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认为无论从学从政,最根本的是要认真。一个人有创见“必定由于他的认真”。“请看古今东西的历史,开国的人都是严肃认真的;败国的人和亡国的人都是不严肃的”。
桌上的阳光在下午迅速淡去,是短暂的冬昼。傍晚时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集中上架,满满的一架,颜色、样式整齐,在一壁五颜六色、七长八短的书排中有压镇之感。或许人的知识、学问确需有经典来压镇。发愿今日起通读这套丛书。这套书自大学时代就挑选研读,得益甚多,现在想挨本读来。此念一生竟勃勃不已。
一计算读书时间就深苦人生之短。若以五年为期粗读这套书,读完我也就到了知天命之年。莫非真要待读了这些书才知天命?天命也不会是白知的。人在四十岁之后可能特别需要读经典。重读可以温故知新,新读能拓展已渐渐固化的视野。人过四十经验、知识当然会变得丰富,但也可能因为生活消磨而庸人化,精神与身体一样会有些退化症相。少年情怀需要伟大的著作来唤醒、提升,已经成熟的理解力和思想能力也需要伟大的著作来作为材料、作为交谈的对手。
今日从丛书所取是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吴藻溪译),因为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文献兴趣正浓。也算是一种随缘读书吧。至晚读完《一年有半》第一章。中江是明治朝学者,译介法国思想甚力,是当时的西学大家。他办过杂志,当过议员,也曾短暂从商,一身历经政产学,以学为主,1901年底因喉癌去世。此书正写于1901年,医生告诉他还能活一年半,他闻之而喜,说够写一本书了,于是欣然命笔,就以“一年有半”为书名。
自觉的临终写作油然生出浓厚的哲学气氛,用散淡笔调叙述的日常饮食起居都仿佛大有深意。他在剧院听净琉璃演唱着迷于声调,看河水中倒映的城市灯火怡然自得,都写得活泼,并不见“其言也善”的悲情。“在路上买了一个南瓜和一筐杏子回到寓所,时间正是晚上九点。”这平常的青瓜黄杏、夜市游逛在将死之人的生活中显出无限生趣。这遗言式的著作不哀反壮,隐在书后的死亡主题没成为阴影反成了阳光。作者完全是自然流露,但在我们看来整本书都是一种英勇精神不动声色的演示。
这一章主要是评议人物与时事,论及当时的政坛名人,还有政友会和自由党。也议论文乐座的木偶剧谁演得好。交替议论政客与演员,中间没有过渡,一以视之,或是因为他们都是舞台上的角色吧。
中江责人虽苛,尺度却单纯,那就是“严肃认真”。他认为无论从学从政,最根本的是要认真。一个人有创见“必定由于他的认真”。“请看古今东西的历史,开国的人都是严肃认真的;败国的人和亡国的人都是不严肃的。”他甚至认为罗伯斯皮尔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把这些不严肃的人们一概捕杀净尽”。“认真”成了他主要的人生观与历史观。他所谓“认真”就是要有信仰、有原则、有道并真心笃行。他这种历史观也是因时而生,当时的日本政坛多的是“狡猾的或厚颜无耻的小人”,大都以个人眼前的利益为转移,变来变去“只是一味地追求升官发财”。中江认为可称为“认真”的同代政治家只有两位,一个叫井上毅,一个叫白根专一。碰巧的是“毅”与“专一”都有“认真”的意思,莫非真的是名者命也?
我感兴趣的是中江这种观念的文化史意义。“认真”作为一种政治观念乃出自中国古典,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都是把“认真”当作为政之本。
中江西学渊博,还译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其政治学思想还是以中国古典为依归,骨子里还是中国文化。他笔下随手引用《论语》的“为政”篇与“里仁”篇,可见这方面修养之深。大家都说明治维新的文化动力来自西方,这当然不错,但之中难道就没有中国文化在起作用吗?中江本人就是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家。
桌上的阳光在下午迅速淡去,是短暂的冬昼。傍晚时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集中上架,满满的一架,颜色、样式整齐,在一壁五颜六色、七长八短的书排中有压镇之感。或许人的知识、学问确需有经典来压镇。发愿今日起通读这套丛书。这套书自大学时代就挑选研读,得益甚多,现在想挨本读来。此念一生竟勃勃不已。
一计算读书时间就深苦人生之短。若以五年为期粗读这套书,读完我也就到了知天命之年。莫非真要待读了这些书才知天命?天命也不会是白知的。人在四十岁之后可能特别需要读经典。重读可以温故知新,新读能拓展已渐渐固化的视野。人过四十经验、知识当然会变得丰富,但也可能因为生活消磨而庸人化,精神与身体一样会有些退化症相。少年情怀需要伟大的著作来唤醒、提升,已经成熟的理解力和思想能力也需要伟大的著作来作为材料、作为交谈的对手。
今日从丛书所取是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吴藻溪译),因为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文献兴趣正浓。也算是一种随缘读书吧。至晚读完《一年有半》第一章。中江是明治朝学者,译介法国思想甚力,是当时的西学大家。他办过杂志,当过议员,也曾短暂从商,一身历经政产学,以学为主,1901年底因喉癌去世。此书正写于1901年,医生告诉他还能活一年半,他闻之而喜,说够写一本书了,于是欣然命笔,就以“一年有半”为书名。
自觉的临终写作油然生出浓厚的哲学气氛,用散淡笔调叙述的日常饮食起居都仿佛大有深意。他在剧院听净琉璃演唱着迷于声调,看河水中倒映的城市灯火怡然自得,都写得活泼,并不见“其言也善”的悲情。“在路上买了一个南瓜和一筐杏子回到寓所,时间正是晚上九点。”这平常的青瓜黄杏、夜市游逛在将死之人的生活中显出无限生趣。这遗言式的著作不哀反壮,隐在书后的死亡主题没成为阴影反成了阳光。作者完全是自然流露,但在我们看来整本书都是一种英勇精神不动声色的演示。
这一章主要是评议人物与时事,论及当时的政坛名人,还有政友会和自由党。也议论文乐座的木偶剧谁演得好。交替议论政客与演员,中间没有过渡,一以视之,或是因为他们都是舞台上的角色吧。
中江责人虽苛,尺度却单纯,那就是“严肃认真”。他认为无论从学从政,最根本的是要认真。一个人有创见“必定由于他的认真”。“请看古今东西的历史,开国的人都是严肃认真的;败国的人和亡国的人都是不严肃的。”他甚至认为罗伯斯皮尔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把这些不严肃的人们一概捕杀净尽”。“认真”成了他主要的人生观与历史观。他所谓“认真”就是要有信仰、有原则、有道并真心笃行。他这种历史观也是因时而生,当时的日本政坛多的是“狡猾的或厚颜无耻的小人”,大都以个人眼前的利益为转移,变来变去“只是一味地追求升官发财”。中江认为可称为“认真”的同代政治家只有两位,一个叫井上毅,一个叫白根专一。碰巧的是“毅”与“专一”都有“认真”的意思,莫非真的是名者命也?
我感兴趣的是中江这种观念的文化史意义。“认真”作为一种政治观念乃出自中国古典,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都是把“认真”当作为政之本。
中江西学渊博,还译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其政治学思想还是以中国古典为依归,骨子里还是中国文化。他笔下随手引用《论语》的“为政”篇与“里仁”篇,可见这方面修养之深。大家都说明治维新的文化动力来自西方,这当然不错,但之中难道就没有中国文化在起作用吗?中江本人就是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