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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吴晗在论证《金瓶梅》作者不是王世贞的同时，并没有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徽州人汪道昆，后来《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误以为吴晗最早提出了《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的观点。另外，《金瓶梅》中所述的枇杷、雪梨、鲥鱼等物产不惟徽州所独有，《金瓶梅》中的“看桌席”也并非徽州所特有的饮食习俗，因而都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出自徽州，也就不能作为《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论据。
关键词：《金瓶梅》 汪道昆 徽州
对《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质疑，笔者曾有《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质疑》一文，收录在安徽省徽学会2017年年会的会议论文集中。文章从徽州建置沿革、徽州方言、徽州习俗、汪道昆与《水浒传》的关系等方面反驳了以潘志义（笔名苟洞）为代表的《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但相关表述未尽，故而以此文重申先前的观点，即《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不能成立。
一.吴晗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
以潘志义为代表的《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在论证自己研究的时候，习惯于牵扯上吴晗的相关研究，认为吴晗最早提出了“汪道昆说”。如持“汪道昆说”的单传洪，即认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其“主流观点”是：“《金》最初作者最大的可能，是出生于黄山市西溪南镇松明山（古地名千秋里）的明代后期文坛领袖、剧作家汪道昆，或是以他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吴晗，吴晗在1934年发表《〈金〉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推论《金》作者是汪道昆。”[1]
这里所谓的“主流观点”、“最大的可能”，都是单传洪自己臆测的结果，学界对于“汪道昆说”的接受，尚未达到如此的高度。除单传洪外，其他持“汪道昆说”的学者也多利用吴晗的研究来宣传，可是实际上，吴晗根本没有提出过《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昆的观点，将《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归始于吴晗，源于这些学者对于吴晗观点的曲解。
为了证明吴晗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我们来看被“汪道昆说”持有者用来证明吴晗最早提出“汪道昆说”的证据，原文如下：
“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白谷或张风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的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嘉靖间的大名士”？[2]
吴晗的这一表述节选自其《〈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一文，意在否定《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说法，认为仅仅凭借“嘉靖间大名士”这一标准，不能认为《金瓶梅》作者就是王世贞，并举汪道昆、张风翼等人为例，来证明“嘉靖间大名士”不惟王世贞一人，但并没有说过《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如果依据上述文字就能认定吴晗是“汪道昆说”的最早提出者，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吴晗最早提出了“屠赤水说”、“王白谷说”、“张风翼说”，或“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说”，毕竟在吴晗的论述中，这些人是并列关系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证明，吴晗不可能认为汪道昆是《金瓶梅》的作者，如吴晗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2]，并以此来反对王世贞说，而汪道昆与王世贞同样来自于南方，则从方言角度来看，吴晗也不可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吴晗并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屡屡用吴晗引证，明显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
二.《金瓶梅》中的物产并非徽州所独有
