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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环境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分析在城镇化过程中探讨环境公平问题具有的特殊性，并系统论证政府必须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的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最后对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如何更好地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环境公平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程度将成为城镇化过程中能否促进环境公平的关键。
关键词：城镇化；环境公平；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03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环境问题便成为人类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却是脱离不了城镇化为背景的，或者说，城镇化使环境问题有了一些特定的内容，因此，探讨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就有了新的意义。
一、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探究
1.环境公平的含义与实质
环境公平问题，亦即可持续发展的公平问题。目前对环境公平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归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环境公平其内涵可以理解为：处在统一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各个群体从生态环境中获得的收益均等且承担主体一致，从生态环境破坏中承受的影响和承担的成本均等且承担主体一致，以及各个群体承担的环境治理责任与其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历史责任、现实责任、消费责任、责任能力相适应。环境公平问题的实质是由于经济利益不公平（社会各群体间经济利益的争夺导致的利益矛盾）而转化为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利益的不公平，其是社会经济不公平问题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延伸[1]。
2.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公平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当前处于推动城镇化过程中会出现不同利益主体，这些主体由于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具有各自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这些也导致其自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城镇化过程中处理好环境公平问题便有其特殊性，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公平地分配生态环境效益，如何公平地配置城乡环境使用容量，承担生态环境维护责任，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公平分为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两种主要类型，代内公平是代际公平的基础，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更多体现的是代内公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影响因素和环境风险在不同地域、人群间的分布情况，是关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公平。而城乡之间环境不公平则是体现了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公平问题的特殊性。
3.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环境不公平问题的表现
城乡之间的环境不公平，既体现了一种区域间的不公平，也体现了阶层之间的不公平。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存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了在生态环境领域也有明显的差距。首先，表现在城乡在承担环境污染影响的不公平。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城市产业升级换代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在企业转移的过程中，许多高污染产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不仅是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农村转移，也包括高消耗高污染生产设备的转移；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求城市环境的改善，而其往往是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其次，表现在城乡环境权利——责任之间地位上的不公平。随着一些城镇企业转移进入农村，农村居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有权利了解相关情况，有权利为自己和后代追求更好环境。但实际上，环境污染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由于城乡之间信息传达不对称，农村居民常常缺乏对环境的了解知情权，而农村居民往往又是分散的个体权利主张者，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相比城镇居民实际上是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导致农村居民参与环保的权利是缺失的，实现环境公平更是成为一种奢望。最后，是城乡环保投入的不公平。由于城乡财政体制存在的二元结构，使政府污染防治资金更多地投向工业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环境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缺失。由表1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总额基本上呈不断增加趋势，但投资主要仍然是对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对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农业环境污染的投资几乎微乎其微。
中国农村环保部门力量薄弱，与农村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不断加剧的现状不相匹配。相比城市，同样面临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城市有更多的治理资金，治理相对彻底深入，而农村的环境污染却得不到有效治理[1]。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这些环境不公平问题有所缓解，并且政府也开始注意对环境治理投资的政策逐渐向农村地区倾斜，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环境公平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也在变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一种静态上的公平。
二、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分析
1.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具有的独特性和历史性
中国当前主要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这样一来，工业排放污染就比较大，我们同样经历了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工业化阶段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但我国的城镇化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重要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城镇化遇到了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而城镇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必然增加能耗和碳排放的过程，中国到现在为止每年消耗的水泥是世界上所有水泥产量的40%，所有钢材的35%；每年要盖20亿平方米的房子才能满足需求，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这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2]。
另外，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应该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重点，城镇化本来的自然目的就是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特定现象，但生活质量的提高却是没有终点。在自然生活质量方面，如能源的清洁化、环境的治理和恢复程度、经济的低碳化，在社会生活质量方面，如社会的和谐、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社会风气的优良，同样不可能有终点[3]。虽然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上，但是城镇化作为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只要有政府合理引导，城镇化也能对环境公平有着促进作用。 2.市场主体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
