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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国大业》，四年多没拍片的黄建新坦陈作为导演的自己大概不会去主动选择这样的题材，但现在，他似乎格外享受拍摄《建国大业》的过程。
早在今年六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记者就和担任电影节评委的黄建新约定了采访，但回京后一个多星期，忙于《建国大业》最后定剪的黄建新始终抽不出一段稍完整的时间。“晚上？还不行，这几天晚上一直剪片子，一剪就是通宵，还是下午吧，下午调片子时间比较空一点。”即使熬通宵，黄建新轻快的语气里也根本听不出半点煎熬。从4月中旬开始后期剪接的《建国大业》，已经从初剪版本的3小时10分钟剪到了目前的2小时15分左右，这部为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大片在历经半年多的紧张筹备、拍摄和后期制作后，即将尘埃落定。
6月30日，在北京，《建国大业》的两位导演——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和黄建新共同宣布该片将于9月17日在全国公映。
公正、客观、真实地叙述
我们就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到这部电影中公正、客观、真实地叙述，让观众去评判优劣，评述历史功过，让观众觉得电影好看，这是我们的原则。
从1986年的首部电影《黑炮事件》到2005年的《求求你，表扬我》，黄建新一直被评论界称为“当代中国都市转型期的另类观察者”。和同属“第五代”的其他导演不同，杂糅了荒诞、黑色幽默、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是黄建新作品的独有气质，并且在他已有的12部电影中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也正因如此，当韩三平邀请黄建新共同执导《建国大业》时，一些担心也随之而来。
“刚开始三平说，有人在问呢，他（黄建新）不会把这个戏拍跑了吧？三平说，有我呢。”提起领导的这番“特别关照”，黄建新乐不可支。
去年10月，作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董事长，18年没有亲自导戏的韩三平接到了一个光荣任务：广电总局要求他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拍一部全方位的、立体的、纪实色彩很浓的、正面表现新中国建立过程的影片”，《建国大业》由此诞生。
黄建新是在影片筹备了两个多月以后才加入。今年1月16日，身为中国导演协会会长的黄建新在香港开完导演协会年会后，回到北京刚下飞机就接到了韩三平的电话，“说你现在别回家了，直接上我办公室来。我说什么事这么急，他也不说，就说你快来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了。”
见了面，韩三平单刀直入邀请黄建新加盟，说完就把《建国大业》的剧本给了他。对这位老同学兼老朋友的邀请，黄建新没有太多犹豫，“三平是中影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的领导，事情太多了，虽然他尽量多的还是在组里，但遇到大的事情比如部里开会什么的不能不去，《建国大业》的场景又非常多，而且分散，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因此，《建国大业》在2月份开机前宣布的主创阵容里，韩三平作为影片总导演把握艺术创作的大方向，黄建新则作为执行导演鼎力相助。在6月底《建国大业》宣布上映档期时，明确了该片由韩三平和黄建新联合导演，于是，曾在北影83级导演进修班分任支部书记和班长的二人终于在26年后成就了又一次亲密无间的合作。
参与《建国大业》，一方面因为与韩三平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在很多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这个前提一直在支持我”，另一方面，黄建新认为能够拍摄《建国大业》如此重要的影片，“作为一个导演，应该是非常庆幸的事情吧”。既便如此，黄建新还是不忘叮嘱老同学：“让我一起拍，这个概念你们清楚吧？”
黄建新的“这个概念”指的是自己的电影风格。对此，韩三平显然有清楚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后来请黄导一块儿合作，黄建新的电影有一条，就是他的电影叙事。在叙事中去表现他想要的东西，这个对《建国大业》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到这部电影中公正、客观、真实地叙述，让观众去评判优劣，评述历史功过，让观众觉得电影好看，这是我们的原则。”
《建国大业》不是宣传片
