回19世纪的起点也好，找到新的社会正义形态也好，这是学者审慎的研究理路。对于写作而言，无非还是最基本的三观问题。缺少正确的史观，所以写不好历史中国；缺少深刻的世界观，所以写不好现实中国；缺少正义的价值观，所以写不好未来中国。就这么简单。
文学有什么标准？是不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系，就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于我而言，真正的文学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写下的文字，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