环境公平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处理环境公平问题上自然也有市场和政府两大主体。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固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现象也说明了市场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推动城镇化更多注重市场的力量，而由于经济外部性的存在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不公平的问题，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出现全球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才开始真正关注环境公平问题，而此时这些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本国的城镇化，所以其对本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自然关注较少。而正如上所述，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有其自身特殊性，因此，对环境公平问题的探究既不能依靠市场，也无法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经验，必须从自身特点出发探寻政府促进环境公平的作用。
3.我国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实践证明
在美国许多环保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是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方案，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创新性技术革新能力可以带来清洁技术革命。然而，技术并不能直接解决环境问题，更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环境公平，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合理规范利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具有固有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外部效应，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又允许外部效应存在，从而刺激了企业制造破坏民众生活和环境的昂贵产品的欲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可以是快速非凡的经济增长，同样也可以包括对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快速反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承认社会主义中国在当前环保革命中的新能源领域——风能和太阳能——正引领潮流，因此只有大政府主导的激励措施，加上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绿色新政”路线，才能把我们从环境问题中解救出来[4]。
三、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发挥主导作用的政策思路
1.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经济公平
虽然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似乎二者是一定具有这样的关系。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却证明，单纯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对促进环境公平起完全正面的作用，甚至如果发展到差距过大带来更多的可能是实质上的环境不公平。从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一个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才是决定经济能否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环境公平的前提之一。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经济公平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经济公平是促进环境公平的根本方法也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方法。
鉴于城乡收入差距直接影响到城乡的环境公平，主要是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与污染产业转移，所以，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之间的经济公平，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消除环境公平问题的必要手段。在公共设施的投入方面、在环境治理公共投资等方面实现真正的城乡统筹。另外，对于农村居民应获得相应的转移支付补偿，促进其更多得在生态维护方面做出贡献，使农村居民获得足额补偿的前提下，提高他们的环境需求，提高他们对于环境影响的意愿补偿，也能够有效遏制城市对于农村的污染转移和污染产业转移。
2.政府需要充分把握新能源革命的机遇，促进城镇环保产业开发
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就在于当前我们处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之下，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方面因而有了更好的条件去实现。因此，把握住当前新能源革命的机遇，积极促进发展城镇新型环保产业是政府促进环境公平的直接有效方法。
新能源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推进和一般的经济活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恰当引导，只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想要实现突破将是很苦难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从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来看，发展生态文明促进环境公平，主要实施手段就是采取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能源革命，二者将是一种伴生关系。例如，在当前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中，准确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中合理投资发展光伏产业。根据测算，推行光伏建筑一体化之后，每年可减少1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仅此一项即可减排18%，可以有效防止城镇化走过去“先破坏，再修复”的老路，以此建立“零碳社区”的城镇化。这不仅能促进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环境公平，更是对世界环境公平的杰出贡献[5]。中国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大规模投入，将是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对促进环境公平的强有力的武器。
3.政府在促进城镇发展的多元化中促进环境公平
解决城乡环境公平问题，在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上也需要有新的变革。就需要把握利用好当前城镇发展的世界趋势和发展经验，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多元化，这也是政府在促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城镇“两型”社会的责任体现[6]。归结起来，就是在充分发展生态、智慧、与都市型城镇中积极促进环境公平。首先，发展生态城镇是实现城镇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有机结合，这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和企业自发选择，必须依靠政府主导力量。引导和发展好都市城郊等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与城市旅游业有机结合等都是生态城镇都是重要特征[7]，生态城镇将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保障城乡环境公平的典范。其次，发展智慧城镇，便是以信息化的现代管理手段实现政府与市场、公众、城乡之间的“信息公平”，城乡环境公平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透明与不畅达，所以也只有在信息公平基础上才能更好得实现环境公平。政府在建设“智慧城镇”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直接投资，引导企业投资，与企业合作三种形式。这些城市和城镇的“智慧政府”因此更加“理性”，以“理性公平”的态度推动城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7]。最后，推动都市型城镇的发展，都市型城镇一般地处大城市与乡村的衔接地带，与城乡的经济关联度高、集聚和扩散能力强，是链接城乡、工农的平台和纽带，往往是作为特大城市周边腹地中心节点和乡村地区经济、行政、文化、卫生、体育等服务中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差距对中心城区造成的压力，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缓冲地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都市型城镇一般又是“低碳型城镇”，政府只要给予这些城镇相关产业的企业适当引导和政策优惠，依托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和“树荫效应”，即大城市具有的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信息优势、科技优势以及人才优势等，这些城镇完全可以实现在经济与环境公平上的“双赢”。
总之，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中发挥着主导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和不断深化改革的进行，这种主导作用将会表现的更加明显，在促进经济发展城镇化过程中积极促进环境公平的效果也将会越来越显著。
参考文献：
[1]钟茂初，闫文娟，赵志勇，郑佳佳.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18-37.
[2]王建.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7.
[3]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8.
[4]查尔斯·德伯.马克思的预言：危机中的世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83.
[5]李河君.中国领先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41.
[6]尚娟.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10-111.
[7]何鹤鸣，张京祥.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J].城市规划学刊，2011，（6）：36.