周问毛：“你看什么呢？”毛回答：“锦州！”周说：“隔着一千多里地呢……”
“公正、客观、真实”的定位也吸引了黄建新。《建国大业》围绕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前后，讲述了新中国建国这一艰苦卓绝的历程。拿到剧本的黄建新觉得眼前一亮，“比较客观，很多篇幅都涉及到国民党和蒋介石一方，而且比例不小，很多细节也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和之前的很多主旋律电影相比，黄建新认为《建国大业》是真正在“电影形态匹配合理了”。
两个政治集团，一个胜利者，一个失败者，但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一定都有各自的理由，在黄建新的理解里，这就是《建国大业》所要讲述的。但对于这样一段大家熟知的历史，想讲好故事反而很难。故事的基本元素是两个主人公要有矛盾和斗争，但历史事件本身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两人各守一方，只能靠两个人物的理想和情绪的对立去完成这部电影，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第一次开新闻发布会，黄建新便承认这种结构电影的方式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反过来也是一种诱惑”。
讲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着眼点越小越好。黄建新说，《建国大业》“妄图”去追逐当时那种情境下的那些风云人物当时的灵魂轨迹，“还是从最简单的人的角度去看”。有一场戏描述辽沈战役，周恩来到处找不着毛泽东，最后一看在房顶上站着呢，周问毛：“你看什么呢？”毛回答：“锦州！”周说：“隔着一千多里地呢……”
这场戏是黄建新加的，“就是表现人物的那种特定环境的紧张，然后毛周两人坐在屋顶上聊，就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状态，是内心丰富的人而不是神。”
用一种艺术化和情感附加的方式去表现这段熟知的历史，黄建新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早从《黑炮事件》开始，黄建新的现场创作能力就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在《建国大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谈起这个黄建新哈哈一笑，“现场有的演员都看着我发愣，说没见过这么拍戏的，监视器旁边放着笔记本电脑，经常是戏照着本子拍了一半，我说‘停！大家休息一小时’，在电脑上现场改、现场写，然后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现在开始按这个拍！’”
台词啊，情境啊，都能改。但演员最怕的并不是大段大段的台词，怕就怕那种最简单的，因为越简单黄建新“发挥”的空间就越大。剧本中一句“淮海战役胜利了，大家在狂欢”，黄建新拍了三个通宵。饰演宋庆龄的许晴，同样是被剧本中三个场景的三行字“折磨”了整整四个通宵。
在这样的创作方式下，《建国大业》也显现出与一般主旋律影片截然不同的气质。“从现在完成的结果看，这个电影其实很有艺术电影的气质，比如有很多想象的段落，很出彩，我们把人物的心理时空和现实时空相结合，用大量的情境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讲起创作，黄建新兴致高昂，看到记者一头雾水的表情，他大手一挥，“走，上剪接室给你看一小段。”
记者看的正是“淮海战役胜利了，大家在狂欢”。
的确，和以往反映三大战役惯用的“作战指挥部”加“战争大场面”的表达方式不同，《建国大业》着重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人在捷报传来后狂欢的场景：周恩来、朱德在狂饮后借着醉意高唱起“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毛泽东更是一反严肃的领袖形象，表现出孩子一般的笑容……一段现代感十足的男生哼唱带领画面进入了毛泽东的想象世界：他和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融入了屋外欢庆的人潮。
音乐一转，镜头切换到了南京总统府，蒋介石送走了报告战败消息的军官，缓缓坐在了门前的台阶上，和身边的蒋经国谈起退守台湾即成定局。“这实际不是情节段落，而是情绪段落，表现了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情境。一边可能没有那么多繁缛的礼仪，但充满了热情和理想，朝气蓬勃；另一方仍然秩序井然，尊卑有序，但掩饰不住江河日下、意气消沉。”黄建新认为电影本来就是要试图进入人物的心理、人的精神世界，而《建国大业》就是想要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探究那些历史伟人最本真的精神世界。
