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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言诗代表作品《古诗十九首》诗歌渊源的讲解，是大学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重难点。通过追溯《古诗十九首》的历史踪迹，解析《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民间歌谣和乐府诗歌的继承与发展，探索其艺术渊源，发掘其在文学史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古诗十九首》语言质朴、凝练，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人诗体，使情景交融的手法更为纯熟，使诗歌由“言志”转为“缘情”。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诗经》;《楚辞》;乐府诗;渊源
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古诗十九首》这一章，重在讲清其文学发源，即其对前一时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在其《渔洋诗话》中讲到了文学的继承关系，“《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这段评价放眼历史、文学史，从文学发展和继承规律人手，寻找到了《诗经》《楚辞》、汉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内在关联，因此，这段评价历来受到诗学家、史学家、评论家们的认同。
一、《古诗+九首》对《诗经》的继承
在讲授《古诗十九首》和《诗经》的继承关系时，教师可以从题材内容、情感表现方式等方面来讲。台湾学者张清钟在其专著《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中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古诗十九首》可以兴感人之情意，可以考见得失.观察流俗。其辞温柔敦厚，和而不流，言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家庭之情感，陈政治之得失，刺人伦之道，无不赅括，其中多托物比兴，用鸟兽草木为譬，足以资多识。凡诗之性情、倚托、比兴三者，莫不包涵，其所以能独高千古，盖得助于三百篇之遗意。”这段话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继承关系，《古诗十九首》无论是题材内容、情感抒发、诗歌风格还是写作手法都有“诗三百”的遗风。
就题材内容来说，《古诗十九首》是以游子怀乡和思妇怀人为基本内容的，这类题材内容的作品在《诗经》就已经有所反映。如脍炙人口的《小雅·采薇》就是一首典型的思乡诗。此外，《古诗十九首》还反映了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人生观的转变。这类诗歌在继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汉代士人阶层的生命意识。
就情感表现方式来说，《古诗十九首》为文人创作的诗歌，其语言质朴凝练，有《诗经》之遗风。《古诗十九首》作者也擅长引用和化用《诗经》中的诗句和典故。《迢迢牵牛星》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提到的牛郎星和织女星，最早在《诗经·小雅·大东》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院彼牵牛，不以服箱”两句中出现。
就叙事和抒情手法来说，《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经典的“赋”“比”“兴”手法。“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是托物比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是直陈其事。
就诗体来说，《诗经》以四言为主，《古诗十九首》以五言为体，《古诗十九首》突破了《诗经》的四言诗体。从四言发展到五言这是文学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辩证统一。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情感的增加，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承载所要表达的内容，新的形式必然要产生。
此外，《诗经》与《古诗十九首》都有大量关于时间的描写，二者都将斗转星移、季节转换等时间变化作为烘托所要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不同的是，《诗经》中时间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如用天文历法、气象、植物的生长等表时间。《古诗十九首》并不着眼于交代时间，而是将时间与意境、情感结合起来，情景交融。《诗经》与《古诗十九首》都通过勾勒画面、描摹场景来抒发情感。但《诗经》的画面较为写实，而《古诗十九首》的畫面较为虚化。
二、《古诗+九首》与《楚辞》的渊源
教师在讲授《古诗十九首》与《楚辞》的渊源时，要重在分析它们都是文人抒发失意之作以及它们共同具有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为代表，从主题内容来看，主要反映了被流放之人的失意、求索、怅然的去国离乡的悲伤苦闷之情。
《古诗十九首》同样也是汉末失意文人的抒情作品，同样也反映了去国怀乡的流离之苦以及被时代贻误的哀怨苦闷。以《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为例来看：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的“涉江”是《楚辞·九章·涉江》的题目，同时也活用了《涉江》的本意，即诗人起早贪黑在江畔上下求索，采鲜花和芳草，以寄托所思。第三、四两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活用了《楚辞·九歌·山鬼》中的诗句“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句意相同，并且都在诗中起到了点明题旨的作用。
《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屈原擅长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表达充沛的情感，也擅长用繁花似锦的比喻来表达复杂的情绪。《古诗十九首》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东城高且长》一诗以“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表示时间的流逝，以“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表现因思念所幻化出的虚境。
台湾学者黄永武在其著作《中国诗学思想篇》中提到，“在中国的古典诗中，总爱假托一个美人的幻象，来建立起灵光闪烁、美得绝对的理想世界。那美人的幻象，往往被描绘在重重阻隔之外、亦幻亦真之中，似近实远，是超乎现实的空灵世界，桃花源一般地成为一个永远令人企求而又无法触及的幻境。诗人扮演着一个经年累月的追求者，引领徘徊，沉哀思慕，对圣洁的‘美人幻象’永远寄予莫大的希望”。《楚辞》借“香草美人”来抒发政治理想，感叹在政治和家国上的抱负;而《古诗十九首》继承了“托物言志”的这一诗学传统，同时又把它发展为“托物言情”的手法，自此，这一手法也作为“传统”在我国诗歌史上发扬光大。
三、《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渊源
