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一句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名言，但早在笛卡尔说出这句话的1200多年前，就有一位叫奥古斯汀的哲学家说过一句：“我错，故我是。”换句话说就是，人即错误本身，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犯错。只不过有些错误我们能意识到，有些错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自以为正确
　　有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叫“看得见别人眼睛里的草屑，却看不见自己眼睛里的树枝”，说的是人在看别人时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觉得别人什么都不行，但在看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哪儿都好。
　　作家凯瑟琳·舒尔茨在她的《我们为什么会犯错》一书中提到，我们总是自以为正确这种现象背后，有一定的生理原因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身体里没有任何机制会提醒我们错了，直到错误已成事实，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错误盲视。
　　还有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错误是不好的，犯错就是愚蠢、无知、懒惰、道德败坏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在看到考卷上的红叉时会感到丢脸，看到红勾时就会无比安心。“正确”的感觉满足了我们自尊的需要，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得体的、安全的，而犯错却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傻、很丢脸。这种总是“自以为正确”的心态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对“错误”的恐惧和逃避心理。
　　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谬误
　　在日常生活中，会让我们犯错的往往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事，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很懂的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基洛维奇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普遍认识，明明已经错得很离谱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相信。比如，有很多人都相信，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夫妇在领养孩子以后，更有可能生出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都相信，月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孩子出生。
　　对此，基洛维奇教授分析指出，人们之所以有这些思维上的谬误，并不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就像那些相信月圆夜有更多孩子出生的产科医生和护士，他们也是专业人士，也经常能接触到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但他们还是错了。基洛维奇教授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谬误，和人们在处理信息、得出结论的能力方面存在瑕疵有关。也就是说，人们坚信的一些事实上不科学、不靠谱的观念，正因为它和人们所接触到的有效证据相符，所以才成为看上去最合理的结论，尽管它在事实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就像人们相信“领养孩子可以帮助不育夫妇生育”这个错误观念，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被那些领养孩子后成功生育的夫妇吸引了，而没有注意到那些领养了孩子也没能生育的夫妇。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领养孩子确实能够帮助原本不育的夫妇生育，这既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事实，又与他们掌握的证据一致，于是这就成为对他们来说最合理的结论。
　　生活不会原原本本地为我们提供所有的答案，让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生活给出的数据永远都是随机的、不完整的、模棱两可的、反复无常的，需要我们加以推导才能得出结论，但由于我们在处理信息、得出结论方面的能力并不那么完美，所以才会相信那些看似正确的错误判断。
　　可怕的从众心理
　　人本来就很容易受到人群的影響，成为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从众行为对于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也有一定的益处。但在进行决策时，从众行为容易让个体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导致盲从，可能使正确的意见被集体决议所掩盖。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1950年做了一个著名的“从众实验”，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否定自己的看法，哪怕自己是对的。实验结果显示，75%的参与者至少会有一次以上的从众行为，只有25%的参与者可以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实验结束后，阿希采访了实验中有过附和主流行为的参与者，其中一部分人表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感到焦虑，他们害怕和大多数人不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错了。还有一部分人表示，他们知道自己才是对的，大多数人都是错的，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随大流，是因为不想显得过于特立独行。
　　试想一下，如果在答案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要怂恿人们去随大流，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而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遵守排队秩序和随便插队之间，当大多数人都漠视秩序选择插队时，我们还能做到老老实实地排队吗？所以，有时我们犯错可能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不自觉地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
　　犯错也有正面意义
　　说了这么多，其实犯错也不是全无益处，有很多科学的诞生就是源于当时科学家犯的一个错误。还有伽利略、牛顿、开普勒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为了纠正前人犯的错误，才发现了伟大的新观点。科学正是在这样不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错误，就没有进步。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