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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场舞扰民，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众健身的需求。
组织健走运动近十年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山鹰户外运动”创始人许贵林第一次有种被放在火上烤的感觉。连日来，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有媒体的采访请求，也有交警部门的询问，还有许多会员急切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够上路？我们想走路！”
一切都源于7月8日的那起交通事故。当天早晨5时22分许，山鹰户外运动的“涑河黎明健跑队”在涑河北街附近机动车道上健走的时候，遭到一辆出租车的冲撞，导致健跑队中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有20多支每天活跃在临沂市各条道路上的健走队被要求停止活动。
“我的压力太大了！”许贵林的担心在于几千人队伍的安置，“他们想健身，想徒步，他们能上哪里去？”同时，他还担心会有队伍不听指挥，偷偷上路，再出新的事故。
更多的压力源于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舆论。“他们不是暴走队，是敢死队吧？”“清晨太极张三丰，早上公交林黛玉，下午广场方世玉，晚上马路御林军，摸不得碰不得”。甚至有人将事件的背景上升到代际冲突的高度。
也有人质疑这些健走队的公益性，觉得许贵林肯定“大赚了一笔”。他不得不一遍遍地回答，“我们整个队伍就收了每人85元的T恤衫钱，这是批发价，出厂价是200多。我们就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次事故真的是个意外。”
尽管是当地暴走运动的发起者，许贵林却不能接受“暴走族”的称呼。“参与者根本就达不到、也接受不了暴走的强度。”他更愿意将协会的运动称为“健步队”。
真正的暴走运动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美国等发达国家，到 21世纪初流行于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目前，全世界约有7000万人参与这项运动。
据介绍，临沂的健步队共有41支，每支队伍多则三四百人，少的也接近百人，80%的参加者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你看看，我们哪里是媒体报道的老年人。”许贵林今年49岁。他很能理解健走人群的心态，“上有老，下有小，是整个生活的支柱，大家需要有好的身体才能支撑家庭，迫切需要最廉价、最方便的健身方式。”
事故发生后，许贵林通知所有在路上走的队伍全部停止活动，但仍有队伍按时集合，偷偷活动。临沂市交警支队只好派警察每天在道路上巡逻，发现暴走队伍即进行驱散。即使这样，许芳（化名）所在的第41队还是偷偷走了一次。
第41队是2017年6月刚刚成立的，队伍现有成员七八十人。许芳是队长，最初的时候她跟着从家门口经过的另一支队伍走，后来，周围小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许芳申请成立了新的分队。“健步走真的很好，我以前170斤，家庭遗传高血压、高血脂，现在都好了。”
许芳46岁，穿着一身健身衣裤，看起来活力十足。口号声响起，踏着动感音乐的节拍，队员们步伐一致地阔步行走，许芳觉得特别惬意。她喜欢这种集体行动的感觉，除了走路以外，队员们平时也在微信群里经常聊天，“谁家有什么困难，或者有孩子参加什么比赛需要拉票，只要在群里吆喝一声，都能得到热烈响应。我们每天都在传播正能量。”许芳肯定地说。
每天晚上7点40分，他们都会在小区附近的加油站集合，然后开始6公里的步行。路线是小区附近的陶然路，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小区周边没有健身设施，我们只能去路上走。”许芳说，为了保证安全，队伍会设置领队、压队，靠近马路一侧的队伍穿闪光服以达到警示车辆的作用。“这两天不走，我觉得浑身都很难受。”
陶然路通往火车站和飞机场，来往车辆很多。整个路线要穿过3个宽度在10米以上的红绿灯路口，往返就需要过6次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很遵守交通规则，也不会跟过往车辆发生矛盾。”
不过，当地的一名司机却不这么看。“暴走的人群走起路来怕掉队，一个挨着一个，有时候绿灯变成红灯了，他们也不会停，司机只好等待。他们占着非机动车道，那么自行车、电动车只能上机动车道，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许芳等人唯一能选择的道路，与陶然路垂直交叉的另一条马路虽然路面很宽阔，但每到傍晚，路兩边就被小吃摊占领，不具备走路的条件。
“我们平常都是走非机动车道，选择的马路基本都有50公里限速的要求，我们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许贵林解释说，“涑河黎明健跑队”目前还处于试跑阶段，所以还没有编号，他们之所以那天走上机动车道，是因为周边在修路，而且考虑到早上车不多，队员们觉得没有问题。
视频截图：出租车冲进了暴走团队。
事故发生以后，交警打来电话向他询问了各分队队长的联系方式，逐一进行约谈，告诫他们不要带着队伍在马路上走，并称已经在与附近学校协调，让健步队去操场走路。在当地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就相关情况联系了负责事故处理的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以及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方均未接受采访。
许贵林是户外登山爱好者，山鹰户外的健步运动是他于2010年创办的。 最早的时候，队伍只有三五个人，他们随身带着手掌大的音响设备，沿着滨河健步行走。“那时候真是暴走，速度快，一年在路上360天。”许贵林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多达两三百人。为了方便管理，许贵林将队伍分成两支，一支从路的东头往西走，另一支从西向东走，这就是山鹰户外徒步队的1队和2队。随着人数的增多，队伍的行进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因为要考虑更多人的身体素质和体能。“队伍越长，速度越慢。” 在许贵林的印象里，山鹰户外的迅速发展是在2015年。当时，队伍从5000余人一下增长到上万人，队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临沂各大社区。“觉得能健身，老队员就会带着亲戚、朋友、邻居加入进来。”
健步队人数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随着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工作环境的改变，人们的体力活动越来越少，打扫房间、洗衣服、洗碗之类的体力活儿现在越来越少了，私家车的普及也取代了骑车、走路等出行方式，由此带来了人们身体素质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缺乏体力活动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