“用一部真正的电影来再现那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黄建新对《建国大业》的基本定位。实际上，黄建新在第一次开主创会时就强调要拍一部现代电影，“有现代电影意识、现代电影表现手法的电影，绝不是宣传片。”
电影本身要有表现力，要对观众有影响力，黄建新认为以前很多主旋律影片无法吸引观众主动观影，可能因为它们的创作本身游离于电影规律之外，他希望能在电影规律里完成好《建国大业》，就是电影的所有手段能得到运用并发挥作用：镜头表现力、音乐表现力、电影象征的能力、隐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拍了一堆人开会，说了一个思想，有些题材往往自身就把电影拍得没魅力了。”黄建新希望《建国大业》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而且是有魅力的，“它的镜头、音乐、人物等等合在一起能影响你，这才是电影。”话音刚落，黄建新反问记者，“你刚刚看了那个段落后，你觉得它还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些电影吗？”
影响观众特别是年轻人，是《建国大业》的宗旨。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建国大业》刚刚进行了第一场内部放映。让黄建新很兴奋的是，关于这部电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读解，“可以引起讨论”这一点尤其让他欣慰，“我们专门邀请了几个80后甚至90后，看到‘大阅兵’那一场甚至哭了，虽然很多背景他们并不是太懂，但有一种感觉是马上要去翻翻书本补上这一课——这部电影的形态至少能告诉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部真正的电影
7月3日，初步完成的《建国大业》迎接了部领导的第一次审片。
黄建新说《建国大业》拍得很过瘾，拍了很多以往没有拍过的镜头。三个多月的拍摄期里，这部建国60周年的献礼大片所到之处几乎一路绿灯。在南京总统府，摄制组不仅连拍了6天，甚至为了拍一场蒋介石战败后的心理戏，主管部门破例让汽车开进了总统府，“车沿着总统府长长的走廊一直开到尽头，蒋介石从车上下来，一个背影，一种寂寥的失败者的心绪弥漫开来。”就连历史上只开过两次的中山陵正门，也为摄制组的到来第三次开启。
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建国大业》在120天的拍摄期里转战90多个场景，差不多每天换一个，这对摄影组、照明组、道具、服装、编剧等所有制作团队的执行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最大的挑战是时间太紧，韩三平说像《建国大业》这样规模的影片应该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酝酿、调整剧本，做各种设计和选择演员，然后有5-6个月的时间完成各种制作和道具，之后才是4—5个月的拍摄时间，后期则需要6-8个月。但《建国大业》从拿到剧本到上映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时间之紧迫可想而知。
另一个难题来自众多明星的加盟。《建国大业》中一共有170多个专业演员参演，其中担任过男一号、女一号的明星演员、知名导演有83个，包括张国立、唐国强、冯小刚、姜文、陈凯歌、成龙、刘德华、甄子丹、黎明、许晴、邬君梅、章子怡、赵薇、陈道明、王学圻、陈坤等众多知名人物纷纷加盟，为了能参与这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许多明星甘当绿叶——譬如章子怡扮演的代表，在记者看到的那个小片段里，连跳秧歌的女战士的扮演者都是黄圣依这样的新生代明星。
明星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一部电影中，在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陈可辛和尔冬升都给黄建新打电话表示了“嫉妒”之情，“说我们一辈子想拍的明星，你们一部片就拍完啦！”
明星多了，麻烦也随之而来。“这个戏你要用导演的思维去拍，会让你痛苦之极！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完整的拍摄计划，是以演员为中心的，谁来拍谁，没法按照常规的计划来。”从《求求你，表扬我》到现在，黄建新虽然没当导演，但做了5年的监制，这次拍《建国大业》，他做监制的经验全用上了。“监制擅长计划，怎么科学怎么来，很多明星都是从别的片场赶来，档期不固定，好不容易抽出两天时间，很宝贵，谁来就得拍谁。”《建国大业》有一个场景是在上海科协的一栋历史建筑里取景，结果剧组在里头一扎就是两个月。“没办法，有些场景我都进了9次，可能常规拍摄3天就能完，但我们不行，因为今天来一个明星，拍几小时就走了，景咣当就搁那儿了，中间先去拍别的，过几天抽空又来了，接着拍。所以《建国大业》的拍摄是一个头绪繁杂、以人为中心来制定计划的过程。”
