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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民增收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支农投入是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选择，但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并不理想。本文从我国财政支农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引言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提高农民收入是农民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3年的2622．2元，增长了2488．6元，年均增长99．54元。但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相比，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还是较慢，收入水平较低，尤其是1997年后进入长期的低速增长状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国内学术界对此作了许多有益和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与措施，主要有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镇化推进论等。结合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特殊国情和农业本身的特点来分析，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才是当前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选择和重要途径。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实物资本短缺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即“农村资源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和农村地区的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由此进入恶性循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本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但是，历年来对农村进行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户，尤其是国家投资起着支配性作用。银行、企业、其它社会团体、机构以及个人尽管也有一定投入，但总量上很有限，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还未被调动起来。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各种措施中，财政支农资金起到关键的作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其支农的数量，更在于其支农的质量和效率。而自1995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呈下降趋势，且不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效益都不是很理想，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为此，本文试图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财政支农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并进行理论解释。
二、实证方法
建立结构模型的方法一般是利用经济理论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经济理论往往不能为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格定义，加之内生变量可能同时出现在方程的左右两边，使得估计和推论问题变得复杂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有关多变量建模的非结构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就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它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将每个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
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t=A1yt-1+A2yt-2+…+Apyt-p+B1xt+…+B1Xt-1+εt (1)
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为d维外生变量向量，A1’A2’L，Ap和B1’B2’L，Br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阶和r阶滞后期。εt为随机扰动项，其同时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关，但不能与自身滞后值和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
VAR模型做出正确推断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具有平稳性，当变量非平稳但具有协整关系时，基于VAR模型做出的判断也是可靠的。本文将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模型的设计
衡量农民收入问题时，很多文献表明财政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因此，可构造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Y=F(K，L，G) (2)
其中，Y代表真实农民收入，K为私人投资，L为从业人数，G为财政农业支出。但在实际分析中，为了体现财政农业资金投入结构的作用，我们对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进行分类。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把财政农业支出G分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GI、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GT、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GJ和其他。此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已不构成经济增长的约束(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模型(1)式中，又略去了L。因此，本文用以分析财政农业资金投入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模型形式为：
Y=F(K，GI，GT，GJ) (3)
在上述模型中，当采用Cobb-Dauglas生产函数形式并两边取对数时，就可得到本文所采用的用以分析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最终模型形式：
1nY=C +α1nK +β1nGI +λ1nGT +γ1nGJ (4)
其中：C为常数项；α，β，λ，γ为回归系数，Y为农民实际收入(除作特殊说明的数据外，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
四、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而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所有变量服从同阶单位根过程，即变量I(1)过程。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检验法，通常对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的一般方程为：
△Yt=α0+γYt-1+∑βi△Yt-i-1+α2t+εt (5)
假定零假设为H0：γ=0，备择假设为H1：γ＜0。如果零假设成立，意味着Yt是非平稳序列；反之，若拒绝H0，则意味着Yt是一个平稳时间序列。将γ对应的t统计值与ADF检验表中的临界值进行比较，t统计值＞临界值，则接受H0，认为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方程的选取根据相应的图形来确定，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SIC原则，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也就是都是 属于序列I(1)。因此，它们满足构造VAR模型的必要条件。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选择滞后阶数，本文中滞后一阶的SC值最小，滞后三阶的AIC值最小，不好判断，只好利用LR最终确定按照AIC原则确定滞后阶数为3阶来构建VAR模型。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Stepwise进行自变量筛选，K被剔除。接下来由表2给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根据表2中的LR统计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变量之间只具有一个协整关系，其表达式为：
LY=0．253057LGN-0．666573LGI+0．287171LGT
(0．09841) (CP．12654) (0．18867)
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就长期而言，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民增收效应高低的次序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最高，其次是支农支出，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差。
五、对实证结果的解释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见图1)，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因此，在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的情况下，提高支农资金效益就显得尤为必要。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农民增收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用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最高、支农支出次之、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差。而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分配的现实是，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最大，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比最小。所以，现行财政支农结构存在一定的偏差。
从图2可以看出，支农支出从1980～2004年的数据都不低于50％，近年来更是呈现出增长的趋势，2004年增至71．83％。然而，有关数据显示，在这一项比重过大的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政府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费用，而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比重过小。行政事业费主要用于相关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难以惠及农民，这也是支农支出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成为增加农民纯收入的不利因素，而在这项支出中，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建设比重较大，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根据水利部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1978～2000年水利支农资金投入总量约为2036亿元，其中大部分被应急投到了防洪、抗旱、灌溉等救急性工程项目上，真正用于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良种工程、重要农产品基地以及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够，而这些项目都是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此外，林业生态建设投资也有较大增长，所占比重提高很快。水利、林业生态等社会效益显著，收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其投入长期以来一直统计在农业投入中，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入的规模。最后，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虽然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但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支农支出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基本维持在每年10亿元左右，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农业科技投入的严重不足，使我国农业生产受到技术的约束，导致农业经济效益下降，农民增收缓慢。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长远看，农业投入不足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农业投入政策。
(一)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形成政府支农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一是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二是政府新增财力要向“三农”倾斜，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要切出一定份额用于农业。
(二)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
