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北京户籍、外来人口首次“双降”。
　　日前，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人口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显示，自1949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性趋势，而201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均呈现下降，这是建国以来的首次。
　　具体数字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在2017年末为794.3万人，与2016年年末相比减少13.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6年的37.2%下降为2017年的36.6%;北京市户籍人口2017年末为1359.2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3.7万人，降幅3%。
　　关于控制人口规模，决策层早有论断。201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做出批复，明确指出“北京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切实减重、减负、减量发展，实施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外来人口为何离开：“产业离开了，人自然就走了”

　　住，是每一个外来人口必须面对的刚需问题。
　　2017年11月18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聚福缘群租公寓的一场大火，造成了18人死亡的惨痛后果，此后北京市辖区范围内大量群租和廉价公寓成为被严格清退的对象。租赁供给侧的快速变化，直接将外来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推向了是走是留的选择面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地区租赁市场的产品形态大致分为四种：高端豪华公寓、白领公寓、青年公寓、群租公寓。其中高端豪华公寓的价格上不封顶;白领公寓的价格在每月5000元以上;青年公寓专门针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群体，价格在两三千元。
　　相比前三档次的公寓，群租公寓的租赁价格显然要低不少。以北京市南城某处群租公寓为例，在被清退之前的月租金仅为不到一千元每人，而且群租的人口密度越大则价格越低，这对尽可能节省生活成本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是很现实的选择。
　　随着群租公寓的大面积消失，失去栖身之所、月收入有限的外来人口群体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住进每月至少两三千元租金的青年公寓，要么离开北京。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群租公寓和违章建筑的清理可以被视为外来人口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但背后更大的原因是北京市近年来对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分布和人才结构的调整。
　　“北京外来人口数量的下降主要归功于对批发市场等人口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和清退，人口是随着产业走的，当在北京已经没有适合从事的产业时，相关人口会自动地离开这一地区。”李国平认为，与产业转移的巨大作用相比，群租房和违章建筑的清退显得不那么重要，“当批发市场不在这里了，与其相关的就业岗位也不在这里了，不具备其他生存技能的人只能选择离开。”李国平说。

户籍人口为何下降？

　　《蓝皮书》认为，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减少与两个直接原因有关：人口老龄化以及“进京指标”的继续收紧。
　　《蓝皮书》引用北京城市人口年鉴的数据称，2010年北京市65岁及以上人口有170.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8.7%，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237.6万人，占总数的10.5%;与此同时，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从2010年占总人口比例的82.7%，降至2017年只有78.6%。
　　通俗的解释便是，北京市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愈加明显：2010年时每100名劳动人口只需要抚养21名老人和儿童，2017年每100名劳动人口则需抚养27名老人和儿童。与之相比，北京延续了一直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自1991北京市人口自然出生率降至10‰以下，之后各年均未超过这一比例。1998年到2006年为生育率最低的时段，基本维持在5‰至6‰之间。
　　随着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出生率出现明显增长，2015年达到近8‰，2017年则上涨至9.06‰，但未超过10‰的自然出生率依然属于超低生育率，在死亡率呈基本稳定之势（1998—2017年一直稳定在5‰左右）的背景下，北京市户籍人口下降已不可避免。
　　“新北京人”是另一个补充户籍人口的重要渠道，但是这一群体的总量依然受到严格控制。据李国平分析，北京市人事局每年设定30万至50万的“进京指标”，这些“新北京人”也可以很好地填补出生率低而死亡率基本稳定造成的户籍人口下降，但很显然这一指标并没有放开而是持续收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北京市某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获悉，该公司每年都会从北京市人事局获得一定数额的“进京指标”，主要用于应届毕业生的落户问题，但近年来指标数量一直在减少，“不清楚2018年一年北京市的指标总数是多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每年都在降低。”该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人口持续负增长并非好事

　　与严格控制人口总数的上海和北京两地相比，准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似乎也为上述两城的人口控制做了“贡献”。
　　武汉于2017年提出留下百万毕业生的口号，即只要是在武汉本地毕业的本科生就可以获得武汉市户籍;天津也在同一年出台了本科毕业即可落户天津的政策。此外，西安、成都、长沙等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似乎为那些难以留在北上广的人才提供了新的去处。
　　“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不可能不对一线城市的人口产生影响，至少给了追求性价比的年轻人多了一些选择。”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看来，当不再有适合从事的产业，生活成本又居高不下时，北京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已经不具备性价比上的优势。
　　但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隐忧，即控制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李国平认为，人口控制也不可“矫枉过正”，北京若想在重点布局的高新技术产业有所成就，并完全实现“四个中心”的定位，每年轻微的人口增长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是不可或缺的，若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再延续数年，对北京而言并不是好消息。
　　“城市的活力要靠人口來带动，人口持续下降意味着城市活力的丧失，地位也有可能被替代。目前距离中央要求的2300万的人口红线还有一百余万的空间，这部分人口如何引进，该怎样合理布局，是下一个阶段应该重点考虑的。”李国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