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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正杰住在大学城的一个“城中村”里，我去过很多次，和他一边煮酽茶，一边聊艺术。
聂正杰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画家，能搞到一幅他的画稿也是一种幸运。为此我揣摩了很久，最后打定主意，借着酒劲向他讨一幅画稿。
要喝酒就不能开车，这也让我有机会走错路，在“城中村”转悠了一大圈。
乘坐地铁，从陈家桥站1号口出来。和平常开车不一样，以前开车时看到的是工地的蓝色挡板和窄窄的路，两边已没了居民的房屋。现在视角是俯视的，远处一大片空旷，临街处是驾校。
在我印象中，里面还有两家驾校。地广人稀，确实是开驾校的好地方。
沿途的重庆虎溪电机厂调迁指挥部和大量“陈电村”的门牌，指明了这里曾经是电机厂的厂区和家属区。随着大学城的建设，该厂作为大学城范围内最后一家工厂已迁至璧山。而一些建筑上隐约可见的雕塑或描绘而成的“八一”军徽，却又努力地诉说着光辉历史——这里曾有大学城“最早的大学”。
很多人对《亮剑》中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时怒吼“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这句台词印象深刻。而重庆炮校的历史，也可追溯到抗战时期。
1938年1月28日，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山西临汾成立，这也是后来第二野战军特科支队的源起。
重庆解放后，二野特科支队炮兵队、战车队进驻铜梁，成立西南炮兵学校，后改名为第二炮兵学校，再更名为重庆炮校。两年后，炮校迁往沙坪坝区陈家桥，就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1970年，重慶炮校撤销，虎溪电机厂接收进驻原炮校的房屋。
虽是误入，我却在这些遗迹中转悠得兴致勃勃的。
游泳池还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跳水台很有特色，整个建筑和外面的围墙装饰既有军校的遗痕，又有工厂的烙印。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人用作了鱼塘，突突冒水的不是喷泉，而是机器在为鱼供氧。
一个名为“快活林”的烤羊大排档占用了当年炮校礼堂很大的一地块。礼堂大门上方的“八一”军徽，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若隐若现。礼堂里面已经成了农家乐摆放杂物、圈养鸡鸭的地方。礼堂舞台上还存有当年的幕布、吊灯、控制台等，大厅的柱子上也保留着“讲文明，讲礼貌，争做文明观众”的标语。
聂正杰介绍，这里曾经还是录像厅，是陈家桥的文化活动中心。当然，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现在外墙上保留的两个齐胸高的小孔，是曾供人躬身买票用的，墙上“梦寐音像”几个字仍清晰可见。
聂正杰骑个小摩托来接我，又带着我去转悠了水塔、苏联专家楼、校长办公楼、招待所、第二食堂，很多地方已经挂上文物保护的牌子。
而他自己租住的地方是一个长方形小院，中间的坝子特别平坦，周围有花坛和一个小水池景观，看着像是幼儿园。
聂正杰指了指不远处，竟然是殡仪馆，“这个地方从出生到死亡都给人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中间一段繁华时光，要么在车间，要么在录像厅。”
聂正杰才是我来此地探访的主要对象。
他出生和成长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家里把房子抵押贷了款，才为他凑齐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路费。随后，他一边求学，一边卖画挣生活费和学费，包括还贷保住老家的房子。
城市和乡村带给他的巨大经济差异的感受，让他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城市核心地带的重庆大礼堂，有编制，干点美工的活儿，生活舒适，但这份“绘画棒棒”的工作让他觉得心灵受到束缚，没有创作的欲望，便辞职了。
在这里，他创作出了《存在》。这幅油画作品整体是灰色调，但透过残破的墙壁，看到的天空是蔚蓝色的。
“我住的这个地方就存在这样一种冲撞，刺激眼球、反衬生活，希望和失望并存，历史与未来交织，物质和精神缠绕。”聂正杰说，《存在》一直卖不出去，他抱着“画展人多，碰碰运气说不定就卖出去了”的心态，参加了2012年约翰·莫尔新绘画大奖赛，获得了这幅画的唯一一个大奖。
功成名就后，聂正杰仍住在这里，骑着小摩托进进出出，在旧厂区里随意走动，画着一幅又一幅画。
他很少再参加画展，他的画却越来越受藏家钟爱，也越来越被艺术评论家所聚焦。总有慕名者找上门来，就像越来越多的文保专家对这些遗存的老楼悉心考证，寻找着更能准确表达其深邃内涵的语言。
我奉承他：“这里可是一个风水宝地，孕育出了你这样一个艺术家。你看，院外双目触及的是车马繁华，回身园内可掬一捧自由的碎渣，踱步入室又可驰骋于艺术空间，画你想画的油画。”
“我给你画一幅肖像吧。”他提议。
我虽蓄谋已久，但他主动说出来时，还是让我“犹豫”了片刻：“肖像画？为什么？是防备我转手就卖吗？也对，我不能轻易卖掉‘自己’吧。”
聂正杰手指门外，说：“你的长相适合我的创作。”
“何解？有沧桑感？”我想，或许是人到中年，沧桑是一种财富。
“是破败感！”聂正杰打趣我，瞬间眼神又黯淡下来，“破败也是有价值的，我的画最初不为人识，这个地方几十年也不为人识，你也不为人识……这个院子马上就要被拆了，我要搬家了，说不定再也画不出这种感觉了。”
“不会不会。”我赶紧劝慰，“这种环境的感觉已经刻在你记忆深处了，今后会有更有力的东西进入你的创作，你会有更具突破性的作品！”
