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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中，既包含着传统儒家“大同”世界的因素，又渗透着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成分。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在精神实质上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抗，实现手段是建立理想的公社组织，都强调物质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与精神上的禁欲主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其理论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偏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从而带来巨大的损失。但是，毛泽东的实践也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