临沂暴走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江苏徐州的暴走健身运动也兴起于2010年前后，于2014年人数暴涨，仅在当地的云龙湖周边地区每天就有上万人行走。在同一时期，河南郑州的很多地方也以小区为中心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暴走队伍，每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据《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统计，20 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是“健身走”和“跑步”，占所有健身项目的54.6% 和12.4%。与2007年相比，采用“健身走”和“广场舞”进行锻炼者增加最多，分别提高了12.8%和3.9%。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李叶林曾对郑州市暴走健身运动开展现状进行过调查，他发现，暴走运动人群主要集中在15～45岁年龄段。每周参与暴走运动 1次的有15.3%，2次的有37.6 %，3次的有29.4%;从锻炼者参加暴走运动的目的看，缓解压力占30.6%，强身健体占 23.5%。李叶林在论文中写道，“在信息时代，人们在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状态下，暴走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时尚运动，慢慢流行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的重要性。”
每支新队伍成立的时候，许贵林都去出席“授旗仪式”，将山鹰户外的大旗交给分队队长。每支分队还会根据队伍所在地的特征为自己命名，并制作一面分队的小旗，比如，滨河的健步队靠近书法广场，就叫做“书法徒步队”。
队伍能否获得授旗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看队伍是否有继续壮大的潜力，二是看路线是否安全。每次，许贵林都会进行路线考察。虽然有人提醒过他注意在道路上行走的安全，他并不觉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临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经营，“而我们不过是走走路而已”。在涑河北街的事故发生以后，他突然有了某种害怕，“明明做的是公益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看来，从广场舞扰民，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众健身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这与我国早先的城市规划有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小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集中建设。这批小区的特点是分布相对集中，住宅建筑容积率较高，居住人口密度大;在小区规划与建设之时，室外体育设施基本上没有被考慮进去。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发建设的居住小区中得到延续，不过当时的供需矛盾并不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才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时期，居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尽管《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对社区、小区体育设施用地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升值，很多开发者擅自改变体育用地的用途，减少体育设施用地，增加商业元素，以获取更加多的市场利润。“体育配套设施更多的是起到点缀、促销的作用。”黄顺江说。
广州市1998年至1999年建设的165个住宅区中，配套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的只占23.64%，有场地但是未达标的有31.5%。
2008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8个近郊区63.5%的街道办事处没有体育场地设施，其余 36.5%的街道办事处也只有乒乓球室、棋牌室、门球场等小型场地。
随着公共健身设施及大型体育场的建设，一线城市体育活动需求的紧张情况在2010年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这一矛盾随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更多地转移到像临沂这样规模的城市。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缺乏的背后，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2年，群众体育支出在体育事业经费中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64%，体育竞赛费用和体育训练费用支出是群众体育经费支出的2.62倍。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讲师占玲玲的研究领域是体育教学。在她看来，社区体育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不同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和综合利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有关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地方配套的政策法规不到位;此外，缺乏对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的责任主体监督与相应的处罚措施。
2011年，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苏艳对许贵林所在的临沂市兰山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随机选择30个小区进行调查后发现，人均只有约0.168平方米的体育场地，与国家要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3平方米的标准相差很远;另外，社区体育场地多为空地，各种体育设施较少。