《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注意从物产的角度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如潘志义认为：“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实际上是以徽州为背景的，书中反映的是明代万历时期徽州富商大贾奢侈的饮食文化。”[3]其证据即是“《金瓶梅》写到的物产极其丰富，徽州出产的土特产品应有尽有。”[3]但为潘志义引为证据的许多徽州物产，却并非徽州所独有，因而即便《金瓶梅》中描述的物产有些徽州同样有产，也不能作为《金瓶梅》作者出自徽州的证据。
在《金瓶梅与徽州饮食文化考》一文中，潘志义举出了如枇杷、雪梨、板栗、笋干等物产来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认为“徽州歙县出产的“三潭枇杷”和歙县上丰乡出产的“上丰雪梨”，就是在今天有着先进的运输工具的条件下，《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的临清市的人民也难以吃着，何况400余年前船运马驮人挑的时代。”[3]殊不知枇杷的产地分布很广，北至甘肃等地都有枇杷生长，绝非徽州一地独有，作者并没有说到书中的枇杷，即是歙县所产的三潭枇杷。
同样，潘志义认为书中的雪梨就是徽州的上丰雪梨，并且认为“上丰雪梨，栽培范围小，产量不多，最远也就销往附近府县，不可能运往千里之外的山东销售。”[3]同枇杷一样，《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说书中的雪梨，就是徽州的上丰雪梨。其实《水浒传》中已有雪梨的描述，如：
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心中没出气处，提了雪梨篮儿，一迳奔来街上，直来寻武大郎。[4]（《水浒传》第二十五回）
众所周知，《金瓶梅》敷衍《水浒传》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而成，其中同样描写到雪梨也是毫無问题的。另外，中国产雪梨的地方很多，比较著名的赵州雪梨距离《金瓶梅》叙事的地点清河、临清很近，为什么《金瓶梅》书中所写的雪梨不能是赵州雪梨而一定是徽州上丰雪梨，则无非是潘志义一厢情愿的解释罢了。
再如鲥鱼，为一种珍稀的经济鱼类，多产自长江、钱塘江、珠江等流域的中、下游水域。潘志义认为“山东临清，河北清河县怎能吃着鲥鱼？徽州新安江有产，又临近长江，才有鲥鱼吃。”[3]实际上，鲥鱼在新安江有产确然不差，不过大多在新安江下游江段，徽州段新安江则鲜有。另外，明中后期时位于北方的临清、清河同样可以吃到鲥鱼，这与大运河及明代鲥贡制度有关。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定都南京，鲥鱼就是钦定的贡物，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鲥鱼虽然产自南方，但是为了“维持宗庙的尊严与帝王的嗜欲”[5]，便有了贯穿明代始终的鲥贡制度，即通过大运河来运输在江南捕捞的鲥鱼，以供北京的皇室享用。不过由于贡船在捕捞与运输中，许多太监任意科敛，因而除上供京师外，太监们手头也会留有大量的鲥鱼，这些鲥鱼大量流散于运河两岸，“太监和官吏们相互馈赠鲥鱼，以使用鲥鱼为荣，就成为了一种风尚。”[6]鲥鱼虽不产自北方，但北方的运河两岸则由于鲥贡的存在，而有大量的鲥鱼流散，又因为贡船先过运河后到北京，太监和官吏们可以在皇帝之前享受这一美味，所以《金瓶梅》中应伯爵在西门庆面前感慨说：“就是朝廷还没有吃哩！”[7]
关键词：《金瓶梅》 汪道昆 徽州
对《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质疑，笔者曾有《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质疑》一文，收录在安徽省徽学会2017年年会的会议论文集中。文章从徽州建置沿革、徽州方言、徽州习俗、汪道昆与《水浒传》的关系等方面反驳了以潘志义（笔名苟洞）为代表的《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但相关表述未尽，故而以此文重申先前的观点，即《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不能成立。
一.吴晗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
以潘志义为代表的《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在论证自己研究的时候，习惯于牵扯上吴晗的相关研究，认为吴晗最早提出了“汪道昆说”。如持“汪道昆说”的单传洪，即认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其“主流观点”是：“《金》最初作者最大的可能，是出生于黄山市西溪南镇松明山（古地名千秋里）的明代后期文坛领袖、剧作家汪道昆，或是以他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吴晗，吴晗在1934年发表《〈金〉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推论《金》作者是汪道昆。”[1]
这里所谓的“主流观点”、“最大的可能”，都是单传洪自己臆测的结果，学界对于“汪道昆说”的接受，尚未达到如此的高度。除单传洪外，其他持“汪道昆说”的学者也多利用吴晗的研究来宣传，可是实际上，吴晗根本没有提出过《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昆的观点，将《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归始于吴晗，源于这些学者对于吴晗观点的曲解。