即使这样，黄建新说还是要感谢很多剧组，因为这些演员贡献的这两天，使得很多剧组中间要停拍，而停拍就意味着损失。扮演蒋介石的张国立算过账，因为《建国大业》超期他的戏不得不停了9天，那边他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损失自然不小。扮演蒋经国的陈坤则是从《花木兰》的剧组赶过来“见缝插针”，“马楚成导演也是整个停下来等他，所以这个真要算账没法算，张国立开玩笑说要索赔，额度是一块钱。”黄建新说《建国大业》的拍摄见证的也是“中国电影圈的团结”。
这么“苦”，记者问黄建新如果从监制的角色出发，他还敢不敢这么拍？黄建新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敢，如果我是监制反而敢这么拍。”他说这次《建国大业》的策划其实就是商业电影的思维，作为导演可能会头疼，但从监制的角度看如此多的明星的加盟一定是值的，“第一这么多好演员、明星，电影质量有保证，小人物都能有彩儿；第二就是帮影片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可能，明星变成影片非常热的一个点。”黄建新又习惯性地反问记者，“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明星，怎么更好地吸引你们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去看这部戏？实事求是地讲你们会有多大兴趣？”
7月3日，初步完成的《建国大业》迎接了主管部门的第一次审片。此后的60天里，这部建国60周年的献礼之作还将接受史学界、文学界和电影创作界的反复审看。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黄建新接到了韩三平打来的电话，两位导演就影片最后的剪辑和修改反复交换了意见。有意思的是，昔日的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这次在《建国大业》中的携手似乎也对应了他们在26年前在83级导演进修班中的合作状态：韩三平对媒体表示，做好《建国大业》并确保在预定档期上映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否则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广大电影工作者，更对不起等待这部电影的观众，黄建新最关心的则是《建国大业》呈现出的是不是一部真正的电影。
早在今年六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记者就和担任电影节评委的黄建新约定了采访，但回京后一个多星期，忙于《建国大业》最后定剪的黄建新始终抽不出一段稍完整的时间。“晚上？还不行，这几天晚上一直剪片子，一剪就是通宵，还是下午吧，下午调片子时间比较空一点。”即使熬通宵，黄建新轻快的语气里也根本听不出半点煎熬。从4月中旬开始后期剪接的《建国大业》，已经从初剪版本的3小时10分钟剪到了目前的2小时15分左右，这部为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大片在历经半年多的紧张筹备、拍摄和后期制作后，即将尘埃落定。
6月30日，在北京，《建国大业》的两位导演——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和黄建新共同宣布该片将于9月17日在全国公映。
公正、客观、真实地叙述
我们就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到这部电影中公正、客观、真实地叙述，让观众去评判优劣，评述历史功过，让观众觉得电影好看，这是我们的原则。
从1986年的首部电影《黑炮事件》到2005年的《求求你，表扬我》，黄建新一直被评论界称为“当代中国都市转型期的另类观察者”。和同属“第五代”的其他导演不同，杂糅了荒诞、黑色幽默、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是黄建新作品的独有气质，并且在他已有的12部电影中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也正因如此，当韩三平邀请黄建新共同执导《建国大业》时，一些担心也随之而来。
“刚开始三平说，有人在问呢，他（黄建新）不会把这个戏拍跑了吧？三平说，有我呢。”提起领导的这番“特别关照”，黄建新乐不可支。
去年10月，作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董事长，18年没有亲自导戏的韩三平接到了一个光荣任务：广电总局要求他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拍一部全方位的、立体的、纪实色彩很浓的、正面表现新中国建立过程的影片”，《建国大业》由此诞生。