我一边说，一边靠上一堵破旧的砖墙，摆出思想者的造型。
聂正杰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画家，能搞到一幅他的画稿也是一种幸运。为此我揣摩了很久，最后打定主意，借着酒劲向他讨一幅画稿。
要喝酒就不能开车，这也让我有机会走错路，在“城中村”转悠了一大圈。
乘坐地铁，从陈家桥站1号口出来。和平常开车不一样，以前开车时看到的是工地的蓝色挡板和窄窄的路，两边已没了居民的房屋。现在视角是俯视的，远处一大片空旷，临街处是驾校。
在我印象中，里面还有两家驾校。地广人稀，确实是开驾校的好地方。
沿途的重庆虎溪电机厂调迁指挥部和大量“陈电村”的门牌，指明了这里曾经是电机厂的厂区和家属区。随着大学城的建设，该厂作为大学城范围内最后一家工厂已迁至璧山。而一些建筑上隐约可见的雕塑或描绘而成的“八一”军徽，却又努力地诉说着光辉历史——这里曾有大学城“最早的大学”。
很多人对《亮剑》中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时怒吼“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这句台词印象深刻。而重庆炮校的历史，也可追溯到抗战时期。
1938年1月28日，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山西临汾成立，这也是后来第二野战军特科支队的源起。
重庆解放后，二野特科支队炮兵队、战车队进驻铜梁，成立西南炮兵学校，后改名为第二炮兵学校，再更名为重庆炮校。两年后，炮校迁往沙坪坝区陈家桥，就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1970年，重慶炮校撤销，虎溪电机厂接收进驻原炮校的房屋。
虽是误入，我却在这些遗迹中转悠得兴致勃勃的。
游泳池还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跳水台很有特色，整个建筑和外面的围墙装饰既有军校的遗痕，又有工厂的烙印。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人用作了鱼塘，突突冒水的不是喷泉，而是机器在为鱼供氧。
一个名为“快活林”的烤羊大排档占用了当年炮校礼堂很大的一地块。礼堂大门上方的“八一”军徽，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若隐若现。礼堂里面已经成了农家乐摆放杂物、圈养鸡鸭的地方。礼堂舞台上还存有当年的幕布、吊灯、控制台等，大厅的柱子上也保留着“讲文明，讲礼貌，争做文明观众”的标语。
聂正杰介绍，这里曾经还是录像厅，是陈家桥的文化活动中心。当然，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现在外墙上保留的两个齐胸高的小孔，是曾供人躬身买票用的，墙上“梦寐音像”几个字仍清晰可见。
聂正杰骑个小摩托来接我，又带着我去转悠了水塔、苏联专家楼、校长办公楼、招待所、第二食堂，很多地方已经挂上文物保护的牌子。
而他自己租住的地方是一个长方形小院，中间的坝子特别平坦，周围有花坛和一个小水池景观，看着像是幼儿园。
聂正杰指了指不远处，竟然是殡仪馆，“这个地方从出生到死亡都给人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中间一段繁华时光，要么在车间，要么在录像厅。”
聂正杰才是我来此地探访的主要对象。
他出生和成长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家里把房子抵押贷了款，才为他凑齐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路费。随后，他一边求学，一边卖画挣生活费和学费，包括还贷保住老家的房子。
城市和乡村带给他的巨大经济差异的感受，让他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城市核心地带的重庆大礼堂，有编制，干点美工的活儿，生活舒适，但这份“绘画棒棒”的工作让他觉得心灵受到束缚，没有创作的欲望，便辞职了。
在这里，他创作出了《存在》。这幅油画作品整体是灰色调，但透过残破的墙壁，看到的天空是蔚蓝色的。
“我住的这个地方就存在这样一种冲撞，刺激眼球、反衬生活，希望和失望并存，历史与未来交织，物质和精神缠绕。”聂正杰说，《存在》一直卖不出去，他抱着“画展人多，碰碰运气说不定就卖出去了”的心态，参加了2012年约翰·莫尔新绘画大奖赛，获得了这幅画的唯一一个大奖。
功成名就后，聂正杰仍住在这里，骑着小摩托进进出出，在旧厂区里随意走动，画着一幅又一幅画。
他很少再参加画展，他的画却越来越受藏家钟爱，也越来越被艺术评论家所聚焦。总有慕名者找上门来，就像越来越多的文保专家对这些遗存的老楼悉心考证，寻找着更能准确表达其深邃内涵的语言。
我奉承他：“这里可是一个风水宝地，孕育出了你这样一个艺术家。你看，院外双目触及的是车马繁华，回身园内可掬一捧自由的碎渣，踱步入室又可驰骋于艺术空间，画你想画的油画。”
“我给你画一幅肖像吧。”他提议。
我虽蓄谋已久，但他主动说出来时，还是让我“犹豫”了片刻：“肖像画？为什么？是防备我转手就卖吗？也对，我不能轻易卖掉‘自己’吧。”
聂正杰手指门外，说：“你的长相适合我的创作。”
“何解？有沧桑感？”我想，或许是人到中年，沧桑是一种财富。
“是破败感！”聂正杰打趣我，瞬间眼神又黯淡下来，“破败也是有价值的，我的画最初不为人识，这个地方几十年也不为人识，你也不为人识……这个院子马上就要被拆了，我要搬家了，说不定再也画不出这种感觉了。”
“不会不会。”我赶紧劝慰，“这种环境的感觉已经刻在你记忆深处了，今后会有更有力的东西进入你的创作，你会有更具突破性的作品！”
我一边说，一边靠上一堵破旧的砖墙，摆出思想者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