[8]潘培坤，凌岩.城镇化探索[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206.
作者简介：于少青（1989-），男，山东威海人，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城镇化；环境公平；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03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环境问题便成为人类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却是脱离不了城镇化为背景的，或者说，城镇化使环境问题有了一些特定的内容，因此，探讨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就有了新的意义。
一、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探究
1.环境公平的含义与实质
环境公平问题，亦即可持续发展的公平问题。目前对环境公平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归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环境公平其内涵可以理解为：处在统一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各个群体从生态环境中获得的收益均等且承担主体一致，从生态环境破坏中承受的影响和承担的成本均等且承担主体一致，以及各个群体承担的环境治理责任与其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历史责任、现实责任、消费责任、责任能力相适应。环境公平问题的实质是由于经济利益不公平（社会各群体间经济利益的争夺导致的利益矛盾）而转化为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利益的不公平，其是社会经济不公平问题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延伸[1]。
2.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公平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当前处于推动城镇化过程中会出现不同利益主体，这些主体由于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具有各自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这些也导致其自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城镇化过程中处理好环境公平问题便有其特殊性，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公平地分配生态环境效益，如何公平地配置城乡环境使用容量，承担生态环境维护责任，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公平分为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两种主要类型，代内公平是代际公平的基础，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更多体现的是代内公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影响因素和环境风险在不同地域、人群间的分布情况，是关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公平。而城乡之间环境不公平则是体现了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公平问题的特殊性。
3.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环境不公平问题的表现
城乡之间的环境不公平，既体现了一种区域间的不公平，也体现了阶层之间的不公平。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存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了在生态环境领域也有明显的差距。首先，表现在城乡在承担环境污染影响的不公平。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城市产业升级换代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在企业转移的过程中，许多高污染产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不仅是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农村转移，也包括高消耗高污染生产设备的转移；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求城市环境的改善，而其往往是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其次，表现在城乡环境权利——责任之间地位上的不公平。随着一些城镇企业转移进入农村，农村居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有权利了解相关情况，有权利为自己和后代追求更好环境。但实际上，环境污染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由于城乡之间信息传达不对称，农村居民常常缺乏对环境的了解知情权，而农村居民往往又是分散的个体权利主张者，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相比城镇居民实际上是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导致农村居民参与环保的权利是缺失的，实现环境公平更是成为一种奢望。最后，是城乡环保投入的不公平。由于城乡财政体制存在的二元结构，使政府污染防治资金更多地投向工业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环境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缺失。由表1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总额基本上呈不断增加趋势，但投资主要仍然是对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对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农业环境污染的投资几乎微乎其微。
中国农村环保部门力量薄弱，与农村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不断加剧的现状不相匹配。相比城市，同样面临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城市有更多的治理资金，治理相对彻底深入，而农村的环境污染却得不到有效治理[1]。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这些环境不公平问题有所缓解，并且政府也开始注意对环境治理投资的政策逐渐向农村地区倾斜，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环境公平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也在变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一种静态上的公平。
二、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分析
1.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具有的独特性和历史性
中国当前主要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这样一来，工业排放污染就比较大，我们同样经历了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工业化阶段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但我国的城镇化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重要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城镇化遇到了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而城镇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必然增加能耗和碳排放的过程，中国到现在为止每年消耗的水泥是世界上所有水泥产量的40%，所有钢材的35%；每年要盖20亿平方米的房子才能满足需求，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这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2]。
另外，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应该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重点，城镇化本来的自然目的就是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特定现象，但生活质量的提高却是没有终点。在自然生活质量方面，如能源的清洁化、环境的治理和恢复程度、经济的低碳化，在社会生活质量方面，如社会的和谐、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社会风气的优良，同样不可能有终点[3]。虽然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上，但是城镇化作为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只要有政府合理引导，城镇化也能对环境公平有着促进作用。 2.市场主体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
环境公平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处理环境公平问题上自然也有市场和政府两大主体。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固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现象也说明了市场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推动城镇化更多注重市场的力量，而由于经济外部性的存在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不公平的问题，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出现全球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才开始真正关注环境公平问题，而此时这些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本国的城镇化，所以其对本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公平问题自然关注较少。而正如上所述，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有其自身特殊性，因此，对环境公平问题的探究既不能依靠市场，也无法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经验，必须从自身特点出发探寻政府促进环境公平的作用。