黄建新是在影片筹备了两个多月以后才加入。今年1月16日，身为中国导演协会会长的黄建新在香港开完导演协会年会后，回到北京刚下飞机就接到了韩三平的电话，“说你现在别回家了，直接上我办公室来。我说什么事这么急，他也不说，就说你快来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了。”
见了面，韩三平单刀直入邀请黄建新加盟，说完就把《建国大业》的剧本给了他。对这位老同学兼老朋友的邀请，黄建新没有太多犹豫，“三平是中影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的领导，事情太多了，虽然他尽量多的还是在组里，但遇到大的事情比如部里开会什么的不能不去，《建国大业》的场景又非常多，而且分散，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因此，《建国大业》在2月份开机前宣布的主创阵容里，韩三平作为影片总导演把握艺术创作的大方向，黄建新则作为执行导演鼎力相助。在6月底《建国大业》宣布上映档期时，明确了该片由韩三平和黄建新联合导演，于是，曾在北影83级导演进修班分任支部书记和班长的二人终于在26年后成就了又一次亲密无间的合作。
参与《建国大业》，一方面因为与韩三平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在很多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这个前提一直在支持我”，另一方面，黄建新认为能够拍摄《建国大业》如此重要的影片，“作为一个导演，应该是非常庆幸的事情吧”。既便如此，黄建新还是不忘叮嘱老同学：“让我一起拍，这个概念你们清楚吧？”
黄建新的“这个概念”指的是自己的电影风格。对此，韩三平显然有清楚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后来请黄导一块儿合作，黄建新的电影有一条，就是他的电影叙事。在叙事中去表现他想要的东西，这个对《建国大业》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到这部电影中公正、客观、真实地叙述，让观众去评判优劣，评述历史功过，让观众觉得电影好看，这是我们的原则。”
《建国大业》不是宣传片
周问毛：“你看什么呢？”毛回答：“锦州！”周说：“隔着一千多里地呢……”
“公正、客观、真实”的定位也吸引了黄建新。《建国大业》围绕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前后，讲述了新中国建国这一艰苦卓绝的历程。拿到剧本的黄建新觉得眼前一亮，“比较客观，很多篇幅都涉及到国民党和蒋介石一方，而且比例不小，很多细节也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和之前的很多主旋律电影相比，黄建新认为《建国大业》是真正在“电影形态匹配合理了”。
两个政治集团，一个胜利者，一个失败者，但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一定都有各自的理由，在黄建新的理解里，这就是《建国大业》所要讲述的。但对于这样一段大家熟知的历史，想讲好故事反而很难。故事的基本元素是两个主人公要有矛盾和斗争，但历史事件本身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两人各守一方，只能靠两个人物的理想和情绪的对立去完成这部电影，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第一次开新闻发布会，黄建新便承认这种结构电影的方式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反过来也是一种诱惑”。
讲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着眼点越小越好。黄建新说，《建国大业》“妄图”去追逐当时那种情境下的那些风云人物当时的灵魂轨迹，“还是从最简单的人的角度去看”。有一场戏描述辽沈战役，周恩来到处找不着毛泽东，最后一看在房顶上站着呢，周问毛：“你看什么呢？”毛回答：“锦州！”周说：“隔着一千多里地呢……”
这场戏是黄建新加的，“就是表现人物的那种特定环境的紧张，然后毛周两人坐在屋顶上聊，就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状态，是内心丰富的人而不是神。”
用一种艺术化和情感附加的方式去表现这段熟知的历史，黄建新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早从《黑炮事件》开始，黄建新的现场创作能力就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在《建国大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谈起这个黄建新哈哈一笑，“现场有的演员都看着我发愣，说没见过这么拍戏的，监视器旁边放着笔记本电脑，经常是戏照着本子拍了一半，我说‘停！大家休息一小时’，在电脑上现场改、现场写，然后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现在开始按这个拍！’”
