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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对面的男子。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指前妻），谁也不想伤害，结果还是伤害了她。”男子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那一天，还不想伤害女儿，可却给女儿带来最大的伤害，在心灵上……想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又问。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表情尴尬，木讷。
“假如时间回到那个时候（指行凶时刻），你会怎么做？”
“那有可能死的是我。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
这是由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录制的《临刑会见》，也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截至目前，制片人兼主持人丁瑜已经完成了与226名死刑犯的对话。
“我不同情他们，只是惋惜。”丁瑜说。
“没有人不想活着”
丁瑜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从开始参加工作，她就做法制节目。
《临刑会见》是她在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制作之初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周一期。
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采访一般在二审开庭时进行（自2007年起，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后期制作时，再加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最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有时，丁瑜和她的团队也会在罪犯临刑前去看守所采访。“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7点赶到看守所。但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这种形式，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
“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要受到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
是否接受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在丁瑜看来，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她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临刑会见》栏目组在选材上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关系、青年犯罪和邻里纠纷领域内的恶性犯罪案件。对此，栏目编导王李的解释是，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在河南，你可以在家里、餐厅、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甚至监狱里收看这档节目，它拥有8000万观众，是河南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
在一次与观众的互动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临刑会见》节目，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对话中的冲动
一个死刑犯，从被捕到终审判决，一般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们也会有一些思考。丁瑜和他们之间的对话路径通常有迹可循，不过也并非总是按部就班。
包荣亭，一名男同性恋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对话期间，他主动问起：“你觉得舒服吗？感觉难受还是舒服？”
“啊，没有。”丁瑜答。
“那这就对了。”包荣亭说。
这一次，为了尊重对方，维持谈话氛围，丁瑜向这名罪犯撒了谎。
每次采访开始时，丁瑜一般都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
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但也有例外，那次让丁瑜格外心寒。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当他们意识到绑错人的时候，并没有放走这名少女，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
“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自己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但当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孩子，所有人都应该恨你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
“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丁瑜最后说。
“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维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内心的影响依旧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08年，丁瑜在采访包荣亭1个月后，对方要求在临刑前再见她最后一面。
“这是要去哪里，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他答道：“要死了，说什么呀。”
没有亲人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
事后，丁瑜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这样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天使，因为我去见这些人是工作需要。我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他为何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临死前的心态，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丁瑜说。
“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尽量剥离。”丁瑜说，“其实知道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何况是人呢？”
丁瑜说她不是靠倾诉来缓解压力的，而是靠理性的自行调节。每次采访结束，她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然后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依旧无处不在。（据《时代周报》《看天下》相关资料整理）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指前妻），谁也不想伤害，结果还是伤害了她。”男子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那一天，还不想伤害女儿，可却给女儿带来最大的伤害，在心灵上……想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又问。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表情尴尬，木讷。
“假如时间回到那个时候（指行凶时刻），你会怎么做？”
“那有可能死的是我。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
这是由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录制的《临刑会见》，也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截至目前，制片人兼主持人丁瑜已经完成了与226名死刑犯的对话。
“我不同情他们，只是惋惜。”丁瑜说。
“没有人不想活着”
丁瑜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从开始参加工作，她就做法制节目。
《临刑会见》是她在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制作之初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周一期。
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采访一般在二审开庭时进行（自2007年起，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后期制作时，再加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最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有时，丁瑜和她的团队也会在罪犯临刑前去看守所采访。“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7点赶到看守所。但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这种形式，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
“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要受到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
是否接受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在丁瑜看来，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她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临刑会见》栏目组在选材上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关系、青年犯罪和邻里纠纷领域内的恶性犯罪案件。对此，栏目编导王李的解释是，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在河南，你可以在家里、餐厅、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甚至监狱里收看这档节目，它拥有8000万观众，是河南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
在一次与观众的互动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临刑会见》节目，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对话中的冲动
一个死刑犯，从被捕到终审判决，一般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们也会有一些思考。丁瑜和他们之间的对话路径通常有迹可循，不过也并非总是按部就班。
包荣亭，一名男同性恋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对话期间，他主动问起：“你觉得舒服吗？感觉难受还是舒服？”
“啊，没有。”丁瑜答。
“那这就对了。”包荣亭说。
这一次，为了尊重对方，维持谈话氛围，丁瑜向这名罪犯撒了谎。
每次采访开始时，丁瑜一般都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
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但也有例外，那次让丁瑜格外心寒。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当他们意识到绑错人的时候，并没有放走这名少女，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
“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自己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但当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孩子，所有人都应该恨你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
“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丁瑜最后说。
“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维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内心的影响依旧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08年，丁瑜在采访包荣亭1个月后，对方要求在临刑前再见她最后一面。
“这是要去哪里，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他答道：“要死了，说什么呀。”
没有亲人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
事后，丁瑜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这样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天使，因为我去见这些人是工作需要。我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他为何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临死前的心态，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丁瑜说。
“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尽量剥离。”丁瑜说，“其实知道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何况是人呢？”
丁瑜说她不是靠倾诉来缓解压力的，而是靠理性的自行调节。每次采访结束，她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然后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依旧无处不在。（据《时代周报》《看天下》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