3.我国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实践证明
在美国许多环保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是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方案，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创新性技术革新能力可以带来清洁技术革命。然而，技术并不能直接解决环境问题，更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环境公平，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合理规范利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具有固有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外部效应，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又允许外部效应存在，从而刺激了企业制造破坏民众生活和环境的昂贵产品的欲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可以是快速非凡的经济增长，同样也可以包括对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快速反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承认社会主义中国在当前环保革命中的新能源领域——风能和太阳能——正引领潮流，因此只有大政府主导的激励措施，加上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绿色新政”路线，才能把我们从环境问题中解救出来[4]。
三、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发挥主导作用的政策思路
1.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经济公平
虽然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似乎二者是一定具有这样的关系。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却证明，单纯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对促进环境公平起完全正面的作用，甚至如果发展到差距过大带来更多的可能是实质上的环境不公平。从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一个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才是决定经济能否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环境公平的前提之一。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经济公平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经济公平是促进环境公平的根本方法也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方法。
鉴于城乡收入差距直接影响到城乡的环境公平，主要是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与污染产业转移，所以，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之间的经济公平，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消除环境公平问题的必要手段。在公共设施的投入方面、在环境治理公共投资等方面实现真正的城乡统筹。另外，对于农村居民应获得相应的转移支付补偿，促进其更多得在生态维护方面做出贡献，使农村居民获得足额补偿的前提下，提高他们的环境需求，提高他们对于环境影响的意愿补偿，也能够有效遏制城市对于农村的污染转移和污染产业转移。
2.政府需要充分把握新能源革命的机遇，促进城镇环保产业开发
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就在于当前我们处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之下，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方面因而有了更好的条件去实现。因此，把握住当前新能源革命的机遇，积极促进发展城镇新型环保产业是政府促进环境公平的直接有效方法。
新能源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推进和一般的经济活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恰当引导，只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想要实现突破将是很苦难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从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来看，发展生态文明促进环境公平，主要实施手段就是采取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能源革命，二者将是一种伴生关系。例如，在当前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中，准确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中合理投资发展光伏产业。根据测算，推行光伏建筑一体化之后，每年可减少1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仅此一项即可减排18%，可以有效防止城镇化走过去“先破坏，再修复”的老路，以此建立“零碳社区”的城镇化。这不仅能促进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环境公平，更是对世界环境公平的杰出贡献[5]。中国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大规模投入，将是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对促进环境公平的强有力的武器。
3.政府在促进城镇发展的多元化中促进环境公平
解决城乡环境公平问题，在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上也需要有新的变革。就需要把握利用好当前城镇发展的世界趋势和发展经验，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多元化，这也是政府在促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城镇“两型”社会的责任体现[6]。归结起来，就是在充分发展生态、智慧、与都市型城镇中积极促进环境公平。首先，发展生态城镇是实现城镇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有机结合，这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和企业自发选择，必须依靠政府主导力量。引导和发展好都市城郊等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与城市旅游业有机结合等都是生态城镇都是重要特征[7]，生态城镇将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保障城乡环境公平的典范。其次，发展智慧城镇，便是以信息化的现代管理手段实现政府与市场、公众、城乡之间的“信息公平”，城乡环境公平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透明与不畅达，所以也只有在信息公平基础上才能更好得实现环境公平。政府在建设“智慧城镇”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直接投资，引导企业投资，与企业合作三种形式。这些城市和城镇的“智慧政府”因此更加“理性”，以“理性公平”的态度推动城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7]。最后，推动都市型城镇的发展，都市型城镇一般地处大城市与乡村的衔接地带，与城乡的经济关联度高、集聚和扩散能力强，是链接城乡、工农的平台和纽带，往往是作为特大城市周边腹地中心节点和乡村地区经济、行政、文化、卫生、体育等服务中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差距对中心城区造成的压力，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缓冲地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都市型城镇一般又是“低碳型城镇”，政府只要给予这些城镇相关产业的企业适当引导和政策优惠，依托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和“树荫效应”，即大城市具有的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信息优势、科技优势以及人才优势等，这些城镇完全可以实现在经济与环境公平上的“双赢”。
总之，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环境公平中发挥着主导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和不断深化改革的进行，这种主导作用将会表现的更加明显，在促进经济发展城镇化过程中积极促进环境公平的效果也将会越来越显著。
参考文献：
[1]钟茂初，闫文娟，赵志勇，郑佳佳.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18-37.
[2]王建.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7.
[3]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8.
[4]查尔斯·德伯.马克思的预言：危机中的世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83.
[5]李河君.中国领先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41.
[6]尚娟.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10-111.
[7]何鹤鸣，张京祥.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J].城市规划学刊，2011，（6）：36.
[8]潘培坤，凌岩.城镇化探索[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206.
作者简介：于少青（1989-），男，山东威海人，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