傍晚时分，临沂街头人头攒动。一名因暴走队车祸事故而无法继续上路行走的居民说，“这些场地基本上被练习广场舞和太极拳的人占着，我们也不想跟他们抢这个地盘。”
组织健走运动近十年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山鹰户外运动”创始人许贵林第一次有种被放在火上烤的感觉。连日来，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有媒体的采访请求，也有交警部门的询问，还有许多会员急切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够上路？我们想走路！”
一切都源于7月8日的那起交通事故。当天早晨5时22分许，山鹰户外运动的“涑河黎明健跑队”在涑河北街附近机动车道上健走的时候，遭到一辆出租车的冲撞，导致健跑队中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有20多支每天活跃在临沂市各条道路上的健走队被要求停止活动。
“我的压力太大了！”许贵林的担心在于几千人队伍的安置，“他们想健身，想徒步，他们能上哪里去？”同时，他还担心会有队伍不听指挥，偷偷上路，再出新的事故。
更多的压力源于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舆论。“他们不是暴走队，是敢死队吧？”“清晨太极张三丰，早上公交林黛玉，下午广场方世玉，晚上马路御林军，摸不得碰不得”。甚至有人将事件的背景上升到代际冲突的高度。
也有人质疑这些健走队的公益性，觉得许贵林肯定“大赚了一笔”。他不得不一遍遍地回答，“我们整个队伍就收了每人85元的T恤衫钱，这是批发价，出厂价是200多。我们就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次事故真的是个意外。”
不是“暴走”而是“健步”
尽管是当地暴走运动的发起者，许贵林却不能接受“暴走族”的称呼。“参与者根本就达不到、也接受不了暴走的强度。”他更愿意将协会的运动称为“健步队”。
真正的暴走运动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美国等发达国家，到 21世纪初流行于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目前，全世界约有7000万人参与这项运动。
据介绍，临沂的健步队共有41支，每支队伍多则三四百人，少的也接近百人，80%的参加者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你看看，我们哪里是媒体报道的老年人。”许贵林今年49岁。他很能理解健走人群的心态，“上有老，下有小，是整个生活的支柱，大家需要有好的身体才能支撑家庭，迫切需要最廉价、最方便的健身方式。”
事故发生后，许贵林通知所有在路上走的队伍全部停止活动，但仍有队伍按时集合，偷偷活动。临沂市交警支队只好派警察每天在道路上巡逻，发现暴走队伍即进行驱散。即使这样，许芳（化名）所在的第41队还是偷偷走了一次。
第41队是2017年6月刚刚成立的，队伍现有成员七八十人。许芳是队长，最初的时候她跟着从家门口经过的另一支队伍走，后来，周围小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许芳申请成立了新的分队。“健步走真的很好，我以前170斤，家庭遗传高血压、高血脂，现在都好了。”
许芳46岁，穿着一身健身衣裤，看起来活力十足。口号声响起，踏着动感音乐的节拍，队员们步伐一致地阔步行走，许芳觉得特别惬意。她喜欢这种集体行动的感觉，除了走路以外，队员们平时也在微信群里经常聊天，“谁家有什么困难，或者有孩子参加什么比赛需要拉票，只要在群里吆喝一声，都能得到热烈响应。我们每天都在传播正能量。”许芳肯定地说。
每天晚上7点40分，他们都会在小区附近的加油站集合，然后开始6公里的步行。路线是小区附近的陶然路，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小区周边没有健身设施，我们只能去路上走。”许芳说，为了保证安全，队伍会设置领队、压队，靠近马路一侧的队伍穿闪光服以达到警示车辆的作用。“这两天不走，我觉得浑身都很难受。”
陶然路通往火车站和飞机场，来往车辆很多。整个路线要穿过3个宽度在10米以上的红绿灯路口，往返就需要过6次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很遵守交通规则，也不会跟过往车辆发生矛盾。”
不过，当地的一名司机却不这么看。“暴走的人群走起路来怕掉队，一个挨着一个，有时候绿灯变成红灯了，他们也不会停，司机只好等待。他们占着非机动车道，那么自行车、电动车只能上机动车道，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许芳等人唯一能选择的道路，与陶然路垂直交叉的另一条马路虽然路面很宽阔，但每到傍晚，路兩边就被小吃摊占领，不具备走路的条件。
“我们平常都是走非机动车道，选择的马路基本都有50公里限速的要求，我们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许贵林解释说，“涑河黎明健跑队”目前还处于试跑阶段，所以还没有编号，他们之所以那天走上机动车道，是因为周边在修路，而且考虑到早上车不多，队员们觉得没有问题。
事故发生以后，交警打来电话向他询问了各分队队长的联系方式，逐一进行约谈，告诫他们不要带着队伍在马路上走，并称已经在与附近学校协调，让健步队去操场走路。在当地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就相关情况联系了负责事故处理的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以及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方均未接受采访。
“万人暴走”成城市一景
许贵林是户外登山爱好者，山鹰户外的健步运动是他于2010年创办的。 最早的时候，队伍只有三五个人，他们随身带着手掌大的音响设备，沿着滨河健步行走。“那时候真是暴走，速度快，一年在路上360天。”许贵林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多达两三百人。为了方便管理，许贵林将队伍分成两支，一支从路的东头往西走，另一支从西向东走，这就是山鹰户外徒步队的1队和2队。随着人数的增多，队伍的行进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因为要考虑更多人的身体素质和体能。“队伍越长，速度越慢。” 在许贵林的印象里，山鹰户外的迅速发展是在2015年。当时，队伍从5000余人一下增长到上万人，队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临沂各大社区。“觉得能健身，老队员就会带着亲戚、朋友、邻居加入进来。”
健步队人数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随着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工作环境的改变，人们的体力活动越来越少，打扫房间、洗衣服、洗碗之类的体力活儿现在越来越少了，私家车的普及也取代了骑车、走路等出行方式，由此带来了人们身体素质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缺乏体力活动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
