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提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另一方面，按照现行统计口径，农民家庭收入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而且，农民收入很不平衡,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农民增收困难，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从农村自身来看，一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二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三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从农业农村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来看，一是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没能随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效益低下。二是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近几年我国城镇化速度有所加快，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产品需求的扩大，严重制约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效益的提高。三是资源和国民收入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协调。受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外流严重。近几年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比重一直分别只占5%左右，这与农业和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不相称。
　　解决“三农”问题，做好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就要切实研究和探索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按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质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关键需要进行体制创新，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就业结构变革的加速时期，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工业化中期阶段将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当前我们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调整城乡就业结构，提升城镇化水平，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义务教育，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权、教育权和发展权，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农产品市场环境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正在得到逐步改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不可多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努力克服存在的困难，加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