具体来说，一是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所以，必须增加科研与技术推广投入，完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以提高农产品品质，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快速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增加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投入。三是推进乡镇行政体系改革，减少农村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费用。乡镇政府应明确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降低管理成本，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四是调整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1)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的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2)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事业建设；(3)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重点。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一、引言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提高农民收入是农民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3年的2622．2元，增长了2488．6元，年均增长99．54元。但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相比，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还是较慢，收入水平较低，尤其是1997年后进入长期的低速增长状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国内学术界对此作了许多有益和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与措施，主要有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镇化推进论等。结合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特殊国情和农业本身的特点来分析，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才是当前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选择和重要途径。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实物资本短缺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即“农村资源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和农村地区的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由此进入恶性循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本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但是，历年来对农村进行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户，尤其是国家投资起着支配性作用。银行、企业、其它社会团体、机构以及个人尽管也有一定投入，但总量上很有限，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还未被调动起来。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各种措施中，财政支农资金起到关键的作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其支农的数量，更在于其支农的质量和效率。而自1995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呈下降趋势，且不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效益都不是很理想，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为此，本文试图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财政支农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并进行理论解释。
二、实证方法
建立结构模型的方法一般是利用经济理论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经济理论往往不能为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格定义，加之内生变量可能同时出现在方程的左右两边，使得估计和推论问题变得复杂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有关多变量建模的非结构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就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它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将每个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
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t=A1yt-1+A2yt-2+…+Apyt-p+B1xt+…+B1Xt-1+εt (1)
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为d维外生变量向量，A1’A2’L，Ap和B1’B2’L，Br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阶和r阶滞后期。εt为随机扰动项，其同时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关，但不能与自身滞后值和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
VAR模型做出正确推断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具有平稳性，当变量非平稳但具有协整关系时，基于VAR模型做出的判断也是可靠的。本文将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模型的设计
衡量农民收入问题时，很多文献表明财政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因此，可构造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Y=F(K，L，G) (2)
其中，Y代表真实农民收入，K为私人投资，L为从业人数，G为财政农业支出。但在实际分析中，为了体现财政农业资金投入结构的作用，我们对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进行分类。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把财政农业支出G分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GI、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GT、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GJ和其他。此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已不构成经济增长的约束(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模型(1)式中，又略去了L。因此，本文用以分析财政农业资金投入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模型形式为：
Y=F(K，GI，GT，GJ) (3)
在上述模型中，当采用Cobb-Dauglas生产函数形式并两边取对数时，就可得到本文所采用的用以分析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最终模型形式：
1nY=C +α1nK +β1nGI +λ1nGT +γ1nGJ (4)
其中：C为常数项；α，β，λ，γ为回归系数，Y为农民实际收入(除作特殊说明的数据外，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
四、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而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所有变量服从同阶单位根过程，即变量I(1)过程。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检验法，通常对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的一般方程为：
△Yt=α0+γYt-1+∑βi△Yt-i-1+α2t+εt (5)
假定零假设为H0：γ=0，备择假设为H1：γ＜0。如果零假设成立，意味着Yt是非平稳序列；反之，若拒绝H0，则意味着Yt是一个平稳时间序列。将γ对应的t统计值与ADF检验表中的临界值进行比较，t统计值＞临界值，则接受H0，认为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方程的选取根据相应的图形来确定，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SIC原则，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也就是都是 属于序列I(1)。因此，它们满足构造VAR模型的必要条件。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选择滞后阶数，本文中滞后一阶的SC值最小，滞后三阶的AIC值最小，不好判断，只好利用LR最终确定按照AIC原则确定滞后阶数为3阶来构建VAR模型。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Stepwise进行自变量筛选，K被剔除。接下来由表2给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根据表2中的LR统计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变量之间只具有一个协整关系，其表达式为：
LY=0．253057LGN-0．666573LGI+0．287171LGT
(0．09841) (CP．12654) (0．18867)
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就长期而言，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民增收效应高低的次序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最高，其次是支农支出，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差。
五、对实证结果的解释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见图1)，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因此，在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的情况下，提高支农资金效益就显得尤为必要。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农民增收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用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最高、支农支出次之、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差。而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分配的现实是，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最大，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比最小。所以，现行财政支农结构存在一定的偏差。
从图2可以看出，支农支出从1980～2004年的数据都不低于50％，近年来更是呈现出增长的趋势，2004年增至71．83％。然而，有关数据显示，在这一项比重过大的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政府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费用，而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比重过小。行政事业费主要用于相关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难以惠及农民，这也是支农支出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成为增加农民纯收入的不利因素，而在这项支出中，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建设比重较大，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根据水利部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1978～2000年水利支农资金投入总量约为2036亿元，其中大部分被应急投到了防洪、抗旱、灌溉等救急性工程项目上，真正用于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良种工程、重要农产品基地以及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够，而这些项目都是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此外，林业生态建设投资也有较大增长，所占比重提高很快。水利、林业生态等社会效益显著，收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其投入长期以来一直统计在农业投入中，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入的规模。最后，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虽然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但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支农支出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基本维持在每年10亿元左右，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农业科技投入的严重不足，使我国农业生产受到技术的约束，导致农业经济效益下降，农民增收缓慢。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长远看，农业投入不足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农业投入政策。
(一)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形成政府支农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一是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二是政府新增财力要向“三农”倾斜，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要切出一定份额用于农业。
(二)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
具体来说，一是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所以，必须增加科研与技术推广投入，完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以提高农产品品质，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快速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增加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投入。三是推进乡镇行政体系改革，减少农村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费用。乡镇政府应明确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降低管理成本，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四是调整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1)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的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2)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事业建设；(3)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重点。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