临沂暴走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江苏徐州的暴走健身运动也兴起于2010年前后，于2014年人数暴涨，仅在当地的云龙湖周边地区每天就有上万人行走。在同一时期，河南郑州的很多地方也以小区为中心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暴走队伍，每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据《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统计，20 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是“健身走”和“跑步”，占所有健身项目的54.6% 和12.4%。与2007年相比，采用“健身走”和“广场舞”进行锻炼者增加最多，分别提高了12.8%和3.9%。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李叶林曾对郑州市暴走健身运动开展现状进行过调查，他发现，暴走运动人群主要集中在15～45岁年龄段。每周参与暴走运动 1次的有15.3%，2次的有37.6 %，3次的有29.4%;从锻炼者参加暴走运动的目的看，缓解压力占30.6%，强身健体占 23.5%。李叶林在论文中写道，“在信息时代，人们在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状态下，暴走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时尚运动，慢慢流行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的重要性。”
他们为何“在路上”
每支新队伍成立的时候，许贵林都去出席“授旗仪式”，将山鹰户外的大旗交给分队队长。每支分队还会根据队伍所在地的特征为自己命名，并制作一面分队的小旗，比如，滨河的健步队靠近书法广场，就叫做“书法徒步队”。
队伍能否获得授旗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看队伍是否有继续壮大的潜力，二是看路线是否安全。每次，许贵林都会进行路线考察。虽然有人提醒过他注意在道路上行走的安全，他并不觉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临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经营，“而我们不过是走走路而已”。在涑河北街的事故发生以后，他突然有了某种害怕，“明明做的是公益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看来，从广场舞扰民，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众健身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这与我国早先的城市规划有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小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集中建设。这批小区的特点是分布相对集中，住宅建筑容积率较高，居住人口密度大;在小区规划与建设之时，室外体育设施基本上没有被考慮进去。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发建设的居住小区中得到延续，不过当时的供需矛盾并不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才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时期，居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尽管《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对社区、小区体育设施用地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升值，很多开发者擅自改变体育用地的用途，减少体育设施用地，增加商业元素，以获取更加多的市场利润。“体育配套设施更多的是起到点缀、促销的作用。”黄顺江说。
广州市1998年至1999年建设的165个住宅区中，配套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的只占23.64%，有场地但是未达标的有31.5%。
2008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8个近郊区63.5%的街道办事处没有体育场地设施，其余 36.5%的街道办事处也只有乒乓球室、棋牌室、门球场等小型场地。
随着公共健身设施及大型体育场的建设，一线城市体育活动需求的紧张情况在2010年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这一矛盾随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更多地转移到像临沂这样规模的城市。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缺乏的背后，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2年，群众体育支出在体育事业经费中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64%，体育竞赛费用和体育训练费用支出是群众体育经费支出的2.62倍。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讲师占玲玲的研究领域是体育教学。在她看来，社区体育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不同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和综合利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有关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地方配套的政策法规不到位;此外，缺乏对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套建设的责任主体监督与相应的处罚措施。
2011年，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苏艳对许贵林所在的临沂市兰山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随机选择30个小区进行调查后发现，人均只有约0.168平方米的体育场地，与国家要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3平方米的标准相差很远;另外，社区体育场地多为空地，各种体育设施较少。
傍晚时分，临沂街头人头攒动。一名因暴走队车祸事故而无法继续上路行走的居民说，“这些场地基本上被练习广场舞和太极拳的人占着，我们也不想跟他们抢这个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