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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寻求新知，寻求中国和个人的新生，他自己的生活却坎坷不顺。很多人痛惜他的怀才不遇，但严复独特的一生贡献给世人的，教训意义远大于启蒙意义。
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马江船政学堂毕业，派在“建威”帆船任练习生，这一年我国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下水，严复调到该舰练习，遍历国内及日本各重要口岸。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学，1879年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之教务长）。
严复的留英同学中，伊藤博文学成回国后得大重用，一举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胞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但他自己却仕途不顺。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有关。他的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严”。他意志消沉又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但是严复并沒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1919年他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他的私德不谨使得他无法面对社会的压力，他在安庆学堂受到攻击，后来教育部要他辞去北大校长时，“吸鸦片”即是其中的一条理由。
这样的严复不可避免地跟李鸿章疏远了。他在水师学堂后期的家书中屡屡抱怨：“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以至于悲叹“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曾纪泽说严复处世有“狂傲矜张之气”。为谋出路，严复曾寄望于科举，也曾与友人共同投资河南一煤矿，寻求经济富足，甚或萌生“舍北就南”，转投张之洞麾下的欲念。
这种偏激的个性担当了为同胞开智启蒙的大任，自然执于偏见而不自知。孙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因此回答了那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我们看英美革命、法国革命，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为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我们于此段历史公案可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执行家并不一致。
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也因他的激进而疏远他。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有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严复于 1921年去世。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谆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與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职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留学英国海军学校。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1889年任总教习，后升总办。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辛亥革命后，思想渐趋保守。今辑有《严复集》。
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马江船政学堂毕业，派在“建威”帆船任练习生，这一年我国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下水，严复调到该舰练习，遍历国内及日本各重要口岸。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学，1879年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之教务长）。
严复的留英同学中，伊藤博文学成回国后得大重用，一举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胞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但他自己却仕途不顺。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有关。他的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严”。他意志消沉又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但是严复并沒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1919年他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他的私德不谨使得他无法面对社会的压力，他在安庆学堂受到攻击，后来教育部要他辞去北大校长时，“吸鸦片”即是其中的一条理由。
这样的严复不可避免地跟李鸿章疏远了。他在水师学堂后期的家书中屡屡抱怨：“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以至于悲叹“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曾纪泽说严复处世有“狂傲矜张之气”。为谋出路，严复曾寄望于科举，也曾与友人共同投资河南一煤矿，寻求经济富足，甚或萌生“舍北就南”，转投张之洞麾下的欲念。
这种偏激的个性担当了为同胞开智启蒙的大任，自然执于偏见而不自知。孙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因此回答了那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我们看英美革命、法国革命，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为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我们于此段历史公案可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执行家并不一致。
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也因他的激进而疏远他。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有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严复于 1921年去世。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谆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與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职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留学英国海军学校。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1889年任总教习，后升总办。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辛亥革命后，思想渐趋保守。今辑有《严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