为了证明吴晗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我们来看被“汪道昆说”持有者用来证明吴晗最早提出“汪道昆说”的证据，原文如下：
“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白谷或张风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的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嘉靖间的大名士”？[2]
吴晗的这一表述节选自其《〈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一文，意在否定《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说法，认为仅仅凭借“嘉靖间大名士”这一标准，不能认为《金瓶梅》作者就是王世贞，并举汪道昆、张风翼等人为例，来证明“嘉靖间大名士”不惟王世贞一人，但并没有说过《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如果依据上述文字就能认定吴晗是“汪道昆说”的最早提出者，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吴晗最早提出了“屠赤水说”、“王白谷说”、“张风翼说”，或“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说”，毕竟在吴晗的论述中，这些人是并列关系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证明，吴晗不可能认为汪道昆是《金瓶梅》的作者，如吴晗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2]，并以此来反对王世贞说，而汪道昆与王世贞同样来自于南方，则从方言角度来看，吴晗也不可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吴晗并没有提出过“汪道昆说”，《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屡屡用吴晗引证，明显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
二.《金瓶梅》中的物产并非徽州所独有
《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注意从物产的角度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如潘志义认为：“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实际上是以徽州为背景的，书中反映的是明代万历时期徽州富商大贾奢侈的饮食文化。”[3]其证据即是“《金瓶梅》写到的物产极其丰富，徽州出产的土特产品应有尽有。”[3]但为潘志义引为证据的许多徽州物产，却并非徽州所独有，因而即便《金瓶梅》中描述的物产有些徽州同样有产，也不能作为《金瓶梅》作者出自徽州的证据。
在《金瓶梅与徽州饮食文化考》一文中，潘志义举出了如枇杷、雪梨、板栗、笋干等物产来证明《金瓶梅》出自徽州，认为“徽州歙县出产的“三潭枇杷”和歙县上丰乡出产的“上丰雪梨”，就是在今天有着先进的运输工具的条件下，《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的临清市的人民也难以吃着，何况400余年前船运马驮人挑的时代。”[3]殊不知枇杷的产地分布很广，北至甘肃等地都有枇杷生长，绝非徽州一地独有，作者并没有说到书中的枇杷，即是歙县所产的三潭枇杷。
同样，潘志义认为书中的雪梨就是徽州的上丰雪梨，并且认为“上丰雪梨，栽培范围小，产量不多，最远也就销往附近府县，不可能运往千里之外的山东销售。”[3]同枇杷一样，《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说书中的雪梨，就是徽州的上丰雪梨。其实《水浒传》中已有雪梨的描述，如：
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心中没出气处，提了雪梨篮儿，一迳奔来街上，直来寻武大郎。[4]（《水浒传》第二十五回）
众所周知，《金瓶梅》敷衍《水浒传》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而成，其中同样描写到雪梨也是毫無问题的。另外，中国产雪梨的地方很多，比较著名的赵州雪梨距离《金瓶梅》叙事的地点清河、临清很近，为什么《金瓶梅》书中所写的雪梨不能是赵州雪梨而一定是徽州上丰雪梨，则无非是潘志义一厢情愿的解释罢了。
再如鲥鱼，为一种珍稀的经济鱼类，多产自长江、钱塘江、珠江等流域的中、下游水域。潘志义认为“山东临清，河北清河县怎能吃着鲥鱼？徽州新安江有产，又临近长江，才有鲥鱼吃。”[3]实际上，鲥鱼在新安江有产确然不差，不过大多在新安江下游江段，徽州段新安江则鲜有。另外，明中后期时位于北方的临清、清河同样可以吃到鲥鱼，这与大运河及明代鲥贡制度有关。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定都南京，鲥鱼就是钦定的贡物，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鲥鱼虽然产自南方，但是为了“维持宗庙的尊严与帝王的嗜欲”[5]，便有了贯穿明代始终的鲥贡制度，即通过大运河来运输在江南捕捞的鲥鱼，以供北京的皇室享用。不过由于贡船在捕捞与运输中，许多太监任意科敛，因而除上供京师外，太监们手头也会留有大量的鲥鱼，这些鲥鱼大量流散于运河两岸，“太监和官吏们相互馈赠鲥鱼，以使用鲥鱼为荣，就成为了一种风尚。”[6]鲥鱼虽不产自北方，但北方的运河两岸则由于鲥贡的存在，而有大量的鲥鱼流散，又因为贡船先过运河后到北京，太监和官吏们可以在皇帝之前享受这一美味，所以《金瓶梅》中应伯爵在西门庆面前感慨说：“就是朝廷还没有吃哩！”[7]