《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渊源最为密切，其继承关系也比较直接显著。可以从作者群体、语言特点、诗歌格调及抒情结构等方面来讲解。在历代的作品集和文献记载、作品评述中，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与乐府诗都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诗歌篇章也多有重复之处，汉乐府以其丰富的养料为古诗的创作提供了丰腴的土壤。 首先，从作者群体上看，汉乐府的作者大部分来自民间，是当时人民在劳作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文人群体。虽然不同的创作主体决定了诗歌具有不同的风貌。但《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塑造继承了汉乐府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平浅自然这一特点，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客从远方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西北有高楼》）等句亲切而又朴素、浅近而又真切。同时，《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还具有凝练和蕴藉的特点，契合了古代文人创作的规律习惯，其凝练来源于典故的运用、不着痕迹的雕琢，其蕴藉来源于真情的流露。
其次，从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格调和诗意所折射出来的士人心态来看，《古诗十九首》继承了汉乐府诗歌的质朴之风，但“苏（武）李（陵）、《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中的这段话十分中肯地道出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诗歌在格调、境界上的差异。汉乐府为民间劳作时传唱的民歌，有对生活的大量描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其创作动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比如，汉乐府中思妇大多是劳作中的妇女，她们敢于表达对爱情的忠贞，敢于向负心的人发出告诫，这种气魄在《古诗十九首》中很难找见。《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大多生活在狭小的天地中，或是一方庭院、或是一间阁楼，她们所能做的是绵绵无绝期的思念。
再从抒情的结构来看，汉乐府诗歌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汉乐府多采用铺叙的手法，其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古诗十九首》侧重融情于事，人物形象比较蕴藉，带有普遍性。乐府诗多以事情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走向为结构，古诗侧重沿着情感的起伏转换为结构。乐府诗深入浅出、发人深省，意境深厚，古诗随语成韵，意境超远。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从《诗经》《楚辞》、汉乐府为代表的三个源头中汲取了充沛的营养，同时又有所开拓，它使质朴的语言更为凝练，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人诗体，使情景交融的手法更为纯熟，使诗歌由“言志’，转为“缘情”。《古诗十九首》以其独特的魅力，开辟了后世诗歌创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谢发平.《古诗十九首集释》诗义结构初探[J].唐都学刊，1995，（2）.
[2]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3]黄永武.中国诗学思想篇[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
[4]曹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隋樹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上海：中华书局，1955.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诗经》;《楚辞》;乐府诗;渊源
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古诗十九首》这一章，重在讲清其文学发源，即其对前一时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在其《渔洋诗话》中讲到了文学的继承关系，“《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这段评价放眼历史、文学史，从文学发展和继承规律人手，寻找到了《诗经》《楚辞》、汉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内在关联，因此，这段评价历来受到诗学家、史学家、评论家们的认同。
一、《古诗+九首》对《诗经》的继承
在讲授《古诗十九首》和《诗经》的继承关系时，教师可以从题材内容、情感表现方式等方面来讲。台湾学者张清钟在其专著《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中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古诗十九首》可以兴感人之情意，可以考见得失.观察流俗。其辞温柔敦厚，和而不流，言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家庭之情感，陈政治之得失，刺人伦之道，无不赅括，其中多托物比兴，用鸟兽草木为譬，足以资多识。凡诗之性情、倚托、比兴三者，莫不包涵，其所以能独高千古，盖得助于三百篇之遗意。”这段话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继承关系，《古诗十九首》无论是题材内容、情感抒发、诗歌风格还是写作手法都有“诗三百”的遗风。
就题材内容来说，《古诗十九首》是以游子怀乡和思妇怀人为基本内容的，这类题材内容的作品在《诗经》就已经有所反映。如脍炙人口的《小雅·采薇》就是一首典型的思乡诗。此外，《古诗十九首》还反映了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人生观的转变。这类诗歌在继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汉代士人阶层的生命意识。
就情感表现方式来说，《古诗十九首》为文人创作的诗歌，其语言质朴凝练，有《诗经》之遗风。《古诗十九首》作者也擅长引用和化用《诗经》中的诗句和典故。《迢迢牵牛星》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提到的牛郎星和织女星，最早在《诗经·小雅·大东》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院彼牵牛，不以服箱”两句中出现。
就叙事和抒情手法来说，《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经典的“赋”“比”“兴”手法。“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是托物比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是直陈其事。
就诗体来说，《诗经》以四言为主，《古诗十九首》以五言为体，《古诗十九首》突破了《诗经》的四言诗体。从四言发展到五言这是文学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辩证统一。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情感的增加，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承载所要表达的内容，新的形式必然要产生。