台词啊，情境啊，都能改。但演员最怕的并不是大段大段的台词，怕就怕那种最简单的，因为越简单黄建新“发挥”的空间就越大。剧本中一句“淮海战役胜利了，大家在狂欢”，黄建新拍了三个通宵。饰演宋庆龄的许晴，同样是被剧本中三个场景的三行字“折磨”了整整四个通宵。
在这样的创作方式下，《建国大业》也显现出与一般主旋律影片截然不同的气质。“从现在完成的结果看，这个电影其实很有艺术电影的气质，比如有很多想象的段落，很出彩，我们把人物的心理时空和现实时空相结合，用大量的情境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讲起创作，黄建新兴致高昂，看到记者一头雾水的表情，他大手一挥，“走，上剪接室给你看一小段。”
记者看的正是“淮海战役胜利了，大家在狂欢”。
的确，和以往反映三大战役惯用的“作战指挥部”加“战争大场面”的表达方式不同，《建国大业》着重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人在捷报传来后狂欢的场景：周恩来、朱德在狂饮后借着醉意高唱起“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毛泽东更是一反严肃的领袖形象，表现出孩子一般的笑容……一段现代感十足的男生哼唱带领画面进入了毛泽东的想象世界：他和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融入了屋外欢庆的人潮。
音乐一转，镜头切换到了南京总统府，蒋介石送走了报告战败消息的军官，缓缓坐在了门前的台阶上，和身边的蒋经国谈起退守台湾即成定局。“这实际不是情节段落，而是情绪段落，表现了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情境。一边可能没有那么多繁缛的礼仪，但充满了热情和理想，朝气蓬勃；另一方仍然秩序井然，尊卑有序，但掩饰不住江河日下、意气消沉。”黄建新认为电影本来就是要试图进入人物的心理、人的精神世界，而《建国大业》就是想要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探究那些历史伟人最本真的精神世界。
“用一部真正的电影来再现那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黄建新对《建国大业》的基本定位。实际上，黄建新在第一次开主创会时就强调要拍一部现代电影，“有现代电影意识、现代电影表现手法的电影，绝不是宣传片。”
电影本身要有表现力，要对观众有影响力，黄建新认为以前很多主旋律影片无法吸引观众主动观影，可能因为它们的创作本身游离于电影规律之外，他希望能在电影规律里完成好《建国大业》，就是电影的所有手段能得到运用并发挥作用：镜头表现力、音乐表现力、电影象征的能力、隐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拍了一堆人开会，说了一个思想，有些题材往往自身就把电影拍得没魅力了。”黄建新希望《建国大业》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而且是有魅力的，“它的镜头、音乐、人物等等合在一起能影响你，这才是电影。”话音刚落，黄建新反问记者，“你刚刚看了那个段落后，你觉得它还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些电影吗？”
影响观众特别是年轻人，是《建国大业》的宗旨。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建国大业》刚刚进行了第一场内部放映。让黄建新很兴奋的是，关于这部电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读解，“可以引起讨论”这一点尤其让他欣慰，“我们专门邀请了几个80后甚至90后，看到‘大阅兵’那一场甚至哭了，虽然很多背景他们并不是太懂，但有一种感觉是马上要去翻翻书本补上这一课——这部电影的形态至少能告诉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部真正的电影
7月3日，初步完成的《建国大业》迎接了部领导的第一次审片。
黄建新说《建国大业》拍得很过瘾，拍了很多以往没有拍过的镜头。三个多月的拍摄期里，这部建国60周年的献礼大片所到之处几乎一路绿灯。在南京总统府，摄制组不仅连拍了6天，甚至为了拍一场蒋介石战败后的心理戏，主管部门破例让汽车开进了总统府，“车沿着总统府长长的走廊一直开到尽头，蒋介石从车上下来，一个背影，一种寂寥的失败者的心绪弥漫开来。”就连历史上只开过两次的中山陵正门，也为摄制组的到来第三次开启。
