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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是一句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名言,但早在笛卡尔说出这句话的1200多年前,就有一位叫奥古斯汀的哲学家说过一句:“我错,故我是。”换句话说就是,人即错误本身,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犯错。只不过有些错误我们能意识到,有些错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自以为正确
有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叫“看得见别人眼睛里的草屑,却看不见自己眼睛里的树枝”,说的是人在看别人时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觉得别人什么都不行,但在看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哪儿都好。
作家凯瑟琳·舒尔茨在她的《我们为什么会犯错》一书中提到,我们总是自以为正确这种现象背后,有一定的生理原因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身体里没有任何机制会提醒我们错了,直到错误已成事实,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错误盲视。
还有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错误是不好的,犯错就是愚蠢、无知、懒惰、道德败坏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在看到考卷上的红叉时会感到丢脸,看到红勾时就会无比安心。“正确”的感觉满足了我们自尊的需要,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得体的、安全的,而犯错却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傻、很丢脸。这种总是“自以为正确”的心态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对“错误”的恐惧和逃避心理。
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谬误
在日常生活中,会让我们犯错的往往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事,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很懂的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基洛维奇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普遍认识,明明已经错得很离谱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相信。比如,有很多人都相信,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夫妇在领养孩子以后,更有可能生出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都相信,月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孩子出生。
对此,基洛维奇教授分析指出,人们之所以有这些思维上的谬误,并不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就像那些相信月圆夜有更多孩子出生的产科医生和护士,他们也是专业人士,也经常能接触到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但他们还是错了。基洛维奇教授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谬误,和人们在处理信息、得出结论的能力方面存在瑕疵有关。也就是说,人们坚信的一些事实上不科学、不靠谱的观念,正因为它和人们所接触到的有效证据相符,所以才成为看上去最合理的结论,尽管它在事实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就像人们相信“领养孩子可以帮助不育夫妇生育”这个错误观念,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被那些领养孩子后成功生育的夫妇吸引了,而没有注意到那些领养了孩子也没能生育的夫妇。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领养孩子确实能够帮助原本不育的夫妇生育,这既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事实,又与他们掌握的证据一致,于是这就成为对他们来说最合理的结论。
生活不会原原本本地为我们提供所有的答案,让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生活给出的数据永远都是随机的、不完整的、模棱两可的、反复无常的,需要我们加以推导才能得出结论,但由于我们在处理信息、得出结论方面的能力并不那么完美,所以才会相信那些看似正确的错误判断。
可怕的从众心理
人本来就很容易受到人群的影響,成为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从众行为对于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也有一定的益处。但在进行决策时,从众行为容易让个体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导致盲从,可能使正确的意见被集体决议所掩盖。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1950年做了一个著名的“从众实验”,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否定自己的看法,哪怕自己是对的。实验结果显示,75%的参与者至少会有一次以上的从众行为,只有25%的参与者可以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实验结束后,阿希采访了实验中有过附和主流行为的参与者,其中一部分人表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感到焦虑,他们害怕和大多数人不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错了。还有一部分人表示,他们知道自己才是对的,大多数人都是错的,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随大流,是因为不想显得过于特立独行。
试想一下,如果在答案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要怂恿人们去随大流,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而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遵守排队秩序和随便插队之间,当大多数人都漠视秩序选择插队时,我们还能做到老老实实地排队吗?所以,有时我们犯错可能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不自觉地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
犯错也有正面意义
说了这么多,其实犯错也不是全无益处,有很多科学的诞生就是源于当时科学家犯的一个错误。还有伽利略、牛顿、开普勒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为了纠正前人犯的错误,才发现了伟大的新观点。科学正是在这样不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错误,就没有进步。
(摘自《海外文摘》)
自以为正确
有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叫“看得见别人眼睛里的草屑,却看不见自己眼睛里的树枝”,说的是人在看别人时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觉得别人什么都不行,但在看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哪儿都好。
作家凯瑟琳·舒尔茨在她的《我们为什么会犯错》一书中提到,我们总是自以为正确这种现象背后,有一定的生理原因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身体里没有任何机制会提醒我们错了,直到错误已成事实,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错误盲视。
还有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错误是不好的,犯错就是愚蠢、无知、懒惰、道德败坏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在看到考卷上的红叉时会感到丢脸,看到红勾时就会无比安心。“正确”的感觉满足了我们自尊的需要,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得体的、安全的,而犯错却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傻、很丢脸。这种总是“自以为正确”的心态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对“错误”的恐惧和逃避心理。
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谬误
在日常生活中,会让我们犯错的往往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事,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很懂的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基洛维奇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普遍认识,明明已经错得很离谱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相信。比如,有很多人都相信,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夫妇在领养孩子以后,更有可能生出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都相信,月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孩子出生。
对此,基洛维奇教授分析指出,人们之所以有这些思维上的谬误,并不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就像那些相信月圆夜有更多孩子出生的产科医生和护士,他们也是专业人士,也经常能接触到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但他们还是错了。基洛维奇教授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谬误,和人们在处理信息、得出结论的能力方面存在瑕疵有关。也就是说,人们坚信的一些事实上不科学、不靠谱的观念,正因为它和人们所接触到的有效证据相符,所以才成为看上去最合理的结论,尽管它在事实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就像人们相信“领养孩子可以帮助不育夫妇生育”这个错误观念,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被那些领养孩子后成功生育的夫妇吸引了,而没有注意到那些领养了孩子也没能生育的夫妇。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领养孩子确实能够帮助原本不育的夫妇生育,这既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事实,又与他们掌握的证据一致,于是这就成为对他们来说最合理的结论。
生活不会原原本本地为我们提供所有的答案,让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生活给出的数据永远都是随机的、不完整的、模棱两可的、反复无常的,需要我们加以推导才能得出结论,但由于我们在处理信息、得出结论方面的能力并不那么完美,所以才会相信那些看似正确的错误判断。
可怕的从众心理
人本来就很容易受到人群的影響,成为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从众行为对于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也有一定的益处。但在进行决策时,从众行为容易让个体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导致盲从,可能使正确的意见被集体决议所掩盖。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1950年做了一个著名的“从众实验”,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否定自己的看法,哪怕自己是对的。实验结果显示,75%的参与者至少会有一次以上的从众行为,只有25%的参与者可以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实验结束后,阿希采访了实验中有过附和主流行为的参与者,其中一部分人表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感到焦虑,他们害怕和大多数人不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错了。还有一部分人表示,他们知道自己才是对的,大多数人都是错的,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随大流,是因为不想显得过于特立独行。
试想一下,如果在答案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要怂恿人们去随大流,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而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遵守排队秩序和随便插队之间,当大多数人都漠视秩序选择插队时,我们还能做到老老实实地排队吗?所以,有时我们犯错可能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不自觉地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
犯错也有正面意义
说了这么多,其实犯错也不是全无益处,有很多科学的诞生就是源于当时科学家犯的一个错误。还有伽利略、牛顿、开普勒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为了纠正前人犯的错误,才发现了伟大的新观点。科学正是在这样不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错误,就没有进步。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