此外，《诗经》与《古诗十九首》都有大量关于时间的描写，二者都将斗转星移、季节转换等时间变化作为烘托所要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不同的是，《诗经》中时间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如用天文历法、气象、植物的生长等表时间。《古诗十九首》并不着眼于交代时间，而是将时间与意境、情感结合起来，情景交融。《诗经》与《古诗十九首》都通过勾勒画面、描摹场景来抒发情感。但《诗经》的画面较为写实，而《古诗十九首》的畫面较为虚化。
二、《古诗+九首》与《楚辞》的渊源
教师在讲授《古诗十九首》与《楚辞》的渊源时，要重在分析它们都是文人抒发失意之作以及它们共同具有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为代表，从主题内容来看，主要反映了被流放之人的失意、求索、怅然的去国离乡的悲伤苦闷之情。
《古诗十九首》同样也是汉末失意文人的抒情作品，同样也反映了去国怀乡的流离之苦以及被时代贻误的哀怨苦闷。以《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为例来看：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的“涉江”是《楚辞·九章·涉江》的题目，同时也活用了《涉江》的本意，即诗人起早贪黑在江畔上下求索，采鲜花和芳草，以寄托所思。第三、四两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活用了《楚辞·九歌·山鬼》中的诗句“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句意相同，并且都在诗中起到了点明题旨的作用。
《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屈原擅长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表达充沛的情感，也擅长用繁花似锦的比喻来表达复杂的情绪。《古诗十九首》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东城高且长》一诗以“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表示时间的流逝，以“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表现因思念所幻化出的虚境。
台湾学者黄永武在其著作《中国诗学思想篇》中提到，“在中国的古典诗中，总爱假托一个美人的幻象，来建立起灵光闪烁、美得绝对的理想世界。那美人的幻象，往往被描绘在重重阻隔之外、亦幻亦真之中，似近实远，是超乎现实的空灵世界，桃花源一般地成为一个永远令人企求而又无法触及的幻境。诗人扮演着一个经年累月的追求者，引领徘徊，沉哀思慕，对圣洁的‘美人幻象’永远寄予莫大的希望”。《楚辞》借“香草美人”来抒发政治理想，感叹在政治和家国上的抱负;而《古诗十九首》继承了“托物言志”的这一诗学传统，同时又把它发展为“托物言情”的手法，自此，这一手法也作为“传统”在我国诗歌史上发扬光大。
三、《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渊源
《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渊源最为密切，其继承关系也比较直接显著。可以从作者群体、语言特点、诗歌格调及抒情结构等方面来讲解。在历代的作品集和文献记载、作品评述中，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与乐府诗都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诗歌篇章也多有重复之处，汉乐府以其丰富的养料为古诗的创作提供了丰腴的土壤。 首先，从作者群体上看，汉乐府的作者大部分来自民间，是当时人民在劳作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文人群体。虽然不同的创作主体决定了诗歌具有不同的风貌。但《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塑造继承了汉乐府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平浅自然这一特点，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客从远方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西北有高楼》）等句亲切而又朴素、浅近而又真切。同时，《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还具有凝练和蕴藉的特点，契合了古代文人创作的规律习惯，其凝练来源于典故的运用、不着痕迹的雕琢，其蕴藉来源于真情的流露。
其次，从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格调和诗意所折射出来的士人心态来看，《古诗十九首》继承了汉乐府诗歌的质朴之风，但“苏（武）李（陵）、《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中的这段话十分中肯地道出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诗歌在格调、境界上的差异。汉乐府为民间劳作时传唱的民歌，有对生活的大量描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其创作动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比如，汉乐府中思妇大多是劳作中的妇女，她们敢于表达对爱情的忠贞，敢于向负心的人发出告诫，这种气魄在《古诗十九首》中很难找见。《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大多生活在狭小的天地中，或是一方庭院、或是一间阁楼，她们所能做的是绵绵无绝期的思念。
再从抒情的结构来看，汉乐府诗歌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汉乐府多采用铺叙的手法，其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古诗十九首》侧重融情于事，人物形象比较蕴藉，带有普遍性。乐府诗多以事情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走向为结构，古诗侧重沿着情感的起伏转换为结构。乐府诗深入浅出、发人深省，意境深厚，古诗随语成韵，意境超远。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从《诗经》《楚辞》、汉乐府为代表的三个源头中汲取了充沛的营养，同时又有所开拓，它使质朴的语言更为凝练，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人诗体，使情景交融的手法更为纯熟，使诗歌由“言志’，转为“缘情”。《古诗十九首》以其独特的魅力，开辟了后世诗歌创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谢发平.《古诗十九首集释》诗义结构初探[J].唐都学刊，1995，（2）.
[2]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3]黄永武.中国诗学思想篇[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
[4]曹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隋樹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上海：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