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建国大业》在120天的拍摄期里转战90多个场景，差不多每天换一个，这对摄影组、照明组、道具、服装、编剧等所有制作团队的执行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最大的挑战是时间太紧，韩三平说像《建国大业》这样规模的影片应该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酝酿、调整剧本，做各种设计和选择演员，然后有5-6个月的时间完成各种制作和道具，之后才是4—5个月的拍摄时间，后期则需要6-8个月。但《建国大业》从拿到剧本到上映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时间之紧迫可想而知。
另一个难题来自众多明星的加盟。《建国大业》中一共有170多个专业演员参演，其中担任过男一号、女一号的明星演员、知名导演有83个，包括张国立、唐国强、冯小刚、姜文、陈凯歌、成龙、刘德华、甄子丹、黎明、许晴、邬君梅、章子怡、赵薇、陈道明、王学圻、陈坤等众多知名人物纷纷加盟，为了能参与这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许多明星甘当绿叶——譬如章子怡扮演的代表，在记者看到的那个小片段里，连跳秧歌的女战士的扮演者都是黄圣依这样的新生代明星。
明星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一部电影中，在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陈可辛和尔冬升都给黄建新打电话表示了“嫉妒”之情，“说我们一辈子想拍的明星，你们一部片就拍完啦！”
明星多了，麻烦也随之而来。“这个戏你要用导演的思维去拍，会让你痛苦之极！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完整的拍摄计划，是以演员为中心的，谁来拍谁，没法按照常规的计划来。”从《求求你，表扬我》到现在，黄建新虽然没当导演，但做了5年的监制，这次拍《建国大业》，他做监制的经验全用上了。“监制擅长计划，怎么科学怎么来，很多明星都是从别的片场赶来，档期不固定，好不容易抽出两天时间，很宝贵，谁来就得拍谁。”《建国大业》有一个场景是在上海科协的一栋历史建筑里取景，结果剧组在里头一扎就是两个月。“没办法，有些场景我都进了9次，可能常规拍摄3天就能完，但我们不行，因为今天来一个明星，拍几小时就走了，景咣当就搁那儿了，中间先去拍别的，过几天抽空又来了，接着拍。所以《建国大业》的拍摄是一个头绪繁杂、以人为中心来制定计划的过程。”
即使这样，黄建新说还是要感谢很多剧组，因为这些演员贡献的这两天，使得很多剧组中间要停拍，而停拍就意味着损失。扮演蒋介石的张国立算过账，因为《建国大业》超期他的戏不得不停了9天，那边他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损失自然不小。扮演蒋经国的陈坤则是从《花木兰》的剧组赶过来“见缝插针”，“马楚成导演也是整个停下来等他，所以这个真要算账没法算，张国立开玩笑说要索赔，额度是一块钱。”黄建新说《建国大业》的拍摄见证的也是“中国电影圈的团结”。
这么“苦”，记者问黄建新如果从监制的角色出发，他还敢不敢这么拍？黄建新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敢，如果我是监制反而敢这么拍。”他说这次《建国大业》的策划其实就是商业电影的思维，作为导演可能会头疼，但从监制的角度看如此多的明星的加盟一定是值的，“第一这么多好演员、明星，电影质量有保证，小人物都能有彩儿；第二就是帮影片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可能，明星变成影片非常热的一个点。”黄建新又习惯性地反问记者，“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明星，怎么更好地吸引你们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去看这部戏？实事求是地讲你们会有多大兴趣？”
7月3日，初步完成的《建国大业》迎接了主管部门的第一次审片。此后的60天里，这部建国60周年的献礼之作还将接受史学界、文学界和电影创作界的反复审看。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黄建新接到了韩三平打来的电话，两位导演就影片最后的剪辑和修改反复交换了意见。有意思的是，昔日的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这次在《建国大业》中的携手似乎也对应了他们在26年前在83级导演进修班中的合作状态：韩三平对媒体表示，做好《建国大业》并确保在预定档期上映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否则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广大电影工作者，更对不起等待这部电影的观众，黄建新最关心的则是《建国大业》呈现出的是不是一部真正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